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2018年7月10日，香港著名企业家田家炳辞世，享年99岁。被称为“皮革大王”的田家炳，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富豪的样子，却在“田家炳基金会”成立的24年间，捐赠了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这似乎是一代香港实业大亨共同的慈善轨迹，无论田家炳，还是邵逸夫、李嘉诚等人，都热心于教育的公益事业，尤其致力于捐助大陆教育。背后一方面和他们各自的早年拼搏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香港慈善传统下彰显家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同时，商人作为长期被中国主流话语权轻视的群体，需要通过热心教育为所谓“重利轻义”正名。此外，资助教育还是一个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展现诚意，推动商业合作的方式。当然，如果把好事做了一辈子，就绝不再是什么商业考量、面子工程了。 田家炳那一代人多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内地，几乎是浸润在浓厚儒家文化里的最后一辈，他们的一生都在努力恪守儒家道德。而在如今这个不缺乏谈论儒家的年代，真正的儒商却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田家炳的离开也是一种品质渐行渐远的注脚。  田家炳 1 皮革大王田家炳去世了，享年99岁。他为人低调，被大众熟知的是教育事业。据统计，田家炳累计捐助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大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很多学子的记忆里都有一所田家炳学校，所以新闻一出，人们自发怀念他。 他的确是一个不怎么宣传自己的人，如果不是去世，很多受惠于他的学生都不知道他；他与许多文化名流往来，但你在网上几乎搜不到太多交往轶事，因为他不会特地叫人宣传。晚年，他把钱都给了教育，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富豪样儿。《田家炳传》的作者回忆：“十九号，我去了香港，到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家里，唉，真的不如我住的好，一切生活，跟我的水平一样，竟然还没有阳台，竟然一抬头，就能看到他老人家原来住的房子！七百多平米呀，大house，花园洋房游泳池，一应俱有，他却卖了，把钱捐给了大陆办学，自己每年倒贴20万元租房子住，有产变无产，我说他是把自己“捐裸”了。” 田家炳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个受客家文化熏染的文化人。他的家庭文化气浓厚，重视儒家文化的培养。田家炳家乡的老屋“拱辰楼”，就取自《论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田家炳从小就读了《论语》《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到93岁时，他还能把《朱子家训》倒背如流。 他经常宣传客家文化。1997年，他在大埔县田家炳捐助的广播电视中心落成时，说：“客家人是中州望族，经过天灾人祸，以坚忍拼搏的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下，几度迁移才到大埔。……今日我能小有成就，端赖坚守客家先贤遗留给我的传家之宝：勤、俭、诚、朴四字。” 客家人敬先祖、慕宗亲，慎终追远，对祖居和祖坟视如神圣，田家炳亦然。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家族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相冲突，当政府有感于田家炳的威望，已经决定妥协时，他却能废私存公。这件事发生在1995年，《田家炳传》记载道：“大埔县政府计划在大麻镇韩江东岸新修一条沿韩江的公路，测定的路线要从田家炳祖父蔚如公的墓地上通过，大埔人民出于对田家炳先生的敬仰，上书镇政府，请求在修路时绕过田家的祖坟，镇政府接受了群众的意见，修改了公路的线路，公路绕个大弯，以便保护蔚如公的坟墓。田先生得知此事，立即给族侄写了一封信，并请管理田氏祖坟的族侄转告田家各亲属，表明：不能因私废公……”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秋远贤侄台鉴： 本月一日大函及年先日前电话，备悉此次迁移先稻香婆、蔚如公及蔚如婆一并安葬桃仔輋事，蒙侄台不避，力负巨及为我等节省金钱，事事要求做到圆满完善，费尽心机。我等忝为稻香公海外裔孙，未能稍尽绵薄，既感且愧。 我个人对祖先怀念至深，每以田家姓小丁薄，希望每一位田家儿女，都要修身立品，好好做人，争取多做好事，为田家争光，犹忆十余年前致函银滩族人，曾用“祖德正长，愿各勉之”与大家共勉，希能精诚团结，共谋族人福利。我平生做事处世，只重内心至诚，不拘外表形式。忆回埔超过十次，但登先父母坟仅两次，形式亦甚简单，每次均必泪沾衣襟，一切年先知之甚详。先父母坟本有崩破，我未花分文修理，纯为避免在风水方面花钱，自认绝非不孝（此种做法是否正确，那是另一问题）。此次接受蔚如公迁坟地事，乃因不拟“因私废公”，并希望籍此做点带头示范作用，引起广大群众共识。这些完全为公众利益着想，绝无哗众取宠歪念。稻香婆、蔚如公、蔚如婆骸骨，希分不同日期设法挖取后同时送上桃仔輋坟内安葬，千祈不可先放在廻厅底“农间”，然后择安葬。请人录相（像）事，未必一定需要，自备照像机多照几帧照片已足，无谓多花人力财力。 各事如有适合年先或其他稻香公裔孙奔走者，希随时吩咐协助。以此顺笔嘱咐拱辰楼儿女尽力为自己祖先做出无条件协助为要。” 2 做生意，田家炳是高手。在越南做瓷土，在印尼做塑料薄膜，他都做出一番成绩。五十年代，田家炳在印尼发展，但他察觉到印尼的排华浪潮声势渐起，在印尼久留，恐不利于自己与家人。于是在五十年代末，他迁移至香港，尽管香港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许多人视作“人吃人”的地方，但田家炳认为：香港毕竟是个走上轨道的社会，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完善的制度会让它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在香港，他的子女也可以接受较好的华文教育。 田家炳在香港走过一些阻路，好在不少人有感于他的善行愿意去帮助他。比如时任香港新界乡议局主席陈日新，在田家炳急需地方办厂时，陈日新表示愿意在新界屯门给他找三十万平方英尺的海滩地。可是，这片土地在屯门海滨，处于香港新界地区西南角屯门河入海口的西岸，南临青山湾，极易被海水吞噬，要利用这块地，必须填海。田家炳计算：“填海工程，每平方英尺零点九港币，建厂所需要的海滩土地三十万平方英尺合计二十七万港币，再加上填海的费用，也比香港一般土地市价便宜。”当时，私人填海很少有先例，但田家炳决定去做这个先行者，他向香港田土厅申请把这片原属农用土地转为工业用地，同时恳求港府开绿灯，允许他准备填海所需土石。填海之事，涉及田土、交通、环保、劳工、消防等部门，在多方参加的论证会上，田家炳据理力争，使港府官员心悦诚服，此事最终成功。 客居香港，田家炳继续资助教育。他认为：教育是关系国家强弱、文化盛衰的百年树人大业，资助教育是“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即便在自己的企业受到重创时，他也没有停止资助教育。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他的企业和基金会收入受到影响，危难关头，外界质疑他无法完成捐款承诺，为了让捐款计划顺利进行，2001年，83岁的田家炳把自己居住了38年的别墅以5600万港元卖掉，所得款项全部资助内地几十所学校。自己则过上平淡生活。 后来，他回忆道：“那时经济比较糟糕，但我已答应要给一些机构捐款，人家做了计划。所以决定卖掉房屋。一方面，觉得自己住这么大房子是浪费，另外卖掉的钱，可以资助20多间中学，觉得这样更有价值和意义。” 3 谈起田家炳，自然有人想起邵逸夫，他二人都以热心教育著称。 为什么田家炳、邵逸夫热衷于资助教育？这可能与二人早年的经历有关。 田家炳出生于广东大埔古野镇银滩村书香之家，家里是做瓷土生意的，但父亲在田家炳16岁那年就去世了，他亦在16岁时早早辍学，尝尽人间冷暖。18岁那年，他奔赴越南推销瓷土，20岁，又去了印尼做生意，独行异国他乡，别有一番滋味。他早早地明白底层孩童生活的不易，所以对二三线城市的教育看得很重，比如笔者的家乡，一座广东的三线小城市，就有一所田家炳中学。而邵逸夫不是普通出身，邵氏家族鼎鼎大名，但他童年时，恰好家道中落，只剩一栋上海的老房子和一家名为“笑舞台”的剧院，如同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品味了一番大厦倾颓的滋味。他的童年也是很坎坷，对民间教育的不易体会很深。 当然，不只是田家炳、邵逸夫，李嘉诚、余彭年、陈启宗等香港富商也爱搞捐赠教育，原因很多，但主要离不开这几个。 首先，不可忽视的是，香港有浓厚的慈善传统。这里的慈善团体历史悠久，像有名的东华三院，已存在近150年。除此之外，保良局、博爱医院、仁爱堂、公益金、救世军、钟声慈善社等也名声赫赫。 而港府也乐于鼓励慈善，尤其是教育这块，特区政府有专门针对高校的“配对补助金计划”，鼓励社会捐献和学校筹款。这个计划的规则是：“各院校接受捐赠时筹得的前4500万港元，政府以每1元配1元的等额方式，发放配对补助金；而其余所筹得的捐款，则以每2元捐款配1元补助金的方式发放。补助金的上限为2.5亿元。”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计划的好处：2003年9月，李兆基给香港理工大学捐款4500万港元，时任校董会主席胡应湘算了一笔账：“这笔巨款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新设立的等额补助基金计划下，可为理大争取额外的4500万元政府资助，最终为理大带来9000万元款项。” 其次，资助教育成为香港富商彰显家国情怀、体现社会公德心的重要方式。田家炳那一代香港富商多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内地，家国零乱，他们迁移到香港，但内心大多有一份回馈内地、诉诸家国情怀的愿景，所以，如果我们留意田家炳、邵逸夫等先生的回答，谈到为何资助时，家国都是频繁出现的词。像田家炳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安老扶幼，兴学育才，推广文教，造福人群，回馈社会，贡献国家”，支援内地教育，是他们那一代人奉献家国、无愧于心的一种方式。 热心教育也和商人急于改善道德品评有关。实际上，商人是一个长期被中国主流话语权轻视的群体，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末流，又被不少知识人批评，于是有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腰缠万贯却久久被皇权与士大夫阶层所忌惮。即便在市民阶层崛起的明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也相对不如农民和士人。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明会典》也反映了商人所受的限制：“正德元年，禁商贩、吏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僧道、隶卒、下贱之人，俱不许服用纻丝、纱罗、绫绵。”为了摆脱道德品评的劣势，商人大多经营慈善、资助教育，从而惠泽读书人，为自己争取好的风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个人风评极为重要，风评好坏，甚至影响声誉。 还有一个暧昧的原因是，资助教育，的确是一个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展现诚意，推动商业合作尤其是地皮买卖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人愈发看重内地市场，迅速加强了与内地政府的合作，为了提升香港商人在内地官员里的印象，资助教育成为一个非常得体的方式。 4 不过，田家炳先生能把慈善坚持这么多年，甚至在晚年毅然将自己的别墅卖掉，就冲这一点，他的慈善就绝不是什么面子工程。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个人的德行，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件好事坚持一生。田家炳先生知行合一，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事，这一点，就是很多逞口舌之快者所不能及。 想起邵逸夫曾说：“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可以说，田家炳达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作为一位敦厚儒商，他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赚不义之财，不行缺德之事。他对自己和家人的管教，都恪守儒家的道德。 只可惜，在这个不缺乏谈论儒家的年代，真正的儒商越来越少了。田家炳先生的离开，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也是一种品质渐行渐远的注脚。 作者简介：宗城，90后撰稿人。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