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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开篇即说：“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1888）， 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餐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1895）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 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乙览；以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乘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也。”梁启超这段述说，有正有误，为后来一百多年戊戌叙事奠定了一个基础。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康有为在戊戌故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康有为担负着很重要的历史角色，戊戌政治之所以发生，确实都与康有为，尤其是他那些上书有着重要的因果关联。  康有为 第一书：何来维新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年， 张鼎华“频招游京师，是年乡试，五月遂决行。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於人中，倜傥自喜。” 康有为在京师，除了与各方面旧雨新知往来外，“八月谒明陵，单骑出居庸关，登万里长城，出八达岭，一日而还，游汤山乃归，得诗数十章。九月游西山。”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情不错，借着如此情绪，康有为在北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大事情，并从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当康有为正在北京的时候，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 年7 月27 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两年以来，皇帝几於典学，益臻精进，於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以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钦天监於明年二月内敬谨选择归政吉期具奏。”按照这个指示进行，清帝国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开始。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的宣布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正在北京的康有为也就乘着这个机会给即将亲裁大政的光绪帝写了一份上书，提出一些建议。康有为后来追述自己写这份上书的想法时说：“九月游西山。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自黎纯斋后，无以诸生上书者，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昌此论，朝士大攻之。”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撰於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88 年12 月10 日），确实是自同治元年黎纯斋上书言事后，数十年无布衣诸生上书言事之后的壮举，咸骇为非常之举，京师哗然，可想而知。康有为此书主旨是鉴於中法战争之后，南部边陲尽失，洋务新政已经漏出破产的迹象，康有为以平民身份上书言政，呼吁改革，请求变法。就时序而言，康有为这份上书，确实是戊戌时代渐进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上书言事，提出变法建议。“戊子十月，祖陵奇变。十一月，南海先生上书，极言外夷之交迫，变法之宜亟。初呈国子监，管监事者常熟翁尚书暨盛伯熙祭酒欲以上闻。因书中有‘谗言中於左右’数语，时张幼樵副宪得罪罢官，朝廷不喜新进之士，虑以斯言，上触盛怒，若问谗言为谁，何由得知，恐获重罪，故不为代递，意在保全也。移至都察院，亦不纳，遂罢其事。”以为各衙门之所以不敢接纳代转康有为这份上书，主要是因为这份文件中的言辞太过於激烈。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又不尽然。 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借鉴传统中国最老套的手法，以“祖陵奇变”为由，请求朝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康有为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属国危机，“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於东； 英启藏卫，而窥川滇於西；俄筑铁路於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於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於内。”在康有为眼里，内外形势显然都不容乐观。至於经济社会，康有为所见也是一塌糊涂：“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纲纪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功，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愉，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 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灾也。”这是康有为的看法，我们当然承认这些描述都是事实，或为康有为亲见，或为康有为耳闻。但是，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看，康有为这些描述，只是大时代的一个方面，并不足以此给那个时代如此定论。这大概是康有为这份上书不受待见的根本原因。 清帝国在那之前若干年，确实面临一系列困难，南部边陲各个属国相继离去。这肯定不是清帝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看，属国解体，主要原因是中国式的殖民主义属国体制遇到了真正的近代殖民主义的挑战，中国既然无法从正面回应近代殖民主义的挑战，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听任属国转身离开。一来各属国独自回应西方是他们本来就具有的权利，明清两代建构的属国体制均大致遵循了属国自主的原则；二来对清帝国来说，属国相继离开也未尝只是坏事。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在光绪七年（1881）就明确意识到：“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针对周德润的这段话，蒋廷黻指出，“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清帝国当然也没有像蒋廷黻所设想的那样去帮助这些属国建立独立的近代国家，但是由此反过来看，清帝国对於属国转身而去，可能并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悲伤、不舍。 至於康有为描述的贫困、饥馑，这是古代中国的普遍现象，并不是康有为此时突然发生的惨剧。我们知道，康有为写这份上清帝第一书时（光绪十四年，1888），正是同光中兴的关键年份。这一年， 慈禧太后之所以愿意退位，是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清帝国已经摆脱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困扰，洋务新政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最具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北洋海军成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其规模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后来人可以说这些不过是形象工程，不堪一击，但在当时确实让清帝国主政者信心满满，并没有康有为式的忧患意识，更不存在康有为式的改革可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为什么泥牛入海无消息。 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后来讨论上清帝第一书时，都格外强调这是自同治元年黎纯斋以平民身份上书之后第一次突破，也是康有为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时顺便为之。黎纯斋，即黎庶昌，他以平民身份上书言事并获得重用，应该是康有为此次上书言事的直接动因，甚至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黎庶昌后来是著名的文学家、外交家，但说起来他在科举路上并不顺利。在他六岁时，乃父卒於开州训导任上。黎庶昌尽管天资聪明，也很勤奋，他的伯父、兄长也很负责严厉敦促，博览群书，学乃大成，但在考场每每掉链子，辛酉、壬戌两试下第，困寓京师，回乡无望，报国无门。这点也与康有为光绪十四年的处境极为相似。 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同治元年七月，星变。从今天的眼光看，只是一个自然异象，但在那时的统治者却像董仲舒当年所设计的那样，借助这些异常的天象调整政策，以星变下诏求直言。这对其他官运亨通的人或许不算什么，但对困居京师的黎庶昌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黎庶昌“昧死”拟就时务一书，并派家人送至都察院，求恳代奏。黎庶昌的文字太感人了，他的运气也太好了，不久，“奉内阁上谕：著都察院将黎庶昌传至该衙门，令其将应陈事件，条分缕析，详细具呈，仍由该院代奏。”接着，黎庶昌又上清帝第二书。 在这两篇上书中，黎庶昌主要针对时弊，提出“重守令之权，讲取士之法，宽用贤之格，宏听言之路，除冗官之害，罢开捐之途，去满汉之闲，破律例之习，复钞币之法，修兵政之坏”等建议， 这些建议引起朝野震惊，全国习诵。当朝大臣李棠阶等名儒竭力推崇，建议朝廷破格擢用，风示天下。朝廷接受了这些建议，加恩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黎庶昌因此疏正式踏入仕途，相继在曾国藩、郭嵩焘手下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黎庶昌 黎庶昌的经历、奇迹是康有为的模版，康有为不仅在形式上模仿了黎庶昌，即便在思路上，在文字上也以黎庶昌的两份奏折为原本，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中关於科考罢去八比、小楷、试帖，会试后附试绝学，殿试改试策问并许悉意敷陈时政，饬外大臣举贤良，允许其人经商等建议中的基本思想，三十余年后，在康有为的部分维新建议，乃至光绪皇帝戊戌新政的一些内容中，均可找到其影响。” 康有为对属国体制危机形势的分析自有其逻辑，但由此而提出的几点所谓改革建议则犹如龚自珍、黎庶昌当年那样，“药方只贩古时丹”，康有为开列的所谓变革措施，诸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其实就是贾谊以来中国读书人最常说的“政治正确”，并不是涉及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还不是变法、维新，所以康有为耸人听闻的危机言辞尽管激起各方面强烈反应，但事实上很难获得认同。“十月，递与祭酒盛伯义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上之。时翁常熟管监，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时适冬至，翁与许应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坛，许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时乡人许、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谒彼。吾谓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国子监既不得达，盛祭酒持吾文见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长），文恪公极称其忠义，许代上，约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递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即菜也，既衣冠将出，仆人谭柏来告，菜市口方杀人，车不能行，心为之动。私念吾上书而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遂死。继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行，出及门，屠御史遣人来告，云祁公车患鼻血，眩晕而归，须改期，遂还车。祁公以病请假，候之，而津海已冰不能归，遂留京师。祁公继续请假，至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职，永不叙用。归政大婚，典礼重叠，吉祥止止，非痛苦流涕之时，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房，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辑》焉。”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无疾而终，过去很多年都据康有为自述，将这一结果看作是康有为的失败， 也看作是清廷不通下情的弊政。其实，按照清廷体制，康有为原本就没有资格上皇帝书，他的这份上书递不上去，除了内容平淡无奇，也有体制方面因素，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失败，因为这份上书并不具有必然成功的逻辑。康有为只是传统社会心怀侥幸的士子寄希望於万一，属於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当然，实事求是说，康有为从这次上书未果事件中也获得了巨大利益，首先是极大扩展了他的活动空间，朝野内外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即便是帝师翁同龢不便不愿代转他的奏折，但依然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这件事情的记录，说明自己主要是因为康有为的这份上书“语太讦直，无益祗生衅耳，有害无益，因而无法代递。”就此而言，至少，翁同龢牢牢记住了这个广东考生康有为。这就是康有为的“存在感”。 上书事件后，康有为并没有急於离开北京，他又在京师呆了一段时间，至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出京。 离开京师时，康有为有一首诗记录了自己的心情： 眼中战果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万水啸青锋。 康有为很自负地将自己比喻为卧龙先生诸葛亮。他虽然不得已抚剑长号归去，但似乎有再回京师一展宏图的信心。 一路无话，康有为冒雨游西湖，自杭州至苏州， 再游虎丘、狮子林诸名胜，破长江，登石钟山，抚曾彭之余风，左江右湖，其乐无有。入九江，游庐山，谒朱子白鹿洞，望鄱阳湖。四月溯江上游武昌，登黄鹤楼、晴晖阁，游汉阳城，至十二月返粤。此后数年，康有为大致上在老家读书讲学，与弟子共学，安心备考，争取下一次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所以，一定要说康有为在那几年去建构什么变法维新理论体系，其实都是康有为后来“倒放电影”讲的故事，并不是他的预设，更不是规划。 实事求是考察康有为那几年的活动，很难说他已有了一种政治变革的自觉，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蒸蒸日上的同光新政鼎盛期，即便真具有危机、忧患意识的郑观应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盛世”，只是居安思危，盛世中要想到问题，想到不足，要有一种危机意识，敢於发声，敢於讲出那些不祥的未来（危言），而郑观应的这些思考，其基本路数还是中国传统知识人的忧患意识，并不是现实真的到了无法继续。兵部尚书彭玉麟称《盛世危言》为“时务切要之言”，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郑重其事向皇上推荐，以为《盛世危言》“於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 很显然，光绪十五年（1889）的康有为还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认识。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自己原来的生活。不过，没有多久，康有为的生活因为其他原因而改变。据其回忆，光绪十六年（1890）， 三十三岁，“春，居徽州会馆，有池石之胜，继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陈通甫又字礼吉，时读书甚多，能考据，以客礼来见，凡三与论诗礼，泛及诸经，吾乃告之以孔子改制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弃考据旧学之无用，礼吉恍然悟，首来受学。语及身世家难，哀感涕下，因以生死之理告知。礼吉超然，蹈道自在矣。凡论今古天下奇伟之说，诸经真伪之故，闻则信而证之。继而告以尧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闻则信而证之。继而告以人生马，马生人，人自猿猴变出，则信而证之。乃告以诸天之界，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轮之界，各有国土、人民、物类、政教、礼乐、文章，则信而证之。又告以大地界中三世，后此大同之世，复有三统，则信而证之。天才亮特，闻一知二，志宏而思深，气刚而力毅， 学者之所未见也。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 此时的康有为虽有救世情怀，但大体而言，依然是一个读书穷理的知识人，只是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别有一番心意而已。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康有为七上皇帝书：背景与志趣》第一部分，原载于《中国文化》杂志二零一八年春季号，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相关链接： 马勇：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