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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自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至今，前后已有六个年头了。期间，成立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由中心主持了竹简的清洗、保护、排序、释读、研究等一系列工作。我们还组织过多次新闻发布会，出版了四册整理报告，在清华大学、美国达特茅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地召开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积极讨论，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形成了讨论清华简的热潮。各种媒体也都作了很好的宣传报道。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80年前的1925年7月，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曾在清华大学作过一次著名演讲，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在那次演讲中，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大学这次入藏的清华简，确实是一次重大的“新发现”。因为这批竹简的下葬时间是战国中晚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司马迁写《史记》时也不曾见过，而其内容又大多为“经”“史”类典籍。正如鉴定专家所指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如果王国维先生地下有灵，他一定会为清华大学入藏这批珍贵竹简而高兴的。 有关这批竹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处于开始阶段。承蒙《民族艺术》杂志主编廖明君先生雅意，邀我就竹简的有关情况谈点体会。我推辞不过，现简要汇报如下： 一、清华简的入藏、保护、整理与鉴定 清华简原来是一批盗掘文物，其具体出土时间与地点已无从得知。有人推测是湖北一带，但也没有具体依据。这批竹简被走私到香港文物市场后，才为内地学者逐渐知道。据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学家张光裕教授回忆，他曾于2006年冬天在香港文物市场见到过八支楚简①。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员也曾回忆，2007年4月，他在台湾大学教书结束返回北京途经香港时，也听说香港文物市场有一批战国楚简②。他们两位都认为，这应该就是后来的清华简。2007年秋冬间，我也有幸蒙张光裕教授提供若干支竹简摹本照片，其中有纪年简，感觉其内容很重要，至于其真伪，还不敢轻易断定。 2008年6月4日，清华大学党委与行政领导宴请中文系新引进的资深学者傅璇琮夫妇，并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夫妇以及我与夫人陪同。席间我将这批竹简的有关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学校领导觉得此事重大，要我马上与香港方面进行联系。我们便请张光裕教授对这批竹简的真实性作了初步观察鉴定。6月24日，学校领导又嘱我准备一个简短材料，向学校党委常委会汇报，提议学校作出收藏决策。会后，学校派我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均明研究员等专家与有关行政人员一同赴香港。到香港后，我们在张光裕教授帮助下一起去观摩了竹简实物，对竹简的真实性形成了进一步共识。清华大学的一位校友得知这批竹简的价值后，便慷慨出资买下了这批竹简，并捐给了母校。 2008年7月15日，这批竹简终于入藏清华大学。我们开始对竹简作清洗、杀菌等抢救性保护工作。在清洗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简的质地、字迹等现象，没有见到任何伪作的痕迹。同时，我们又根据竹简的形制和字体特征，初步判断其当为战国中晚期的楚简，与以往发现的荆门郭店一号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相近似。后来，我们还专门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这批竹简中的无字残片标本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数据为公元前305±30。这与我们根据简的形制字体特征所判断的年代相一致。 清华简在香港购回时，被人用保鲜膜包成了若干包。我们在清洗保护的过程中，发现同一篇内容的简往往散见于不同的包里。这一方面说明各篇的次序早已在竹简的流散过程中被打乱了，同时也说明这几包竹简应该是同一批出土的文物，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同一个墓葬。 将竹简全部清洗后，我们又作详细点数，所得确切数字为2388枚竹简。这个数字包括残简，估计原有完简在1700—1800枚左右。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一，大多结体精整，十分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完成了上述工作后，到2008年10月14日，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李伯廉先生、复旦大学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以及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等单位的11位相关知名专家对这批竹简作了全面鉴定。经过仔细观察，热烈讨论，专家组最后提出了一份《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鉴定意见》，对这批竹简作出了高度评价：“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鉴定组认为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专门组织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向新闻媒体公布了清华大学入藏战国简的消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网络上的讨论更为热烈。之后，党和国家及相关部委领导先后到清华大学观察竹简，并作出多次批示，要求对清华简做好保护研究工作。“清华简”一词就这样成了学术界、文化界一个热门的话题。 二、对清华简的初步认识 清华简中有一部分有篇题，写在简的反面。还有一部分简有编号数字，或标在下面底端，或标在反面。这些编号在战国简中是首次发现，有利于简的编排工作。 我们对竹简进行缀合、编排和释读，初步确认其内容主要为经史类文献，估计有60余篇。这一点很重要。以前，我们也发现过战国出土文献。如1942年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1951年至1954年陆续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出土的战国楚简。但这些帛书竹简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真正发现战国时代的竹书，那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楚简，其内容为墨家文献，可惜竹简残断过甚，没有办法完全拼缀起来。此后，湖南兹利石板村也出土了战国竹书，但是大多残碎。真正完整的战国文献是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和清华简三批。郭店简、上博简的内容偏重于儒家、道家等思想性、哲学性著作，而清华简的内容则是偏重于六经和史学，我们称其为经史类著作。一批随葬的竹简往往反映出墓主人的思想和学术倾向。银雀山一号墓出土的是兵书，可以想见墓主人可能是军事家。郭店墓的主人，我的意见是“东宫之师”，是教育太子的老师。清华简的墓主人，应该是史官一类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整理出版了清华简四册，共有文献19篇，436枚竹简，由我任主编，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具体情况是： 第一册：2010年出版，共收文献9篇：《尹至》（4支简），《尹诰》（5支简），《程寤》（9支简），《保训》（11支简），《耆夜》（14支简），《金滕》（14支简），《皇门》（13支简），《祭公》（21支简），《楚居》（16支简） 第二册：2011年出版，收入一部按史事编排的史书《系年》，共23章，138支简 第三册：2012年出版，共收入文献6篇：《说命》（上、中、下三篇，共24支简），《周公之琴舞》（17支简），《芮良夫毖》（28支简），《良臣》（11支简），《祝辞》（5支简），《赤鹄之集汤之屋》（15支简） 第四册：2013年出版，收入文献3篇：《筮法》（63支简），《别卦》（7支简），《算表》（21支简） 有关这四册简的大致内容，我们都于每册出版前在《文物》杂志先发表综述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第一册介绍，见《文物》2010年第5期，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 第二册介绍，见《文物》2011年第3期，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 第三册介绍，见《文物》2012年第8期，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 第四册介绍，见《文物》2013年第8期，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李均明、冯立昇：《清华简<算表>概述》 此外，我本人就这四册清华简还在《中国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深圳大学学报》《孔子学刊》《中国文化》《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四十余篇，其中大多数收集在中西书局于2013年6月为我出版的论文集《初识清华简》一书里。另外，201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拙著《三代文明研究》也收入我相关论文11篇。希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其详细内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已公布的四册清华简中，内容大致涉及两大方面。其一是六经。与《尚书》有关的内容最多，如《尹至》《尹诰》《程寤》《保训》《皇门》《祭公》《金滕》《说命》诸篇。还有与《诗经》有关的篇目，如《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祝辞》，而最近公布的第四册中《筮法》《别卦》两篇，则与《易》类有关。其二是史书。如类似于《竹书纪年》的《系年》，有关于楚国神话与古史的《楚居》，有关于上古传说人物与古史的《良臣》《赤鹄之集汤之屋》，还有关于数学史的《算表》。 正如学者们在讨论中所指出，这些新公布的清华简，已经对中国经学史与上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许多传统观念，解决了许多学术疑案。如第一册清华简收有《尹诰》篇，共5支简，100多字。这是《尚书》的佚篇，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其内容为伊尹与商汤之间的对话，与先秦文献中引用的《尹诰》篇（或称《咸有一德》）内容有关，我们即以《尹诰》命名此篇。该篇简文的重新面世，说明先秦时期确有古文《尚书》中的《尹诰》篇，而且还可据此订正传世文献中的相关引文。如果我们把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相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这说明清华简《尹诰》是秦始皇焚书前的古文《尚书》写本，而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确实系后人的伪作。 又如清华简《系年》，共有23章，叙事始于西周初年，终于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其中属于春秋时期的章数最多，许多地方可以与《左传》对照，相为补充，也再次证明《左传》所记真实，足资依据，对《左传》的可信性不能再像以往部分学者那样持怀疑态度了。清华简《系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古本《竹书纪年》有许多地方相近。过去研究古本《竹书纪年》的学者，大都以为其体例类似于《春秋》编年体。晚出的今本《竹书纪年》即是编年体。不过从传世本典籍里辑出的古本《竹书纪年》佚文，有许多是不能按编年编排的。我在《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一文中有详细举例讨论。所以我们推测古本《竹书纪年》本来的体例应该是和清华简《系年》类似，即以史事为中心，分为一章一章，有点像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是否这样，还可以继续讨论。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前面我们引王国维的著名演讲，在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论断后，接着就举例指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王国维把“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简”推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其中“孔子壁中书”的主要内容是《古文尚书》，而“汲冢竹简”的主要内容是《竹书纪年》。这两者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然而，其原貌今天都已看不到了。 《古文尚书》在东汉时已归散佚。到了东晋初年，梅赜向朝廷献上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前人已论证其为“伪古文”。汲冢《竹书纪年》也在唐代散佚。明代以后整理流传的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等先生也论定其伪。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又从古类书等典籍中辑录出古本《竹书纪年》，尽管宝贵，但保留的佚文毕竟不多。这些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了。 今天，我们有幸能在清华简中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诸篇和近似汲冢《竹书纪年》的《系年》等史书，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对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王国维关于“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将再次得到印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学勤，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张光裕《又见荆楚遗珍》，《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封二。 ②胡平生《论简帛辨伪与流失简牍抢救》，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2010年。 （此文由江林昌协助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