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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先生的主体性转向及其学术贡献/丁为祥

http://www.newdu.com 2018-08-10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蒙培元先生的主体性转向及其学术贡献
    丁为祥
    【编者按】本文作者:丁为祥,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我不是蒙培元老师的正宗弟子,但我可以说是蒙老师的私淑弟子。
    我和蒙老师,还有在座的好几位,其实我们都是正儿八经的秦人。蒙老师说他是周人,这个原因我知道,也能理解,但我仍然要说,蒙老师和我都是标准的秦人,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秦人;而作为蒙老师故乡的陇东(甘肃庄浪),更是秦人的发祥地。前几年,我们陕西省的一位副省长告诉我:咱们要自称周人,并且和我讨论从皋陶到大费——秦人的先祖及其族群的历史脚步,而其真实原因,则是因为周人比秦人更文明,所以就要自称周人。但我当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秦孝公所谓的“诸侯卑秦,丑莫大焉”[1],接着而来的感觉,则觉得如果以陕西人为周人,那就将人完全地域化了,而忽略了水土、地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习俗与思想文化加于人从而表现出来的地域性格特征。
    秦人的性格往往在于能够正视现实而又有较强的气性,所谓生、楞、憎、倔这些秦人的自我称谓,可以说就是秦人的生性或天性。比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那个“霸陵尉”,其在回答李广的入关请求时所说的“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以及事后李广对这件事的处置方式,就是典型的秦人性格。而在宋明理学中,也只有张载率先提出所谓“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正可以说是对秦人性格深入自省的表现。但是,像李广遭逢霸陵尉拒绝入关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陕西,从官场到市井,可以说是所在多有。所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秦人,不是周人。
    就我对蒙老师的认知而言,则确实经历了一个从对他的学术感兴趣、到对其人感兴趣,最后又回到对其学术感兴趣的过程。刚才景海峰老师提到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其实,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第一次会议,就是1984年由陈俊民老师主持在我们西安举行的。那个会议的规模非常小,蒙老师在那个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叫作《理的演变》[2]。我当时跟着陈老师读研究生,一看那篇文章,哎呀!马上就迷住了。陈老师也非常看重那篇文章,对我说:你将来写硕士论文,就照着这篇文章的路子走,起码逻辑上是顺畅的,没有问题。接下来,我又在陈老师那儿读到蒙老师的《理学的演变》一书。再到后来,蒙老师也把他的书寄给我。当然,这是因为我在完成硕士论文后给蒙老师写了信,于是我们也就有了通信交流。
    从对蒙老师的学术感兴趣到走向其为人再到重新走向其学术,我在这几个方面对蒙老师有较为深切的了解。但在这里,我必须以从知其人到论其学的进路来叙述。
    我和蒙老师的交往以及蒙老师对我的指点都是秦人中长辈对晚辈的态度与方法,这就是一方面是关爱,一方面则是严厉而又冷峻的敲打;而其关爱之情又往往是通过敲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比如蒙老师常常批评我说:“为祥啊,你怎么是个秦人?你不吼秦腔,你怎么能算个秦人!”我只好苦笑着面对蒙老师的批评。对于秦腔,其实我还是懂一点的,但在蒙老师这种资深票友面前,我不敢说懂,只好说不懂,因为他对秦腔的那些名演员、著名唱段包括著名剧目都如数家珍,张口就来(90年代,他还曾为陕西台播放的秦腔曲目给陕西电视台写信,结果却遭到人家像对待“老保守”跟不上形势那样的劝慰和回应)。蒙老师对秦腔的爱,是融在骨子里的;尤其是他还会拉二胡(蒙老师的二胡在中学就已经达到了登台献艺的水平),而二胡和秦腔那简直就是绝配。我一直觉得,二胡似乎就是为了秦腔的表达才得以形成的(不知对不对)。刚才向世陵老师说,秦腔是很高亢的。就唱腔和嗓门而言,这当然是对的,但所谓高亢其实仅仅是秦腔在声调上的表现(所谓吼秦腔就是这个意思);而真正作为其内在精神的则是凄苦、苍凉(这二者往往因旦、生的不同角色而会有不同的表现)与悲壮。这一点,如果大家听一下《秦腔曲牌》马上就能明其所以。蒙老师则是把秦腔的那个凄苦、苍凉和悲壮,都融在自己的骨子里。这一点不需要我多说,只要他一张口,哪怕只唱上一句,那种凄苦而又悲壮的情怀正像所谓“未有曲调先有情”一样,一下子就从他的内在骨子里流露出来了。[3]
    蒙老师经常敲打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喝酒。蒙老师在喝酒上非常“照顾”我。当然作为晚辈,我是不敢“照顾”他的。记得那年在武夷山开朱子研讨会,我们这桌子一下子喝了许多酒,大家都在使劲地闹酒,蒙老师是老一辈,就坐在旁边一桌。第二天早上散步,我问候说:“蒙老师,昨晚睡得好吗?”他说:“不好!”我说:“蒙老师,谁把您老爷子得罪了?”他说:“我昨天晚上使劲看你,就是希望你能把我拉过去喝一点酒,可你就是不来!”我说:“您是老先生,我们都是年轻人,哪敢拉着您来喝酒呢!”他说:“我一直看你,就是希望你能把我拉过去喝上两杯。你们喝得很热闹,就是不叫我,我又不好意思过去,只好眼睁睁地坐在那儿看你们喝酒。”后来,到了北京他家里,蒙老师一下子拿出三瓶二两半的二锅头,给自己斟上一杯,然后推到我面前说:“你小子给我喝,喝不完不许走!”正喝着,郭齐勇老师来电话催促我,原来郭老师带着他们的教学团队来北京,他正在宴请大家,所以我只好在完成蒙老师的任务后,摇摇晃晃地去赶下一场任务。
    这些就是我和蒙老师在喝酒上的交往。蒙老师是我的父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对我也是绝不留情。比如我研究朱子的书稿写出后,去蒙老师家里送书稿。尽管事先电话已经约好,但刚一进门,蒙老师一指对面的沙发,然后就是一连45分钟的问题,一个榔头接一个榔头地打,简直把我打得晕头转向。大概一连几十个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地发问。待他问完了,我也勉强答完了,我们才相互点上了一根烟。蒙老师又接着说:“现在且不说你的观点对不对,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想到了,才有探索的可能。”这时候,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脖颈和衣领,汗都湿透了。而就在那个周末,正当我在给我们的博士生预答辩时,结果却被蒙老师用电话叫到操场上,让我先给他来了一通答辩,一直到我的手机电用完。
    按照这些印象,蒙老师对我的朱子研究,那肯定是不赞成的。但是,当我的书出版后,蒙老师却以《朱子研究的新视角——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书评,其中还高度肯定了我所谓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相统一的研究方法。蒙老师写道:“凡是涉及朱熹哲学理论之处,时时能感受到朱熹其人的存在;而在事关朱熹的为人处事与实践活动时,又处处能体会到他所关注的理论问题。一个活生生的朱熹与其哲学理论,以及其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4]这简直是我所不敢预期的肯定,但这就是秦人的风格。而作为秦人,是绝不会在晚辈面前对其进行直接肯定的。
    所以,对于蒙老师,我真的了解得比较多。蒙老师张口骂我,那没问题;要我使劲喝酒,那也没问题。但是,蒙老师骂我不懂秦腔,其实我是懂一点的,只是在蒙老师面前不敢说懂而已。我现在说,我和蒙老师交往几十年,就是晚辈和长辈的交往,甚至也可以说我就是蒙老师的私淑弟子,他的家我很熟,我家他也很熟。这是我对蒙老师这个人在为人方面的了解,蒙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秦人,虽然他说他是周人。但秦人忠直、耿介、壁立千仞的气象在蒙老师身上表现得特别强。
    让我沿着这一思路再说一下我对蒙老师学术研究的认知。从读上面提到的《理的演变》,到《理学的演变》,到《理学范畴系统》,再到《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到《心灵超越与境界》,到《情感与理性》,然后到《人与自然》,蒙老师的每一本书,我都有,也都认真读。蒙老师70大寿的时候,我写了篇文章,就是《从逻辑理性到情感理性》[5];蒙老师80大寿,我也写了文章,就是收在这本书里的《境界与生态: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6],去年发表在复旦大学的《当代儒学》上。
    关于蒙老师的学术,我就从我的角度,谈几点我感到较为深切的体会。
    第一点,蒙老师的学术历程,把从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哲学界走过的路子给浓缩了。当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级还在摸索着求学时,蒙老师已经是中国哲学界冲在第一线的学术探讨的尖兵了。总结蒙老师一生的哲学探索,他是接着冯友兰先生讲的,也是像冯先生一样是从逻辑理性入手的。当然我读蒙先生的书,也是从逻辑理性入手的。从逻辑理性入手,必然要有一个认知对象的背景。这也是蒙老师在跟冯先生的时候打下的基本功。但是,到了80年代下半期,蒙老师对港台新儒学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他的思路就由逻辑理性转向了情感理性。他认为“情”可以“上下其讲”。这一点无疑是对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思想非常准确的借鉴,而这个借鉴也使他从对象理性的视角走向了主体性的视角,走向了实践体认这样一个进路。他关于情感理性的几本书,应当说我也比较熟,这其中主要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就是不再把中国哲学仅仅作为一套理论来进行研究,而是视为我们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也是我们自身崛起的精神凭借,我们要依靠这个东西走向未来。再下来,到了新世纪,蒙老师进一步走向了生态哲学。所以我认为,从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哲学界走过的路子来看,起初是所谓文化热,也就是对象理性基础上的认识论研究(包括逻辑理性研究);90年代转向了国学热,这就从理论上突出了本体论研究,而对蒙先生来说,也就表现为其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基础上的从《心灵超越与境界》到《情感与理性》,这就彻底转向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精神。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哲学界转向了所谓工夫论研究,但蒙老师站得更高一些,他敏锐地预感到中国哲学主体性思维的一个必然走向,当然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重大分歧,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从中国主体性精神走出来的“人化的自然”与从西方哲学走出来的“自然的人化”以及二者如何汇通、如何融合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哲学80年代以来的探索走向,在蒙老师的哲学探索中得到了非常精准的浓缩。
    第二点,在我看来,蒙老师这一生,主要有两大哲学贡献。
    蒙老师的第一个学术贡献,就是提出并探讨了从逻辑理性到情感理性的主体性转向以及由此转向所形成的两种逻辑如何融合的问题。因为从逻辑认知理性走向主体体认理性,这就存在着两种逻辑的转换和融合的问题:从对象理性出发,其所形成的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但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出发,它所形成并且依赖的则是价值实践逻辑或价值抉择逻辑。比如人们常常批评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其实这只是就形式逻辑而言,中国文化所拥有的则是一种价值抉择逻辑,比如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7]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价值抉择的问题;而整个孟子哲学,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价值的不断比较与不断抉择的方式确立起来的。如果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那么,所谓“四端”“四体”、“大体”“小体”、“本心”“习心”岂不乱作一团?问题在于,西方的逻辑主要形成于对象理性的认知视角之下,其本质上属于一种时空坐标下的平面逻辑;而中国的价值抉择逻辑则是一种在价值并不对等条件下之立体纵贯的价值抉择逻辑,这两种逻辑的融合与统一,也就是中西文化不同言说逻辑的融合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中国哲学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走向。
    蒙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就是提出并探讨了在中西文化相互借鉴基础上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因为按照西方文化的路径,其所能形成的自然生态思想往往会走向“自然的人化”(虽然现代西方的自然生态思想包括其生态保护已经不完全是自然的人化,而是加进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之人化自然的因素,比如按照人类的意愿设立某种动物保护区之类就有人化自然的因素);而蒙老师在2004年出版的《人与自然》一书,虽然扎根于中国殷周以来的天人合一传统,其所凸显的也主要是儒家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如果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表达,这就应当是“人化的自然”。蒙老师在这方面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这就是他不仅要依据传统讲“人化的自然”,同时还要讲“自然的人化”。我反复思索蒙老师的这个思路,觉得其关怀指向基本上属于人化的自然,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立场的典型表现;但从西方的对象理性及其认知视角出发,就必然要经过自然界的长期发展,然后由自然的进化以走向人化,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化了。因而也可以说,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同时还是一个艺术美学的问题,甚至是人生信仰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一个如何保护生态以及中西文化生态观如何融合的重大问题。
    所以说,蒙老师从逻辑理性到情感理性的这一主体性转向,以及从主体性视角出发所形成的这个价值抉择逻辑与西方对象理性基础上的形式逻辑如何融合,以及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之如何融合,就是蒙培元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如果借用打麻将和牌的话来说,这就是咱们可能和牌的两个嘴子;而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思想的生长点。因而从我的角度看,我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沿着这两个向度进行思索,可能会很有意义。
    我就说这么一点,词不达意,对不起了!
    【参考文献】
    [1]《史记·秦本纪》。
    [2] 蒙培元:《简述理的演变》,载《中国哲学范畴论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关中的秦腔,正像陕北的信天游一样,那是要在丘陵沟壑、高原大漠之间才能充分理解其苍凉、悲壮之感的。蒙老师长于陇东,却居于京城;而在京城,他要吼秦腔的那种感觉是绝对发不出来的,所以他只能守着陕西电视台的秦腔栏目。但对蒙先生而言,秦腔也可能是他一段永远无法化解的乡愁。
    [4]蒙培元:《朱子研究的新视角——评〈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载《光明日报》2012年11月4日“国学版”。
    [5]丁为祥:《从逻辑理性到情感理性——简论蒙培元对冯友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载《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黄玉顺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 丁为祥:《境界与生态:儒家哲学的终极关怀——读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载《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黄玉顺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
    [7]《孟子·告子上》。
    (原载于《“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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