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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汉学研究历程 一、19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前 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应追溯至19世纪，同欧洲汉学一样，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是为19世纪传教士所创立的。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裨治文1801-1861）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也是传教士，属于基督教美国公理会。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尚未能公开传教，所以他主要以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来做为他的生活内容。1832年在澳门创办并主编《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亦名《澳门月报》）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自己也在澳门发表了不少文章，并担任过林则徐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 除裨治文外，美国早期汉学家还应提到Arthur Henderson Smith（明恩溥·史密斯1945—1942）与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赖德列·莱托雷特）。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社会，尤其熟稔与下层社会农民生活。他一生著述过十来本著作，每本都与中国有关，其中著名的一本叫做《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特质》）。这本书写于1894年，作者当时来华传教已22年之久。此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在此领域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了解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征，这也是20世纪初美国汉学研究的主要走向。赖德列·莱托雷特也有着同类著作，他的《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1934年初版，1949年第三版）。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将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和近代历史的落后做了鲜明的对比。 两位传教士，WilliamsA. P.Martin（丁韪良1827—1916）和YoungJ.Allen（林乐知1836—1907）。也是早年美国早期著名的汉学家。他俩的特点在于除了作传教士与汉学家外，长期活跃于中国政坛。丁韪良于1850年与其妻子先来浙江省宁波市。之后长期在北京同文馆任教。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是清朝政府为应运外交需要训练培养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变成国家培养外交人才基地。丁韪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和国际公法，后出任总教习长长达25年之久（1869—1894），其间并曾担任北京东方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写过不少有关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文章，但其文章似乎较缺少学术性价值。林乐知在中国的47年间，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身兼教习、编辑、译书与传教士。其中于1868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Church News）于1879年改名为《万国公报》（A Review of the Times）或（The Globe Magazine），为19世纪第一份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他的译着有十多种，最著名的是《中东战纪本末》。这是本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文集。共三编、16卷。初编8卷由蔡尔康笔述，1896年4月出版。他也作西方妇女及其他文化中妇女的比较，有《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All Lands）（上海，1903年版）。该书以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并不局限于传教士。一些美国驻华官员在回国后也成了汉学家。其中较著名的例子为Hosea B.Morse（马士·摩斯1855—1934）他在中国税务局任职达33年之久，也包括台湾淡水关税务司在内。当时税务司主要由外国人管理，因此这位中国通非常了解对外贸易和外交情况。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TheInternational Relationsof the ChineseEmpir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两卷分别于1910和1918年出版。其研究资料主要靠政府的档案，但也参考了其他汉学家的研究著作。著作中他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斗争时期1830—1860年间；2.屈服时期1860-1893年间；3.服从时期1894—1911年间。 以上呈现的是美国汉学草创时期的轮廓，下面说说美国大学和汉学学术机构在这一时期的创立和发展： 耶鲁大学 在1877年创立美国第一个中文系。第一位教授是位传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1812—1984）他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从1833年10月26日抵达广州，直到1876年返美，在华凡43年。1856年后长期担任美国驻华使团秘书和翻译。曾9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位中国通，写作了为数甚多的汉学著作，代表作《中国总论》和《汉英韵府》奠定了他作为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学术地位。《中国总论》试图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是“由美国人完成的、最早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学术论著。”（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11月刊。P3）。他的汉学著作对于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76年，他从外交职务退休回国，1878年受聘担任美国第一个汉学讲座耶鲁大学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成为美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1881年，卫三畏还被选为美国东方学研究权威机构美国东方学会的会长。卫三畏在华期间，集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于一身，是早期中美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个缩影。卫三畏在耶鲁建起美国第一个中文图书馆。第一位将中文书籍赠与耶鲁的则是中国留学生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Wing，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容闳是，他是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他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闳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 广东珠海容闳学校容闳铜像 耶鲁大学中文系的继承人是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Frederic Wells Williams）教授。1900年，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继承父业，成为耶鲁大学现代东方历史的助理教授。 哈佛大学 1877年2月，曾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的Framcis F.Knight（鼐德），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会，针对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提出募集一笔钱，从中国聘请一位教师，在该大学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鼐德生于美国麻萨诸塞省波士顿，早年来中国营口经商，创办了旗昌洋行。自1864年起，除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外，还兼任瑞典、挪威、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驻营口的领事或副领事。当时学习汉语，一般都要到中国来。鼐德提出把老师请到美国，属于比较独特的想法。在当时西方的汉学圈子里，对此也有激烈的争论。但是鼐德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特别具有实干的精神，从教材到老师的生活，从中文班的学生来源到这些学生将来的出路，每一个细节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哈佛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系科更加齐全，实力更加雄厚。中文教学在美国的高等教学中还很罕见，探讨到底在美国开设这一教学的余地有多大，无疑极具挑战性，也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空间。所以，当时的校长埃利奥特以他的远见卓识，大力促成了这件事。鼐德为此募集了875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数字，设立一项专项基金， 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物色赴美中文教师。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中了41岁的中国学者、也是自己的中文老师戈鲲化（Ko Kun-hua of Ningpo）。戈鲲化（1838—1882），字砚畇，一字彦员，安徽省休宁县城人，是为举人。弱冠之年，由于父母先后去世，“读书不成，从军幕府”，在清政府平定太平军的将领黄开榜的身边当了五、六年幕僚，奔走于吴楚之间。此后又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便“移砚甬上”，来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翻译生兼中文教师，时间长达15年之久，其间“曾捐得宁波候选同知，蓝顶戴，属九品官中的第五品”。出版有《人寿堂诗钞》和《人寿集》著作两部，在当时中国文化圈中颇有名气。戈鲲化被选中，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他当时是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翻译生兼中文教师，已成功地教出了一个法国学生、一个英国学生和杜德维这个美国学生，具有对西方人实施中文教育的经验；其二，他已有长达十几年的外国驻华领事馆翻译生的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其三，他是个熟谙中国文化的作家、诗人和教师，出版有《人寿堂诗钞》和《人寿集》著作两部，在当时中国文化圈中颇有名气。而他土生土长的南京口音官话，正好符合哈佛大学的要求；其四，他正因为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了批评官员行为的言论文章而遭到官府惩办的威胁，愿意离开是非地赴美执教。难怪戈鲲化任职单位的上司、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固威林理事称：“在我看来，作为一名老师，没有比戈先生更合适的人能担任现在这个职位了。” 戈鲲化与哈佛大学的赴美执教合同书是1879年5月26日在上海签订的，哈佛大学方签字的是校长委托的代表人鼐德，该合同书规定戈鲲化在美执教的时间为3年，即1879年9月1日至1882年8月31日。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五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诗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戈鲲化任教场所文化的美国人。戈鲲化意识到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诗的价值。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ChineseVerseandProse）。这本教材被哈佛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诗词的教材”。此书是戈鲲化的15首中文诗，附有英文译文，且附有英文注解。戈鲲化就是这样成为向美国输出中国文化先行者的。 戈鲲化赴美执教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年，随即去世，享年44岁。然而由于他的敬业和才能，依然创造出三个“第一”的纪录，永远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册上，这就是：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奠基燕京图书馆戈鲲化的第一批图书和编撰出第一部由中国人为西方人写的中国文化教材。正如美国朋友在戈鲲化悼词中讲的，“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里福特讲的戈鲲化，以美国社会的习俗拜访美国客人；以中国礼仪招待美国客人，是一种交流的智慧。这种交流的智慧被埃里福特视“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周日晨报》、《波士顿每日广告报》、《每日图画报》等媒体连续刊发了戈鲲化教授逝世的消息及回忆、纪念他的文章。哈佛大学的悼词中甚至这样评价戈鲲化：“我们在中国大圣人孔子身上可以发现类似的品质。” 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作为第一个出国到西方任教的学者，戈鲲化的身后是寂寞的，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无疑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  戈鲲化和他任教的哈佛大学神学院 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 1895年。参议员爱德华·汤普金斯（Edward TompKins）以地产5万美元在设立首个以“阿加西斯”命名的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席位，聘请英国汉学家傅雅兰·傅赖尔（John Fryer，1839—1882）担任教授。傅雅兰也是一位汉学家，1860年后来中国，长期担任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工作，翻译过《算式集要》等100多种科技著作，并与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一起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教育机构之一，并定期举办讲座，编辑过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为西方科技输入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傅雅兰到柏克利分校后，把他收藏的中文书籍包括他的中文译著皆捐献给柏克利，并帮助该大学创建中文图书馆。为该校汉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 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捐出10万美元，创立中文系。他的仆人也是被当成“猪仔”卖到美国的华人丁龙也捐出12000美元，这让他深深感动和敬重，于是又捐出113000美元。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是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年-1927年）。清同治八年（1870年）来华，在厦门海关任职，此后27年在中国各地海关执勤，历任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1900年，德国政府曾就中国支付庚子赔款事项咨询其意见。在华期间精研汉语和中国历史，尤长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旁及中国文字、艺术、工艺、和家猫。回国后曾任慕尼黑大学教授。1902年应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任汉语文教授。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夏德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返回故乡慕尼黑，但仍笔耕不缀。1927年夏德在慕尼黑逝世。夏德汉学研究著述甚丰，且研究精当，西方汉学界备为推崇，将这一时期称为“夏德时代”。他的《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China and Roman Orient，1885）是一部关于中国和西亚交往史的力作，也是作者成名之作，全书集刊汉籍中有关罗马辖下亚洲各省的记载，附英译，对历史、地理、物产等诸方面均有考证研究。所著《中国古代史》（1908）、《论中国美术的外来影响》（1896）等论著也有一定影响。关于匈奴、突厥等古代民族，著有《论伏尔加匈人和匈奴》（1899）、《暾欲谷碑跋》（1916）等。此外还译注了《史记·大宛传》、民国元年（1911年）和美国汉学家柔克义合作将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翻译成英文。 除上述之外，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也都是较早建立中文或东方语言文科系的院校。 这个时段美国汉学研究机构主要有： 哈佛燕京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 1928年由校友Charles M.Hall的“遗嘱执行委员会”捐赠650万美元成立。此机构的成立对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譬如该校聘请了欧洲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78—1945）等人来校讲学。学社创建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东亚系的历史考察，展开中美双方互派学者研究计划。大大增加了中文藏书，由1925年的6000册增加到1932年的75000册。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任所长是法籍俄国人叶理绥（1889—1975）他在哈佛大学推行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创立了由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学系和哈佛燕京学社联合授予的博士学位制度。 哈佛燕京学社也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帮助，尤其是杨联昇和洪兴。杨联昇（1914—1990）是中国经济史专家，长期任教于哈佛。洪兴（1893—1980）是中国燕京大学文学院张，之后到哈佛燕京学社任职，对沟通美国哈佛和中国燕京大学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简称ACLS）该会于1928年成立“远东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on Far Eastern Studies）；又于1941年创立“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出版有《远东季刊》（1941—1956）1956年以后改名为《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这个时段在美国进行汉学研究和教学的出色汉学家，除上述诸位外，还有： 白得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 这是一位德国汉学家，出生于德国科隆市，肄业于柏林大学，1897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通晓波斯文、梵文、巴利文、马来语、汉语、藏语、蒙古语、满语和日语。1901年参加由美国大金融家、慈善家雅可布·亨利·席福（Jacob Henry Schiff）资助的考察队到中国考察。从1901年至1904年，劳费尔又领导了赴中国的席福探险队（Jacob H·Schiff Expedition）。此行的目的是就一些文化和历史问题在中国进行调查探索和寻求文献文物，并获取人种学的一些资料和信息。在这次考察中，劳费尔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了一大批中国汉代陶器和玉器。在此基础上先后出版了《中国陶器》、《中国玉器考》等若干种研究专著考察结束后，他担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种学部助理（1904-1906）。1905年他受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讲师，1906年开始又担任东亚语言学讲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1907年。1908年，劳费尔受邀赴芝加哥市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任职。1910年起到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任该馆人类学部主任达20多年。1934年突然跳楼自尽，原因不明。 劳费尔在美国，被认为是非常杰出和有价值的学者，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汉学研究、远东研究。他在藏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校订本《诸相》（印度造像学古文献的藏译本）、《苯教十万龙经研究》、《西藏人的语言学研究：宝箧经》、《论下加字wa，西藏语音韵学研究》、《关于藏文苯教史著作》、《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藏文手稿目录》、《两则米拉日巴的传说》、《米拉日巴的生平和道歌》、《勃律语和莲花生的历史地位》、《康熙版甘珠尔》、《西藏赞蒙的故事》、《吐蕃的鸟卜》、《藏语中的借词》、《藏族文字的起源》等。他的《中国伊朗编》一书，自称是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的，并且“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的一部科学史专著。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汉学的发展也少不了中国学者的帮助，除上述诸位外，还有： 陈授颐、王天目、李绍章、赵元任和梅光迪等。陈授颐在芝加哥大学首次开设汉语讲座；王天目在夏威夷大学开设中文系。两年后离开，由李绍章接任并成立东方系所。赵元任是位语言学家，也是中国语言学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自1939年至1947年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辑《汉英大词典》。梅光迪是著名的西洋文学专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专家。1924年至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以后陆续在波士顿一带教书直至1936年夏。 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在亚洲及远东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本改变其对东亚研究的态度。二战后美国出现另一股中国研究的潮流。美国华裔汉学家杜维明把它叫做“一种反汉学的中国研究”。此种新的中国研究走向始于二战中的“敌情研究”。二战时期美国研究日本，冷战时期研究苏联，韩国战争时研究中国。在日本敌情研究中，最基本的目的为训练从语言入手破译其军事方面密码的人才。当时一大批人才中著名的有Benjamin I.Schwartz（史华慈1916-1999），相关研究经费来自National Defense Act（国防法案）。包括六种外语，中文即其中之一。当时为了研究中国有庞大的款项拨进学术界，对象为“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研究）。以哈佛大学为例，在此将汉学转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程中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1907-1991）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头号中国通”、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也被称为美国“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的开山始祖。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其中国研究系统化与专业的基地，其中培养了一大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或“中国通”。在目前美国重点大学中，一大批中国历史教授是他的学生。总览费正清的汉学著作，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第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传统欧洲的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似乎是一种象牙塔中的学问，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当然这种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与他们根本不同。他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83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也以这种观念影响他的学生使他们感到自己肩负着把老师的这种「较少狭隘性而较好准备了解东亚的自由的、现实的美国观念发扬光大」的责任。这是他的特殊经历及所处的特殊时代所造成的。 第二，使用中国的档案及原始数据研究中国历史。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H. B.Morse（马士）、法国的Henri Cordier（高第‧考迪，1849-1925）、美国的Tyler Dennett（丹涅特，1889-1949），他们几乎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认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国的数据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严格说来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第三，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以现代化理论为主要指导。此种视野根据 Arnold Joseph Toynbee（汤恩比，1889-1975）所谓挑战与响应的理解模式，即研究中国如何对西方进行响应。一方面希望美国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美国。「其重点当然放在美国利益上」。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入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