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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高级研究员陈方正先生做客“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次开坛，以“人文精神之重建：回顾、反思与展望”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以陈方正先生在科学人文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一部分让读者受益自不待言。在西方人文主义谱系中，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以及福柯、德里达等人僭夺人文主义之名，行反人文主义之实，这一变化尚需仔细辨析。（作者语） 尼采、福柯是人文主义者吗？ 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身为牛津大学副校长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一般来说, 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迄今为止，对于人文主义的定义很多，但是，其核心都强调人的独特价值。人文主义起源于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强调，作为人，应发展“人之所以为人”在思想与精神上的特质，在智慧、气质和习性上能有所提升，讲求在人格上能做到有尊贵的心灵。 陈方正指出，比较思考东西方文明，其实是要为人文精神找一个共同要素，找到其底蕴所在。从外延看，今天所谓“人文精神”无异于传统文化；而从内涵看，传统文化绝大部分也都是以“人”为中心和根本的。 如果从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来看，说“人文精神”无异于传统文化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这一判断则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传统文化以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家族这样小共同体为本位，个人受到压制，人本主义的成分并不发达。 按照孟建伟教授的划分，西方人文主义有三种不同形式, 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的“人” , 是理想化的“完整的人” 、“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从希腊罗马古典典籍中发现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包括人文主义、民主思想、探索精神、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世俗观念等等。此时的人文主义者以人为中心，宣扬人是万物之本的思想，以对抗以神为中心、神主宰一切的观念。在反抗宗教压迫和经院哲学的过程中，科学与人文明显互补。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在其源头, 即在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那里，演变成了非理性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基调。而这种非理性主义的继承者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人越走越远，实际走到了人文主义的反面。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作为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尼采自认为先知或救世主，他的著作是“战争宣言”，征伐对象是笼罩欧洲的精神危机。尼采着迷于权力，推崇新立法者“超人”。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倡议，以“超人”的价值观取代既有的信念，若有必要，“超人”绝不回避暴力与残酷：“他若要成为善与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成为毁灭者，并打破既有价值观，因此最大的恶也归于至高的善……恶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唯有借由恐怖与暴力的开展，一个宰制的族群才会诞生。20世纪的蛮族，你们在哪里？” 尼采宣扬实力政治，提出消灭弱势族群，玩弄“优等种族”概念，鄙视以懦弱的“奴隶道德”侵蚀欧洲贵族文化论述的犹太人。有学者认为，尼采构想的战争，其规模可能大大超过了希特勒及其党羽的能力所及。1981年，某杂将两人的头像并列，称“希特勒——执行者，尼采——构思者”。 尼采的追随者海德格尔紧随其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同一天，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几个星期之后，海德格尔带头在弗莱堡大学清洗包括其恩师胡塞尔在内的犹太人教师。《海德格尔全集》第16卷显示，他将风行一时的纳粹种族意识形态，深刻内化为个人思想。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尔积极游说巴登邦文化部长，企图设立一个“种族研究与遗传学”讲座。无论是在哲学思想还是在公开言论上，海德格尔都积极配合纳粹，赞扬希特勒。 显而易见，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是反人本主义的，他们已经在非理性主义哲学路径上走火入魔。而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继续深入泥淖。他们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进一步推向极端, 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所关注的“人”及其“人性”被消解了。丹尼尔·贝尔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了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 放弃了客体而注重心态。”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成了“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进入了类似“疯癫”和“精神分裂”的“无意识”范围。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群体中，德里达、福柯等人即是典型。  米歇尔·福柯 福柯推崇尼采，他最著名的谬论，就是将知识降格为权力。福柯不诚实地指称知识“具有凶暴的特质，违背人类福祉”，这种反智主义倾向，居然在美国受到热烈响应，衍生了各种版本与形式，造成了知识界的混乱。德里达以解构主义为武器，进入文学、历史、政治与社会等领域。作为巴塔耶与布朗肖的精神传人，他从早年声名初噪时，即不断对西方世界作“总体批判”。德里达完全不信任现代自然法传统，认为它是无可救药的逻各斯中心。这个传统表现出逻各斯的霸权，无法为他者与差异的主张达成正义。1981年12月，德里达因为在胡萨克掌权的捷克秘密举办哲学研习班而被捕。此时，他身为法国公民享有的“法治”完全被剥夺。后来，法国总统密特朗直接出面，德里达才被释放。获释后不久，德里达清晰地阐述自己身处一个非常怪异的思想情境。此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还以极端的立场，从艺术角度批判科学和理性，既反科学也反人文。 如果人们坚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其核心是人本主义，那么，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人就非但不是人文主义者，而是人文主义的敌人；如果要把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划归人文主义者，那么这一“人文主义”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其核心也并非人本主义。 在《非理性的诱惑》中，作者理查德·沃林指责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提供的是“有毒的思想”。他们披着人文主义的外衣，却在实质上反人文主义，并且不遗余力地攻击理性与科学。对于他们的呓语，因此需要格外警惕。 作者：张弘，凤凰网主笔。 【相关阅读】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重磅开坛 陈方正陈鼓应等纵论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