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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9月份，全国开始统一使用部编本小学、中学语文新教材；今年9月，高中语文教材也将出炉。什么样的语文课文曾经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一线的语文老师对什么样的语文教材感兴趣？他们对于部编本教材又有怎样的期许？本报采访了十余位从事或曾经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作家、专家和语文教师，请他们谈谈课本里的文学。 肖复兴：著名作家，曾担任多年语文教师 赵丽宏：著名作家，49篇散文作品入选语文课本 陈维贤：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何 郁：北京市特级教师、朝阳区教研中心、语文学部负责人 张丽钧：作家、语文特级教师 李 峰：原北京五中语文高级教师、教研组长 徐 淳：北京五中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 贾建清：北京市第九十六中学语文教师 孙一歌：北京市第九十六中学语文教师 易 康：江苏省兴化市板桥中学语文教师 代士晓：日照市实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谭妙荣：深圳红岭中学语文教师 中华读书报：您对课本里的文学印象如何？ 肖复兴：我从事教学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语文课本有很大的变化。课文中的选文有所调整，各节教学的安排有新的设计，但编选课文的思路和体例，和以前基本大同小异。后来，有了一些课外补充的阅读教材部分，但因为不在考试范围之内，这些阅读部分，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也是非常可惜的。关键还在于课文中文学部分的选择，需要有识之士认真研究和淘选。30年代，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曾经有叶圣陶、夏丏尊先生等人参与，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老师，有过长期教学实践的经验，对于选文的标准，便更会适合学生学习与成长的实际需求。我们的语文教材编选，现在尤其需要这样既有文学实践又有教学经验的人参与。 陈维贤：印象最深的不多，《雨中登泰山》《荷塘月色》等，或许是因为教材里许多小说都读过的缘故，没什么印象了。课本里文学作品和现在差不多，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何郁：我读中学时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课文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类，一是古诗词，像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的《声声慢》，这些诗词当时读得是真熟，到现在还能轻松背诵。古文当中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等，这些作品都记忆如新，当时这些篇目都在高中教材里。现代白话文印象比较深的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都德的《最后一课》，还有就是鲁迅的作品，许多段落都能背诵。这些古诗文和现代文，当时就觉得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文学样式，最本真的文学面貌，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社会变迁，表达善恶真假，温暖人间情怀。许多作品我们阅读时非常感动，也有激励和教化的作用。 张丽钧：在我讲过的公开课中，我对《廉颇蔺相如列传》《项脊轩志》《促织》《与妻书》这些篇目印象极深！文字有魅力，千百年光阴的磨砺也无损它们自身的光辉。其实，这也是文学的力量。语文课若不引领学生亲近文学，小而言之，是语文老师的失职，大而言之，是语文老师的犯罪。 徐淳：高中时候更喜欢和自己兴趣相投的作品，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以及郭沫若的《凤凰涅磐》、茹志娟的《百合花》、孙犁的《荷花淀》。 贾建清：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高中所学的第一篇课文是李健吾先生的《雨中登泰山》，大概是因为这篇课文当时带给我的震撼太大了，对于一个最远只去过县城的孩子，当我看到课文中“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话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的胸襟抱负是可以如此宏大，是可以有睥睨天下的豪情的。 孙一歌：我在中学时期，印象最深的语文课文是《烛之武退秦师》，它让我领略了古代史书的魅力。那是人教版旧版教材第一册的第一篇文言文。我以为史书都是大事年表的客观陈述，又加之文言文的晦涩，那可谓无聊至极。可是，在听完老教师的精彩剖析后，我发现我爱上了语文。 中华读书报：现在使用的语文课本，有什么特点？ 陈维贤：现在高中语文教材有多种版本：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粤教版，鲁教版，语文版等，不同版本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是四大文学样式，只是有的诗歌散文占比较大，有的小说占比较大而已。由于现行教材有必修有选修，一般在选修中都有“小说专题阅读”“戏剧专题阅读”“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等。 何郁：我们现在使用是北京版教材，这是一套实验教材，有地方权重考虑，不是完全按照新课改的理念编写的，用起来不太方便。第一他们是按照主题单元编排的，编排的思路是必修的；第二他们没有分出必修和选修，老师们不方便做选修教材用。等到今年九月份就好了，我们就可以统一使用部编本教材了。现在朝阳区小学三个年级和初中三个年级使用的教材是温儒敏老师主编的部编本，这套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容量大，要求学生和教师要大量阅读。温儒敏老师说，编这套教材就是要“倒逼师生读书”，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老师们都反映有点不适应，因为平时读书太少，或者根本没有心思读书。“倒逼师生读书”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总比逼着师生都去刷题强多了。一个人总还是要靠读书养成自己纯正的趣味和品性，养成认识社会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和素养，去坦然迎接人生的喜悦和成功，去坚韧地接受人生的磨难和悲苦。这些或许靠读书能获得某种拯救。 中华读书报：语文课本里，您最喜欢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乐意和学生们分享的是哪一类文章？ 肖复兴：我上学那会儿，语文课本里选的我国作家鲁迅的《药》《故乡》，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冰心的《小桔灯》《樱花赞》，孙犁的《荷花淀》，吴伯箫的《菜园小记》，茅盾的《白杨礼赞》，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袁鹰的《井岗翠竹》，秦牧的《社稷坛抒情》；外国作家契诃夫的《万卡》、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都德的《最后一课》、卡莱耶夫的《诺言》、冈察洛夫的《永不掉队》……还有很多古文尤其是古诗，都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这些课文的内容。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写作上，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选择的文学作品，有极大的局限性，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体裁上或是从艺术风格与形式上，都显得过于单一。但是，我想说一点的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不是文学课本，也就是说文学只能作为语文课本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全部以文学取代语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文课本里，还应该包括一些历史、艺术、哲学、科普、应用文等其他部分。作为中小学生，文学的熏陶，可以帮助他们对语文课更加产生兴趣，但我不赞成过分强调和夸大文学而以文学取代语文的想法和做法。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文学真正有了浓厚的兴趣，主要不是从语文课本中得来，而是课外阅读获取的。 陈维贤：最喜欢的是散文和诗歌。小说读着有趣，情节有吸引力，解读也是个性化的，可以带着学生分析人物形象，赏析故事情节。这对教学设计要求更高，对教学艺术和小说鉴赏能力要求都很高，看教师能否抓住小说的独特价值。如果讲的东西都浮在表面，对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讲解模式化、范式化，学生也不会感兴趣；散文内蕴丰富，艺术性强，很多有深厚的意蕴、细节经典，能否抓住这些点，不是仅仅看教学参考书就能解决的。所以教语文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文本最核心的价值，结合学生的情况，设计有意思的情境讨论，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何郁：对于我来说，就喜欢朴实的、自然的、能渗透人间百味的，时间久了，慢慢对悲苦也能嚼出甜味。有些文章需要经常去读，少时读和现在读，感受不一样，可能就会有新发现。比如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年轻时被其文采折服，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是不怎么理解的，前几年突然重新备这一课，有新发现，发现作者用两组表达情感态度的词“悲喜”和“忧乐”，建构起了这篇雄文。从这里切入教学，就能打开新的通道。 徐淳：我对教材和课本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有时候我会希望摆脱教材的束缚不断进行补充拓展，并不是完全按照课本讲。在教学和阅读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在理解的基础上背下来才是硬道理，古典诗词的底子必须要夯实，因此近三年，我让学生从高一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每天一首，不是为了功利地应付考试，而是把古诗词植入学生的生命中。 孙一歌：我最乐意和学生们分享的是宋词。因为我个人喜欢读古词，兴致来了，也偶尔创作一两首。相较于古诗而言，古词的意蕴更为丰富。而且，词胜在意境的蕴藉上，有很多言外之意等待读者去开掘，这给阅读过程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语文课本中要说最经得起推敲的，那莫过于大家之作。比如《鸿门宴》这样精彩的历史散文，“樊哙闯帐”这一情节中，作者在“撞、披、瞋目”这一系列动作中还不忘穿插“卫士仆地”和“项王按剑而跽”的侧面烘托，不过寥寥数十字，就将樊哙忠诚、勇猛之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史记》中每一篇作品都堪称写作范文。 贾建清：我更喜欢和学生分享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类的文章。在语文课堂，我们会讲到诸子百家的学说，会带领学生一起探讨老庄思想的深奥高妙，也会带着学生阅读《论语》《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作品，感受孔子的大爱和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我深切地感受到，语文课活了起来，文学作品也真正的活了起来。它们不再是故纸堆里的经典，不再是束之高阁、令人望之生畏的冰冷文字，而是唤起了学生热情。历经时光的洗礼，经典再次走进了学生的心里，并且融在了血脉里。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来您所用的教材也有过变化吧？省编教材和统编教材相比而言，各有何特点？学生们是否也有不同反应？ 陈维贤：教材一直在变，时代变了，要求变了，教材也应该变。现行教材是2003版课标颁布后开始使用的。相比较而言，全国大部分师生更愿意使用人教版教材。它做到了守正出新，工具性和人文性兼顾，比较稳。各地教材，工具性不明显，选文有的未必经典。 何郁：在我从教的年头里，语文教材少说也变化了三五回。印象中有一套做给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使用的教材似乎很不错，那套教材分成文学读本、文言读本和文化读本，不仅分类明确，而且选文精当，练习设计有讲头，整个教材显得规整、够劲，教学上易于操作！省编教材总体上感觉上海版的有新意，主要是选文有突破，新选了一些时文，编写理念新颖，有创见。总体上感觉学生应该是喜欢选文精当的，思考练习不太多的，文学类的诗文多选一点，实用类的少选一点，这样学生就好接受一点。 李峰：在高中最后两轮的教学中，我先后用的是北京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和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对比之下北京版教材当代文学作品内容多，外国的诗歌戏剧小说内容更丰富，涉及到多种风格和流派的文学作品，个性比较强，显得比较前卫，带有较强的实验性，也因此在课文选文和编排标准不够清晰，对学生理解能力评估不够。人教版教材传统篇目经典作品保留比较多，特别是增加了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使学生更能从中华文化传统中获得智慧和自信。每册书都增加了名著导读的内容，鼓励学生读整本书，完整理解文学作品的魅力，这方面是非常好的。 代士晓：如果说统编教材是大家闺秀的话，那么省编教材我觉得就是小家碧玉，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至于学生们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同的。课文说教性太强的话，孩子们的兴趣就会受到影响，文学味浓一些的孩子们就感兴趣一些。个人认为，对于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引发兴趣是最主要的，课文毕竟只是读书过程中的一种引领，而非一生所读书籍的全部。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为孩子们提供怎样的语文课本？可否提些建议？ 肖复兴：我希望语文课本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宜动不动就大动干戈，如果真的需要调整，我希望：一，在修改调整中，我不赞成过多加大古文的比例，增加学生阅读和背诵的负担，在古文的调整中，尤其需要稳定性，因为很多篇章的选入，有近百年时间的沉淀和考验。如果调整和增加，应该调整增加古诗词部分。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古诗是“讲我们心里的东西的”“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二，在修改调整的过程中，我希望加大对现代文做重新的认定标准和基础的设计。这个标准和基础，应该是适应孩子的，而不是适应我们大人的。尤其要注意孩子的心理和兴趣特点。在我如今和中小学生的接触和讲课互动的实际体会中，他们更喜欢我国作家如萧红、孙犁、汪曾祺、任大霖、迟子建、史铁生，外国作家如契诃夫、泰戈尔、普列什文、于·列那尔、芥川龙之介、门罗等人的作品。关键是我们怎么选择，选择真正能适合孩子的作品。比如，我曾经给学生们讲过孙犁先生的《嘱咐》部分，萧红的《呼兰河传》的片段，任大霖的《打赌》、汪曾祺的《葡萄月令》，普列什文的《林中水滴》的章节，门罗的《脸》的片段，孩子们非常喜欢，一下子能够进入良好的阅读和学习的状态。 三，适当增加剧本片段。我国是一个戏剧大国，是世界三大戏剧王国之一，我国的古典戏曲曾经入选联合国申遗项目，有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戏剧教育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部分，在学生时代参与剧本的阅读以及剧场演出的观看和自己进入角色的排练，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我们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仅是做京剧走进校园这样的形式主义的工作，而是要把古典和现代的戏剧结合在一起，让孩子们真正参与其中。 四，适当增加科普部分的内容。以前的课本里曾经选过贾祖璋等先生的科普文章，其实,其他作家，如陈从周的园林，翁偶虹的民俗，邓云乡的四合院，甚至包括梁思成的古建筑、巫鸿的古代艺术，如果能做认真的精选工作，选出其中适宜学生的精彩部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科普常识，还可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 五，特别需要加强阅读部分文章的选择和扩容。我们以往的语文教学，更注重老师的讲解，老师的教案成为老师成功与否的重要参数，而忽略了学生自身阅读能力的培养。学生文本细读的能力，多年以来基本没有得到有效的训练，能力下降的程度很厉害。当然，这种能力的下降，还和我们的考试制度有关。增加阅读部分的目的，是希望学生积极的参与，共同的讨论，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求统一的标准答案，旨在兴趣和能力的提高。在这样学生的阅读训练中，让学生注重读，通过读而进入心，而不仅仅为了考试。这样，不仅可以改变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更在于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参与学生的心理心灵精神方面的成长。 赵丽宏：现在的中学生，课外阅读的范围越来越窄，能用于课外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很多人已经丧失了阅读文学名著的兴趣和欲望，而其他与课程和考试无关的书，他们更是难有机会涉猎。这是一个令人担忧，也多少使人感到悲哀的现象。一本书中有更多的人物、情节，如果孩子在阅读过程中能有些自己的念头，甚至能从这样的表达中，读到一些作家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事情，那是再好不过的。文学就是这样子的。 张丽钧：我说说我不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怎样的语文课本吧。首先，我不希望语文课本缺乏“文学味”。其次，我不希望语文课本太“小家子气”。一篇文章，植入孩子的心田，就得到了“永活”，一想到这一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像一个靠谱的母亲为她的宝宝选奶粉一样对语文课文精挑细选呢？ 谭妙荣：从教15年，如果再加上学生时代，我一共用过三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恰好都是人教社的。几十年来，随着专家学者们对语文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也越来越贴合学生实际，越来越符合语文教学的特点。比如，从教读到课内自读再到课外自读继而到整本书阅读，统编教材在努力建构“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比如，设置“活动探究单元”，让学生在具体的任务情境下完成语文学习、提高能力等等。 统编教材更受学生喜爱。他们尤为感兴趣的是每册书的“活动探究单元”，如八年级下第四单元即为以“演讲”为主题的活动探究单元，在该单元中，教材编写者把学习变成了一个个活动，学生变身为“演说家”“演讲评委”，有了活动，语文学习就生动多了。 易康：新版部编教材中规中矩，但有些地方仍有商榷的余地。七年级上册的古诗文可以减少一些，到八年级和九年级再酌情增加。我个人认为古诗文的教育非常重要，但不要让刚进入初中学习的孩子被古诗文的狂轰乱炸搞得晕头转向，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基础教育犹如喂孩子吃饭，切忌让孩子刚吃几口就倒胃口。 外国文学作品的遴选还可以做到精益求精，一些经过翻译以后，文学性已经丧失不少的诗文，最好不用，此类作品或许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语文课毕竟不是思想品德课。另外，九年级的戏剧部分可以选几篇元杂剧或明清传奇，我们古代有那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找到适合初中生学习的应该不是难事。 教材就像是带着孩子游历语言文学殿堂的向导，具有想象力的向导往往能起到引人入胜的作用。教育上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一群聪明绝顶的孩子被想象力匮乏的成年人带着走路，在此过程中，他们不光被误导，还被不停地抱怨。（本报记者舒晋瑜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