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成中英  成中英教授（资料图） 作者简介：成中英，1935年出生，祖籍湖北阳新。世界著名哲学家、管理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国际中国哲学会创始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196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西古典及近代哲学等领域造诣甚深。著有《儒家哲学论》、《中国文化的新定位》、《知识与价值》、《易学本体论》、《美国哲学归纳法理论研究》、《戴震原善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中西哲学的精神》等。 在北京论坛上，记者专访了成中英教授，探寻这位哲学大师眼中的新时代儒学及其未来走向。 记者：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书，可见您很早就在思考中国哲学走出国门、服务当下的命题，那您认为当下中国哲学该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世界化？ 成教授：哲学是一个活的学问，它有自身存在的体系，同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有益于“人生”，这里的“人生”既指个人实现的完美，也指群体社会发展的良好的状态。中国哲学作为对自然和人的生命的思考体系，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落后、被遗忘、被束之高阁。哲学家的思考的对象和内涵必须面对生命、面对历史、面对自然。时代的需要使得哲学能发挥它的作用，面对现代的生活和文化的社会问题，来发挥新的眼光。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始终是在人类的经验基础上成长，将原本的智慧扩大，并开发出新的语言与新的理念。 在中国近代，哲学似乎是一个陈旧的、缺乏梳理的破摊子，不是里面没有宝藏，只是没人去挖掘。所以今天我们要现代化与现代的话语与问题，并首先要将这些宝藏整理出来。第二步要还原它原来的光辉，第三步则在将其变成美好的结构，从发光到发热，发出能量，推动中国文化的新的发展。 哲学有三个面：有本，有体，有用。有本指不能忘本，本是来自于经验、观察、最原始人类思考的智慧；体是逐渐形成的智慧和知识的体系、格局；用直接与生活联系，用充实体，体再回归到本，本里面再发展出一种创生的力量再促成用，所以这是一个周转游行的体，通过时空来展开。这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一样的。基于时代的需要，我们要将体、用都扩大，这就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内涵。从西方哲学哪里我们吸收宝贵知识，使我们头脑变得更逻辑，更细腻，更有分析能力，同时我们也应将自身体会到的经验、真善美的价值让西方世界共同分享，因此世界化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与世界分享我们的智慧。 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展示自身思考的活力、优点，起一种示范的作用。与此同时，发展是做人的基本条件，在我们发展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发展，沟通理解诠释对话因之极为必要，因此我也很早就提出“平等吸收、彼此丰富”的口号。我甚至在思考，中国历史悠久，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凝聚的哲学智慧可以为其他文化及宗教提供一个对话的基础和沟通的平台，因为中国哲学是开放的，正如《易传》强调“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论语》所强调“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当然处理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关系时，现代化是基础，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内涵的自我，向外发展也是有问题的。 记者：那么在世界化过程中，如何保证其民族独立性呢？ 成教授：确实世界化很容易导致文化趋同，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吸收西方的精华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就会被同化。首先，与西方的沟通，既是充实自己，表达我们自身的哲学智慧，同时也是对西方来分享我们的智慧的一种愿望。我们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和”中坚持特色，并不会丧失自我。 其次，每个传统都继承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征，都有其自身的重点，譬如看重自我的价值，这点也是我们现在强调的，通过与西方的沟通交往来加速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使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保存文化传统特色。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历史背景、传统经验，所以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还是会保有其特性，而不会轻易被同化。另外，从自觉的文化创造来说，通过自觉吸收外面的文化，主要是来强化自己的体质，譬如蚕食桑叶，不是自身变成桑叶，而是将桑叶转化成丝。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积累，当然有的文化转化功能比较弱而被同化，但同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对于中国，我们必须强调中国文化本体的内涵来进行与西方的沟通。 第三，思考的偏向的问题。中国擅长伦理关系的坚持、道德力的感化作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能力，譬如德国擅长抽象的理论，发展了机械理论；英国人擅长实用主义，所以商业文化很发达。这其实是一个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个性的问题。 记者：您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当代儒学有着权威发言权，您认为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儒学在当今中国及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 成教授：相对于“新儒学”，我更认同“当代新儒家”的说法。我想从一个开拓与开放的角度来谈，而不必限制在过去的几个大家的格局来谈。我想我们应超越狭义的门户之见来解决一些既有的问题，也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我不想只是坚持某一传统的儒家观点，而要寻儒学之根，开儒学的新境，结合道佛与西方哲学来发展儒学的应用，我名之为《新新儒学》，以之来应对《后后现代》的问题。因而讲求本体与体用的关系以达到本体用三结合的动态循环贯通，同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来诠释儒家，赋予儒家以后后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儒家的整合融通的道德精神以及开放发展的宇宙哲学。 我的“新新儒家”有两个特点：，首先新儒家并不是要排除中国其他诸家的传统，我是将“儒家”天人认知与感通的经验摆在源头活水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是我很重视《周易》的整体宇宙观的结果；其次，我很重视现代科学，而不认为现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是冲突的，认为它们事实上是相互包容的，这就表明我们要重新诠释道德理性，也同时要诠释科学知识。新儒学的开拓，强调生命的价值，强调生命的伦理，强调人的自觉的善的追求、价值的追求和主要目标，在包容的意义上，我不会排除道家、佛家的贡献。同时，我非常尊重与西方的沟通，在强调知识理性的用途的同时，也要改变知识理性的狭隘的观点。因此这点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不仅仅是在维护我们自己了，而是涉及到贡献。由儒家开放的观点，融合西方的智慧，来完成人的整体发展。因此，强调灵活、整体、自觉的精神，理性分析科学知识和理性分析道德是一样重要的。道德与知识不相坎陷，二者更能建立彼此张扬的关系。 儒学意义在哪里？中国目前的发展策略对于经济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经济和政治相配合，但经济和政治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另外，中国坚持马列主义的战略发展思想，但是马列主义又如何和儒家融合？就长远而言，我们需要找一个文化上的传统智慧，建立一个中国更好的发展策略，这就涉及到儒家如何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后盾。在现实意义上，儒家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全球化有着指导意义，因为现在领导者提倡的“和而不同”、“中国不称霸”都体现传统的“王道”思想。儒家对世界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它代表全球伦理，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儒家重视人的正义的要求、整体发展的品格的要求、伦理的正当性，对自私贪婪为基础的资本谋取模式有着一定匡正作用。 记者：您今天的报告主题是“全球性危机的道德反思：作为解决之道的和谐与伦理教养”，那么儒家、道家的伦理及生态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全球性的危机？ 成教授：我觉得作用会很大。对于这个争论，我也十分关注。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写过道家哲学对生态伦理、生态维护的重要性的论文。道家非常重视自然，自然代表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也代表一种多样性。生命多样性与自然多样性我们不要阻止，它代表一种天然的平衡。道家对过分的、偏激的、极端的发展是持警戒态度的，这在儒家也有体现，如“欲速则不达”。而今天生态的问题就出在人类过分地急功好利，造成全球变暖、气候失衡、生物失衡等问题，这与道家的天地之道、自然之道是明显违背的。而儒家的“天时地利人和”，强调的是人的内在的一种和谐状态：即是心跟性、情跟理的融合。其次，它强调“太和”的理想，包括生态的平衡，人自身的平衡，整体的人和自然的平衡。 记者：儒学是国学的核心，现在对于什么是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现在人们嘴里的国学已经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大筐，对此您怎么看？ 成教授：国学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学问的梳理，里面当然包含了很多层次。最起码，要考虑到经史子集，经代表中心的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的思考，史代表理历史的回忆和记载，集代表整体的人类的情感的反馈和表达。经史子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经验历史与智慧财富的开发。用同样的角度理解西方，就是西学。西方人对自己学问的理解可以叫做科学、哲学，还有英国学、美国学，英国研究、荷兰研究等等。西方人对中国的学问发生兴趣，就叫它汉学。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理解，国学概念不发达、不清晰的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自己的学问，就好像没有自我了解，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这个概念没有出来，人就彷徨了，什么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所以重建国学，要自我反思，自我整体化。 同时要说明的是，过去西方人对我们的认识，往往是带有西方的偏见和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国学，给西方人一个回馈。如果让西方的汉学认识来罩住我们的国学，这就等于让人家告诉你你是谁，那我们就丧失了主动权。我们需要自己说“我是谁”，同时可以说“你对我的了解还需要加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