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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我进入这个问题的，是陈康的论文《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文中陈康指出：“关于违反道德的行为一事实，人将它们归罪于现在人的不读经书”；但上述的“指责和感叹皆是出于情感”。这些指责和感叹之所以只是出于情感，在于发出这些指责和感叹的先生，“他们忘记，违背经义的行为在历史上无时没有，即在终日读经的时代也未尝稍缺，甚而违背经义活动的人即是读经的人”。为了进行不是出于情感的“平心静气的分析”，首先要面对两个显著矛盾的事实：一方面儒家学说以关注人的道德行为作为“主要课题”；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注重道德行为，然而未尝得到应得的结果”，即事实上并非“大多数人皆是道德君子，社会上很少违背道德的行为”。陈康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分析儒学如何才能对于改善当代社会道德状况真正起到作用。  对于道德上的知行脱节，陈康从分析道德行为由何决定来着手。他指出，理性、苦乐情绪、宗教情绪这“三种力量决定行为”；然而苦与乐具有相对性，因此苦乐情绪作为遵守行为规则的心理“基础太薄弱，不可预期，不可信赖”，而理性和宗教情绪则具有“绝对力量决定人的行为，使之合乎善恶标准”。但是，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理性使人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产品”。而宗教情绪使人遵守的规则不是理性的产品，“它们来自另一源泉，它们是神的启示”。按说“儒家所订立的行为规则原是学说的结论，它们是理性的产品。理性的产品本身可以为人的行为绝对遵守”，然而儒家“恐它们不能产生绝对的效果，于是要求人对它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可非议”，把“学说的结论教条化”了，这样“理性无所应用，它至多只能作些敷陈经义的工作”；但是，“学说终是学说，决非教条”，一旦“学说教条化了”，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它失去了为人绝对遵守的机会”，因为“它在人的内心里没有可靠的着落”。陈康的分析归结起来，就是儒学注重道德，但奉行儒学的结果是道德上的知行脱节，原因在于理性化的儒学蜕变为了宗教化的教条。 这个观点对我们的儒学研究很有借鉴意义。当今儒学研究的重头戏是聚焦其现代价值，很多论著以为儒家经书上的道德讲论可以使得中国乃至世界走出种种现实的道德困境，表现出把儒学奉若神明、不可非议的浓厚的教条化倾向，甚至以为只要把儒学变成了国家宗教，中国就会成为道德君子国；殊不知，这样反而可能使得儒学因失去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坚定不移”的理性基础而无法落实其提升人们道德境界的现代价值。 陈康所揭示的上述矛盾还启发我们对于儒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注意儒学文本的论述是否等于社会上的实际传统。现在用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有何传统的通常方法，是引证、排列儒家典籍上的种种论述，由此得出在儒学主导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有怎样的传统。而从陈康关于道德上的知行脱节的论述引申开去，也许可以认识到，由此得来的中国某种传统其实只能说是“文本”上的传统，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传统。这意味着考察儒学某些传统的当代价值时，探讨其为何不能在古代成为实际的传统，对于落实其当代价值更有针对性。 作者陈卫平，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