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初八日戊午 耶稣2017年7月30日 东海附言：儒学中，理学受到的误会、反对、打击特别重而久。几乎在理学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对理学的种种误解、乱批和排斥，并很快形成政治性的反理学运动。为之辩护澄清，刮垢磨光，儒生有责焉。 应黄明雨先生邀，自2017-6-19至7-7日，为辛庄示范师资班讲《宋儒与理学》。明公黄中而通理，诸生尊师更重道，共沐宋风儒雨，探讨圣言天理，经史相参，教学相长，切切磋磋，何乐如之。 讲座分为十个部分：一，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二、北宋理学五子；三、朱熹生平、思想简介并为朱熹洗冤；四、理学思想概要；五、熙宁变法与荆公新学；六、宋代学术之争；七、元祐党案和庆元党案；八、佛道在宋代的影响和理学对佛道的批判；九、反理学运动；十、三教论。 今根据讲义整理出《理学的先驱：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文字稿，儒友们先睹为快。其余内容待据讲义和录音陆续整理。 余东海 2017-7-10 理学是宋朝儒学的核心和代表。讲宋儒和理学，要从胡瑗、孙复、石介三位先生讲起。《宋元学案》头两篇《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就是讲胡瑗、孙复和他们的学派的。学案即记述学派内容、师弟传授、学说发展的书。 要讲胡瑗、孙复，又不能不先讲范仲淹。胡瑗、孙复两位都是由范仲淹推荐，才得以在朝为政并开展讲学事业，可以说是他们的领路人。 范仲淹于理学五子之一张载有引导之功。《宋元学案·序录》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人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高平是范仲淹出生地，横渠是张载出生地。 范仲淹特别善于举贤任能，除了胡瑗、孙复、张载等人，一代名将狄青、一代名相富弼都得到过他的赏识、鼓励或提拔。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说：“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胡瑗、孙复、石介、李觏（gòu）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贤士。 狄青为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富弼少年时好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推举富弼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范仲淹自己就是北宋前期儒家群体最有代表性的、也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南宋罗大经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二岁丧父，少年苦读。《宋明臣言行录》记载：“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馕粥不充，日昃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通六经之旨，可见其经学修养很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后来写进了范的名作《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言。 朱熹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仁宗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范文正公年谱》）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上奏折《答手诏条陈十事》，说出一个定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改革要求，史称庆历新政。十项要求大概如下： 一是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制度。打破年资制，重视才能和功绩，鼓励破格升迁；二是纠正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即可直接当官的“门荫”制度；三是改变以诗和背诵经文取士的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考策论，考察考生的政治经济军事能力；四是严格选拔地方官，罢免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的官员；五是按干部级别给予多少不等的“职田”，以养其廉；六是每年秋收后督导州县开河渠、修堤坝，搞农田水利建设；七是招募民兵，三季务农，冬天训练，有事打仗；八是裁并州县，减少政府设置，减少干部数量，减轻农民负担；九是朝廷有大赦、减免税费等恩惠，要督促检查，落到实处；十是朝廷要重视法令，克服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令而不行的顽症。 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宋朝在京师建立太学，在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并且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都自庆历新政始。胡瑗教学之法得到肯定和推广，也是庆历新政的产物。“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安定学案》）。 庆历新政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以致“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范仲淹年谱》）。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门荫”制度，触动了大量权贵的利益。 汉唐高官也有世袭，只能子孙世袭。北宋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而为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皇帝会大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兄弟子孙出任京官就可达20人之多，滥竽充数，莫此为甚。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宋仁宗时，世袭当官现象愈演愈烈。 《答手诏陈十事》第二条就是纠正“门荫”制度，其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于是，一些已退未退的高官带头，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恳求恢复旧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串通，通过各种手段对范仲淹新政团队进行打击，包括经济问题、栽赃诬陷和诬告范仲淹等人结党。 党论兴而迫害起。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范仲淹传》）。 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于途中病逝，年六十四。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著名的范氏义庄就是范仲淹亲手创建的。《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他在苏州创立义庄，以俸禄购置义田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并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入学。 范氏义庄将孝悌、仁义、忠信、尊老优老等儒家价值观贯穿于慈善之中，使慈善事业极富教化功能和社会影响。义庄设立后，仿行者遍及江南。清道光二十一年苏州《济阳丁氏义庄碑记》说：“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义庄历宋、元、明、清至中华民国八百余年绵延不绝，成为中国慈善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慈善组织。 范仲淹深厚的儒家思想和强烈的道德精神，为理学的兴起培育了相应的文化氛围和道德土壤。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开山鼻祖，同时进一步追寻其先河： “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朱子语类》） 朱熹说宋代儒学即理学的兴起“亦有其渐”，渐即端绪。代表这个端绪的是范仲淹、孙明复、石守道、胡安定。后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又称“理学三学生”。《宋元学案》这样介绍胡瑗、孙复两位： “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 胡瑗很有经学修养，以“圣贤自期许”，强调“明体达用之学”。其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重在经世致用。胡瑗在苏州、湖州一带任教实行的教学方法史称“苏湖教法”，宋仁宗庆历中，朝廷兴太学，“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 胡瑗“白衣而为天下师”，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三十年左右，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江苏省志稿》和《江苏乡土志》都说：“胡瑗，理学先驱，为二程所宗，朱熹总其成。” 钱穆说，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可见“明体达用之学”所针对的“进士场屋之业”与“释道山林之趣”。而这两者也是理学家认为的学之大弊。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氏遗书》）“三弊”中，“溺于文章”和“牵于训诂”属于“进士场屋之业”，“惑于异端”是惑于“释道山林之趣”。如果没有这“三弊”，则“必趋于道矣”，可见向道学发展，是“明体达用之学”逻辑的必然。 胡瑗桃李满天下。王安石变法时，胡瑗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宋神宗曾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安定学案》记载： “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胡瑗的高弟刘彝直言，胡瑗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并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明体达用之学”也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指导思想，给了二程洛学以正面影响。在“宋初三先生”中，程颐最尊敬胡瑗。《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 先生在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即请相见，处以学职，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又尝语人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又尝言“安定先生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于从政乎何有！”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通义理。但四举开封府进士，均于科场失利，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人称“泰山先生”。其门下贤良之士甚多，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一时精英。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实行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诏命“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范仲淹年谱》）宋仁宗对之甚为礼敬。 范仲淹与孙复因缘际会颇有戏剧性。《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说： “公在睢阳（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四举进士不第、穷困潦倒的孙复，穷游在外，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受到范仲淹的帮助，并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孙复不负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著名的“三先生”之一。胡瑗的经学修养够高了，《宋史》谓胡瑗治经不如孙复，可见孙复的经学功夫之厉害。 与胡瑗、孙复并称“宋初三先生”的，还有一个是石介石守道。曾创建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是泰山学派创始人，世称徂徕先生。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任国子监直讲，“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任高官要职，实施“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振奋，说：“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赋《庆历圣德颂》，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遂使夏竦等人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颂刚脱稿，孙复就警示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庆历四年，夏竦等人诬陷搞范仲淹团队搞“朋党”，同时从石介开刀。他命家中女奴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黜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请求外放，变法遂告失败，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外放到濮州任通判，未到任所，旋即于庆历五年七月病卒于家，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便派官员去发棺验尸。知兖州杜衍、提点京东刑狱吕居简具保，幸免发棺。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石介在国子监以《易》、《春秋》教授诸生，“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广论“理”、“气”、“道统”、“文道”等，反对佛道，开宋明理学之先声。理学家群体对石介的评价颇高，“二程”就十分尊崇石介，朱熹称赞石介是超过韩愈而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是一个“刚介”、“不动心”的人等。 对于“宋初三先生”，黄宗羲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二程）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可以说，三先生是理学的先驱。 对于佛老，范仲淹和“三先生”都持排斥态度，然轻重和角度不同。范仲淹在著名的《上执政书》中极论国家大事，书中提出了六项十八字为政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将佛教过度发展导致的“缁黄荡而不治”作为社会一患。缁黄即僧道，和尚穿缁衣，道士戴黄冠，故称。书中云： “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洁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众多而行为丑恶），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道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 佛教以真常为性，能劝人为善，范仲淹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角度考虑，有所认可。但庶民百姓不易理解，又不是治理天下之道，而出家之人不能赡养父母，与儒家之孝义相冲突，所以“君子弗论”。书中对寺院大兴土木亦深为不满，提出了建议之方： “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废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作仓促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不可不戒。” 范仲淹是基于国计民生，就事论事，希望国家能对佛道进行管束。孙复、石介等人则是从理义根本上否定佛道，颇为深恶痛绝。孙复在《儒辱》中写道： “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辱，士以地广大荒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所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絶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羣，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 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絶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巳，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 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余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则芟夷藴崇（蕴崇有积聚、邪恶二义）絶其根本矣。呜呼，后之章甫其冠，缝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从而尊之者，多矣。得不为罪人乎。由汉魏而下迨于兹千余岁，其源流既深，根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类，其将奈何，其将奈何。” 石介《怪说》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 杨亿，北宋文学家，以骈文名世。 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五胡乱华的时候，受到诸胡君主的推崇。南北朝时佛教大兴，梁武帝竟然以帝王之尊而舍身事佛。儒道衰微，当时罕有辟之者。至韩愈作文辟佛，明夷夏之防，倡孔孟之道，为宋儒辟佛先导。宋儒辟佛，自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始。其后横渠、二程、朱子、曾公亮、李觏 、欧阳修、苏轼、朱熹、胡寅、胡宏、陈亮、叶适、张拭诸儒，皆痛批佛教，有力有理，佛教逐渐归正，儒家螺旋大兴。 2017-7-10 余东海于南宁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