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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开篇即说：“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1888）， 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餐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1895）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 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乙览；以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乘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也。”梁启超这段述说，有正有误，为后来一百多年戊戌叙事奠定了一个基础。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康有为在戊戌故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康有为担负着很重要的历史角色，戊戌政治之所以发生，确实都与康有为，尤其是他那些上书有着重要的因果关联。  甲午中日战争形势示意图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二日，康有为因参加乙未科会试，在梁启超、梁小山二人陪同下， 离开广州前往北京，途经上海，大约二十三日抵达天津，稍后进京，入住东华门外烧酒胡同金顶庙。 康有为此行主要任务是考试，但是此时的中国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战争状态。中日之间甲午年发生的一场局部冲突让大清帝国狼狈不堪，威信扫地。朝鲜战场一溃千里，望风披靡；黄海大东沟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不期而遇，五个小时，互有胜负。但在后续安排中，北洋海军不再出海约战，甚至不再迎战，但是日本不仅派遣大军在山东、辽东登陆作战，直逼北京，而且派遣海军登陆山东半岛，团团包围北洋海军大本营，北洋海军在增援无望、困守不能继续的情况下，主要将领无畏自杀，壮烈殉国，剩余部分缴械投降。中方在战前的乐观、胜算，不可一世，荡然无存，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突然陷入不可名状的困惑中。接着打，持久战，中国确实未必败给日本，就像半个世纪之后的第二次中日冲突，中国不也是迅速败退，大半国土沦丧，大半国民沦为俘虏，沦为人质了吗？但是，蒋介石尽管可以逃往大后方，可以躲在峨眉山不再下山，不再迎战，更不会反攻。蒋介石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抵抗，他的英勇，而是因为他始终不投降，始终等待机会，苦撑待变，等待国际格局的调整，因而迎来历史性的胜利。 而这一次，1894 年，甲午年的这一次中日冲突， 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以及李鸿章等高层决策者就没有这样想，他们思考的重点是，既然打不过日本人，那么就应该及早止损，最大限度减少损失，最大程度维持清帝国的体面。基于这种考量，清帝国最高决策层一而再再而三派遣使节向日本求和，希望用谈判手段解决中日分歧。当然，清廷并没有使用“求和”这样的字眼，而是使用了“讲和”。这样，就显得并非清帝国不敢战，并非要投降，而是为了止损，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帝国利益。于是，清帝国一品大员李鸿章在德璀琳，以及张荫桓、邵友濂两拨东渡无果后第三次东渡，历经艰辛，甚至生死考验，终于在李鸿章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之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95 年3 月30 日），李鸿章在病榻上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停战协定》六款，为中国赢得一点缓口气的时间。第二天，日方如约提交中日讲和条约的底稿，要求中方在三四天内作出是否全部同意或就部分条款提出修改意见的答复。其条款主要内容有：朝鲜完全自主；中国将辽东、台湾、澎湖割让于日本；中国赔款三万万两（库平银）；中国增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减免子口税等。 对于这些条款，李鸿章读后极为震惊，迅即与美籍顾问科士达商量对策。科士达也认为日本的条件太过分了，中国不能答应。“科士达拟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现日本已将和局条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面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查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李鸿章显然高度认同科士达的分析，他不仅将科士达的这些意见电报总署，而且叮嘱总署将“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公使。至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一时务乞勿庸告知各国，恐见其有利可沾，彼将协而谋我。” 这些信息、分析传至北京，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初十日，光绪帝召见恭亲王等，讨论日本人的条款该如何应对。据翁同龢记录，光绪帝“意总在速成”，希望中日谈判尽早结束，恭亲王、庆亲王的意思似乎与光绪帝相似，惟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与二邸语不洽。退而拟电，又删去秉笔之稿十余行，巳正退。小憩一刻遂行，偕庆礼二王及诸公同诣恭邸处，以今日电旨与商。邸欲廷议，而持之不坚。孙公力争，并言战字不能再提。邸疾甚，唯唯，执其手曰是，遂出。”孙公，即孙毓汶，时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被梁济誉为真正懂得世界大势， 真的懂得战争，知兵，是真爱国，是真知卓见。梁济指出，“余乙酉中举后莱丈（孙毓汶）方柄政，声势烜赫，余不敢谒之。甲午、乙未攻击者极多， 竟有欲杀之心。其实皆由争权者嫉忌，嗾使无耻文人交章弹劾，以逞其门户之私耳。丈当国十年岂可无议之处？然其见事明快，听信合肥，能知敌情，不轻主战，比较同朝诸老，如徐荫轩之愚蒙，李高阳之沽誉，翁常熟之轻信人言，号称忠义，而实懵于国情，致误大局者，相去天渊。” 或许因为孙毓汶这样的人坚持，或许因为孙毓汶、李鸿章内外配合，从而使清廷最高层没有听信翁同龢等人的意见，而大致认同李鸿章在谈判一线的感觉、决定，而翁同龢反而成了无足轻重的少数。 三月十二日（4 曰6 日），在一大早的御前会议上， 翁同龢痛心疾首，“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也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见起三刻，书房一刻，不觉流涕。再到直房，将稿删改数十百字，然已落彀中矣。余之不敏不明，真可愧死。同诸公散直径访恭王府，以稿呈阅，王亦无所可否，似已入两邸之言，嫌余讦直也。”尴尬的少数让翁同龢心里极不舒服，一心为了朝廷，为了大清，好像弄得他最不通时务，最不了解世界，最不了解国情。 朝廷内部的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向外界透露，特别是朝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具有不同的倾向，就像翁同龢所意识到的那样，甚至李鸿章与孙毓汶在李鸿章受命出使的时候就已达成合作的意向。因此之故，中日谈判的细节即便没有及时公开，但谈判的大致思路，日本的大致条件，中国应对策略，并不难被正在北京的各省举人获知。尽管他们此时的使命、职责，甚至唯一任务是考试，是鲤鱼跳龙门，但是这些年轻的读书人，不可能对这样的大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据康有为回忆，“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其实，面对日本的强势、跋扈，此时上书言事，建议拒和的“公车上书”并不只有康有为主导的这一次，只是因为康有为后来太有名气了，且不断言说，好像此时只有他在上书言事，建议拒和。这显然不准确。据记载，“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 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则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裳各联名数十，首诣都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盈，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  资料图 此时，参与公车上书的确实不少。据茅海建先生考订，“查军机处相关档册，此时入京会试的公车有着大规模的上书活动：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7件；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5 件；四月初八日， 都察院代奏9 件；四月初九日，督办军务处代奏1件，都察院代奏8 件；四月十一日，都察院代奏5件；四月十五日，都察院代奏2件。以上所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上书为31 次，加入人数1555人次；公车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除此之外，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官员们的电奏、上奏及代奏的上书达123次，加入的人数829人次。官员是拒和上奏的主体。” 人心趋同，反对清廷在没有殊死抵抗就接受日本苛刻的讲和条件，就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这些反对的声音应该远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很小的粤省公车的范围，只是基于见闻、信息，康有为并不太知道别人的情形，更不知道整体情形，而又看到清廷面对他们的上书之后引起的变化，因而难免自觉不自觉夸大粤省公车上书的影响力。这是人之常情，不必从道德层面过多分析，毕竟康有为不是在写戊戌政治史，他只是在描写自己经历或知道的事情，抬举了自己，并无恶意对别人。 从后来所知道的历史事实看，初十日，也就是光绪帝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日本提交的议和条件那一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就通过袁世凯获知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的苛刻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如果拒绝日本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两难境地：“蔚庭电来述议款大致，不允则目前无以自强，允之则日后何以自立，忧愤交萦，殆难言状。”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的要挟。 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极大激励了康有为，“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有为起草的这份文件，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 《上清帝第二书》并没有送到政治高层，但并不是康有为这里说的“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救，却不收”，而是康有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将这份文件送出：“康有为在各省公车上书的热潮中，组织了联省公车上书，并在四月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假松筠庵进行会议，各省公车陆续到来传观。由于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已批准条约，初九日已来人甚少，联省公车上书的行动自然中止。都察院没有拒收上书，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投。”  资料图 公车上书没有影响实际政治的运转，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这份上书确实又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集中的展示，对于之后几年中国政治发展，还是或多或少起到了某种作用。而且由于这份上书并没有送出，更没有政治高层看到，因而其主要内容，或者说基本思路，又被康有为写进后来的《上清帝第三书》，题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 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力言当时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竭力反对割让台湾，忧心台湾一割，天下离心，士民涣散，西方列强必将效法日本之所为，接踵而来，瓜分中国。中国必将在列强的瓜分下土崩瓦解。所以，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警告清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清帝国就更没有能力阻止西方列强的瓜分，清廷若是一一答应了他们，那就等于“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殆尽，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也？” 清帝国已处于危难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清帝国摆脱困境，重塑辉煌呢？为此，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提出四点方案：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康有为在方案中建议光绪帝速下三诏，一是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二是下明罚之诏，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通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三是下求才之诏，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 甚至还可以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迁都的想法是当时朝野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马关条约》同意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之后，京师的屏障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处在危险的境地。迁都之事，非同寻常，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很难痛下决心。在清廷内部，当战局紧张的时刻，也曾提到过“西狩”的方案，就是将首都暂时转移到西安，待时局稳定之后再迁回北京。这个方案在朝野都有人支持，翁同龢、李鸿藻等，“皆主西行”；不过， 也有人认为，“西狩不如南巡”；但是，不管怎么说，迁都是再战的前提条件：“今日之事，惟迁都则可毁约，苟恋京师，智者不能谋也”；“窃念和议之发，特以京师受逼而已。不知欲全京师而弃辽东，则奉省先被其害，国家根本似以奉天为尤重， 陵寝所在岂不更重于都邑乎？今即与决战，亦未必遽失京师，而容忍求和，使彼立足既牢，京师及东三省必相继受逼而不能守。他日之弃乃真弃也。” 京师危机是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不时出现的难题，两次鸦片战争，后来的庚子之役，乃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日战争，不论北京，还是南京，首都总是每每成为束缚中国政府的因素。这里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值得讨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晚期知识界的讨论对此有详尽的分析。 京师危机是清帝国马关议和被动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为在其上书中，列举最近五十年来列强动辄出兵进攻京师，索巨款、开商埠、割领土，阳攻首都以索边省的事实，说明中国之所以在历次外交冲突与交涉中屡屡被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京师距海太近。他批评过去五十年割天下万里之地，弃千万之民，以保区区一都城的政策是至愚至狂，以后事料之，列强知中国不肯迁都为政策底线，必借此对中国进行要挟。所以，中国如欲改变被动的局面，必须痛下决心将京师迁往内地。否则，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区区京城，受列强的胁迫，将边省割尽而后已。反之，如果将京师迅速迁往西安，深藏首都于中华腹地，即便列强攻占天津、塘沽，即便沿海地区糜烂，即便攻占北京，但朝廷深固，不为震慑，犹可聚兵与来犯者决一死战。因此，康有为相信迁都是目前中国缓解危机的惟一办法。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的事实。鉴于这种事实，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中国军队的那些老将们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思进取，不思改革。中国如欲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而胜之，就必须不拘资格选拔将才，用这些新的将领替换那些已经明显落伍的旧将领，然后再由这些新将领各自训练新兵若干，以应付未来可能遇到的外患。与此同时，鉴于列强讲究枪炮，制作日新的现实，康有为建议，为了建设强大的军队，必须注意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新式武器，这样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锐，有恃无恐，稳操胜券。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三策，在康有为看来都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真正的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认为，就是变天下之成法。 变天下之成法，是那几年康有为思考的重心。他以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而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与明朝时期根本不同的变化，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如果当今统治者仍沿用过去的旧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结果则是可想而知。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变法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当今的统治者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道理很简单，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角争，必至四分五裂。这是就大的原则而立论，在具体的变革方案中，康有为提出当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到的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而所谓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除了设立道学具有康有为的独特创造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的思想家曾经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实行的方案。设立道学的基本意思，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即提倡以儒家伦理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抵制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民间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康有为后来意欲开创孔子圣教新宗教的思想萌芽形态。 此外，康有为在这份一万八千字上书中还提出一些积极建议，诸如建议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提出的所谓“议郎”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举荐体制的官吏选拔优点，而且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国家比较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最终达到“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一共” 的政治局面，具有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清帝第二书》，既是他个人的思想主张，他也经过各省公车松筠庵会议的讨论，至少是传观，尽管后来这份文件没有递给政治高层，但在京师知识界、官场，看过这份文件的应该不少。据记载，“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草堂传观会议。庵者，前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是日，天本晴丽，风日晴爽；忽以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逾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唏嘘，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也？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此事若先数日为之，则必能上达圣听，虽未必见用， 亦庶几以见我中国人心之固，士气之昌。其主持和局者不过数人，而攘臂扼腕，望阙感愤，怀郁国耻如报私仇者，尚千数百辈，未始非国家数百年养士之报也。” 康有为起草的这封《上清帝第二书》没有递上去，但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在松筠庵传观的几天时间里，“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他甚至表示，由于当时没有更好的印刷工具，只是他一昼两夜一挥而就，立等可取，然后由梁启超、麦孟华两人“书之，并日缮写”，“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诚哉斯言。但是，据《公车上书题名》，“仅得十六省凡六百零三人。”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康有为七上皇帝书：背景与志趣》第二部分，原载于《中国文化》杂志二零一八年春季号，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相关链接： 戊戌变法十年前 康有为给光绪写了些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