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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衣冠·风流——兼说《世说新语》的人物观

http://www.newdu.com 2019-05-13 国学网 李庆西 参加讨论

    三国东吴亡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天下三分终归一统。汉末以来战乱分裂的历史虽说告一段落,但晋初的统一局面并未维持多久。武帝死后,惠帝的贾皇后与外戚杨骏争权,引发八王之乱,司马氏祖孙数辈相继搅入杀局。这才十几年功夫,又是血流漂杵。
    西晋的宗室战争远比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更混乱也更加血腥。贾后联手楚王玮除去杨骏,又擒杀汝南王亮,再矫诏杀玮,最后自己死于赵王伦之手。八王之中,亮、玮、伦、冏、乂、颙、颖七者,先后丧命这场窝里斗(其实不止此七王,《晋书》东海王越传称“三十六王咸殒身于锋刃”),唯东海王越过后死于“忧惧成疾”。八王相斫不但直接导致晋室分裂,北方的胡、羯、氐、羌、鲜卑亦趁势直入中原,更造成晋与十六国的长期割据。就在赵王伦篡位不久,成汉、前赵即自立国号。其实不止十六国,以后一百三十年间,前前后后有过二十四个割据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战事最频繁也最混乱的时期。
    尽管如此,晋代(或扩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给人印象至深的记忆首先不是战争与杀戮,却是一些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如:玄学与清谈,诗与骈体,小说与方术,文章、书法、绘画与酒及药之类。从何晏、王弼、夏侯玄的“正始之音”,到阮籍、嵇康一班竹林名士自然名教之辨;从张华、张载、陆机、潘岳、左思洛下诸贤之“太康文学”,到陶渊明、谢灵运寄兴田园山水的审美发现……正是这一时期,开始确立诗文辞赋为主体的文学观念(《文选》收入的大部分作品出自这一时期),并为诗歌的格律化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国小说真正滥觞之期,《列异传》《搜神记》《拾遗记》等志怪之书“以序鬼物奇怪之事”(《隋书》经籍志),开辟了小说叙事之途。
    这一时期的文化记忆还不止于所创造的各种文本,不滞于物的玄理玄言转换成士人的日常言语或行为,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和人格标志,亦即让后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
    所以,美学家特喜欢晋代。喜欢的不是生灵涂炭的血色浪漫,不是后现代的暴力美学的阐发,而恰恰是对生命的深切体悟。宗白华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收入《美学散步》)朱光潜在《诗论》一书中特辟“陶渊明”一章,瞩意从陶诗的玄意中去发现晋人之美。李泽厚《美的历程》专有一章谈“魏晋风度”,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觉醒”乃至“文的自觉”的时代。人生苦短,生命坎坷,反倒激发出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而摆脱了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是人和人格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史书上的主角是帝王、霸府和武装的门阀,让后人记得的却是标举风流的衣冠之族,亦即士族与名士。历史记忆的吊诡莫过于此。这让人想起李白夸张的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圣人已死,历史的路径自非圣贤所决定,而魏晋“饮者”却在酣饮沉醉之中建构了林林总总的文化景观。这是一个贡献了美学价值的时代。士大夫的生存忧患可以撇在一边,矫厉的个性终不为刀光剑影所遮蔽。
    历史叙事不但是有选择的书写,同时也因书写方式而呈现。汉末刀兵起四方,各路人物风云际会,赖以陈寿《三国志》及裴注记述,后又经元剧和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塑造,打打杀杀的历史活剧成了最出色的战争文学,众多三国人物也成了后人心目中的英雄、枭雄或奸雄。然而,无论就战争规模或是惨烈程度而言,两晋时期远超汉末三国,其情形也更错综复杂,但晋代的战争很少以“讲史”的话语方式进入民众历史记忆(当然也有零星的几个段子,如祖逖北伐、谢安破秦之类),未能像三国叙事那样向人展示全景式的历史画卷,却相反呈示极为丰富的个体人格形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本现象。
    当然,这一时期并不缺少叙史文本,唐以前存世的晋史著作有十八家之说(又说不止此数),大多著录于《隋书》《旧唐书》经籍志。贞观时,房玄龄等奉敕修撰《晋书》,只以南齐臧荣绪一种为蓝本,是因为唯独臧书囊括两晋。自唐修《晋书》问世后,之前那些晋史著作逐渐散佚,如今只剩下清人汤球、黄奭等若干辑本。这跟汉末三国史著亡佚的情况大略相似,有陈寿《三国志》传世,其他如王粲、鱼豢、王沈、韦曜、张勃、习凿齿诸史皆已不存。不过,情况又绝不相似,因为唐以前与晋史有关的著作并未完全消失,至少有一部书至今尚被人广泛阅读,那就是《世说新语》。事实上,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两晋历史的认识,奠定了晋史的人文基调。
    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原称《世说》),隋唐二志均列子部小说类。书中记述的全是汉末三国两晋士族上层人物,那些逸闻轶事不同于一般“街谈巷语”,更非“迂怪妄诞”的方士之说。毫无疑问,《世说》比列入史部的《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拾遗记》一类更接近叙史之义,历来为史家引为故实。
    唐人纂修《晋书》虽以臧书为蓝本,传述人物行状却是大量采入《世说》记载的内容。《世说》记载武帝、元帝、明帝、简文、孝武之事甚多,诸纪采撷自然不少,当然更多的是门阀、重臣与名士的故事,如王谢家族及周顗、庾亮、殷浩、桓温、王濛、刘惔诸辈。
    王敦为中兴功臣,晚岁拥兵自重,背贤任恶,又作篡逆之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世说》记载王敦之事四十余条,多描绘其情态声貌,或当时人之如何评骘。如识鉴篇记潘滔早年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晋书》王敦传即以此条为其定下性格基调。又如开篇即取汰侈篇一条,足见其“心怀刚忍”——在王恺、石崇筵席上见主人动辄殴杀侑酒婢女,而王大将军竟神色自若。但王敦性格不仅只是“蜂目豺声”的一面,传中又谓:“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豪迈而率性,似乎更有满腹怨怼,这细节出自《世说》豪爽篇。该篇所记王敦诸事悉入《晋书》本传,如武帝面前振袖击鼓,神气自得,旁若无人;如听从左右劝谏,一改平日“荒恣于色”,开后閤放走婢妾数十人;又谓其高朗简疏,学通《左氏》,等等。
    永嘉乱后,晋室有赖琅邪王氏翼戴,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敦从弟王导领导南迁门阀,更是一位主持大局的人物。《世说》言语篇“新亭对泣”一则,谓其激励过江诸人:“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自为《晋书》本传采用。同篇又有温峤诣王导一事,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将王导拟之春秋齐国管仲,亦是奠定传述的基调。又,采入《晋书》本传还有方正篇记王导谏元帝立储之事,宠礼篇君臣相让之事——“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君臣之间这般礼待,今人见之颇感滑稽。元帝虽中兴之君,实“雄武之量不足”,王导伺奉弱主亦如履薄冰,亦见其性格之周全。其实,王导做人不尽是四平八稳的样子,晚年受庾亮排挤,憋不住也要抒发内中不平之气。轻诋篇谓:“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庾亮字)尘污人。’”《晋书》本传即以此条揭示其性情另一面。本传引入政事篇一则最有意味,其谓:“丞相(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愦愦,昏聩、糊涂之义,到了只管签字画押的时节,糊涂一点又何妨。王导为政清静,不去瞎折腾,实在是积德,故刘孝标注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称《晋书》导传“多溢美”,批评王氏一无建树,“徒有门阀显荣”而已。陈寅恪有专文驳之,谓“愦愦”之言实有深意,其中自亦包含施政者的宽纵与包容(《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这不完全是政治,其实更是一种心性。
    《晋书》揽入《世说》记事,自然不止王敦、王导数例,可以说相应的纪传几乎都有采用,这里不能逐一举述。显然,这部记述魏晋人物的笔记小说实际上被视为一种杂史,并为史家描述和评骘人物作为依据。刘知幾在《史通》里将《世说》一类称作“偏记小说”,认为颇有史料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杂述》)但是具体说到《晋书》采撷小说材料,却大加诋諆,乃谓:“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采撰》)其实,《幽明录》《搜神记》是志怪小说,跟《世说》这类“记即日当时之事”的实录著作有本质区别。明知“谅非一族”却又混为一谈,如果真是因为“其事非圣”,亦足以印证刘氏之史学观念只是囿于圣贤名教。
    当然不仅刘知幾,旧时史家对《晋书》大量采入《世说》人物行状多有訾议,后人亦于此学舌。有趣的是,从来治魏晋史者没人回避《世说》提供的材料,而且都是大量使用。
    《世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竹林诸贤之任诞,或之前何王正始之音。但书中记述更多的是晋室渡江后的士人情态。永嘉乱后,碎片化的战争局面带来了持久的生命追问。
    言语篇记桓温“金城泣柳”一则,颇见真情实感,有谓:“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大司马抚今追昔,悲不自胜,内中自是壮心未已。言语之外,似乎又带有某种白衣苍狗的玄意。按说桓温亦非善辈,其擅权专制,更有代晋之谋(《晋书》本传与王敦、苏峻等同列四夷之后,显然归入另册),但《世说》有关桓温事略八十余则,无一言涉篡夺之事。当然,其久怀异志,文字间亦约略可见,如以下一则: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品藻》)
    会稽王即简文帝,其时或为相王(以会稽王居相位,《晋书》本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正是桓温所“敬惮”的品格)。此则藉刘惔(字真长)之口评骘高下,其称第一流之“我辈”实指桓温而已,实非《晋书》刘传所谓“其高自标置如此”。虽说比较的不是立德立功之伟业,但玄理言辩却是当日衣冠之族最看重的才能。刘惔是相王坐中谈客,却如此恭维桓温,直是吃透了此公不甘屈于人下的秉性。其实在刘惔心中,桓温夙有帝王相——“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容止》)桓温之前有王敦谋篡,他很忌讳人家拿他跟那位王大将军作比,但赏誉篇有一则说,“桓温行经王敦墓旁过,望之云:‘可儿!可儿!’”《晋书》本传采入此事,乃谓“其心迹若是”。
    文学篇多记王导、会稽王、桓温等召集诸名流共谈,辩难析理,大畅玄风(主要谈《易》《老》《庄》,兼及佛理)。这类活动看上去有如今之学术讨论会,坐中谁出语精进便为众人推重。乱世中一帮阀阅大佬竟热衷于此,似乎军政要务只在其次。《世说》很少说到那些权臣之间的政治较量,却在玄理辩难中极显此辈衣冠丰采,如庾亮、殷浩、桓温、谢安等辅政大臣皆是风流谈宗。桓温与殷浩是官场敌手(简文帝以殷浩牵制桓温,《晋书》殷传云:“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于是与温颇相疑贰。”),《世说》所描述的却是他们在坐而论道的朋友圈里的竞争,这可能是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有曰: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
    殷氏“我与我”一语极富哲意,后世流传甚广。桓温曾聆听殷浩与王导反复辩难,大为赞赏。不过,他不认为殷浩要比自己强。品藻篇另有一则说,殷浩北征失败后废为庶人,桓温此际回想儿时一同骑竹马嬉耍的情形,殷浩尽捡他玩剩下的竹竿,可见那厮“当出我下”。这种看法当然很天真,《世说》臧否人物并不着眼于治国平天下之大业,甚至撇开名教与自然之辨析,直截看取人的本性。如书中写刘惔与殷浩几次讨论玄理,写的就是各自性情——
    刘真长与殷渊源(殷浩)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文学》)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文学》)
    王仲祖(王濛)、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赏誉》)
    刘惔对殷浩未尝不佩服,却以田舍郎相嘲,衣冠逼格自是裁量标准。
    刘惔有一个显赫的妹夫,就是谢安。排调篇谓:早年谢安高卧东山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刘夫人半开玩笑地撺掇谢安:“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捂着鼻子说:“但恐不免耳。”这个小插曲可与同篇“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一则作为注脚。
    《世说》记载谢安事略多至一百十余则,雅量篇有一则传诵最广,即谓棋局间闻淮上报捷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云云(《晋书》本传又演绎为围棋赌墅、喜甚折屐的故事)。作为东晋晚期最重要的士族人物,谢安各方面都有故事。其主持风气,更不乏清谈玄趣,如言语篇云: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
    谢安反对“清言致患”(清谈误国)之说,其本人绝非只会高谈阔论,说来他做官的政绩相当不错。淝水拒敌和北伐之业就不必说了,他曾为吴兴太守,《晋书》本传称之“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为官一方能有这样的评价委实不易。《世说》又谓:孝武帝太元间,逃兵流民多匿于秦淮河南塘沿岸,有人拟议大肆搜捕,谢安硬是不许,他说:“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政事》)此公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可见其为官亦是以人为本的绥靖之道,正如陈寅恪评价王导所言,要在江东地区立足必须改变曹魏以来“刑纲峻密”的施政方针。
    谢安东山再起,初为桓温帐下佐官,颇得桓温赏识。《世说》有如下记载: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赏誉》)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同上)
    然而,简文帝死后,桓温却要除去谢安和一同辅政的王坦之。《世说》有谓: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雅量》)
    桓温本想简文帝临终能禅位于己,至少可仿效周公居摄故事。因王坦之搅局(逼着简文帝改立诏书),其摄政之梦亦成泡影,于是便欲痛下杀手。但《世说》叙说此事并不交代此中复杂的政治背景(更未见说怎么牵扯到谢安,《晋书》诸纪传亦语焉不详),从“欲诛”到“解兵”,是因为谢安临危之际的神态情貌使之不能下手,桓温“惮其旷远”,亦是从心底里敬服。由谢安之从容到桓温之涵容,敌对的双方都表现了当日衣冠之族的风流蕴藉,这是《世说》瞩意表达的人物特点。
    毫无疑问,《世说》叙事有着很强的文学性,或者说本身就是出色的文学作品,这跟《史记》的跨界性质相似。中国的叙事文学起源于神话与史传,神仙之说孕育了志怪小说,而史家记录的“人间言动”一旦被赋予某种审美趣味,亦即成为人的文学之滥觞。
    《世说》品鉴人格形态的书写方式,乃于直接给出暌离言志载道的审美取向,其中不言而喻的理念即在于人的主题——有意将人物疏离历史和伦理的语境,聚焦于个性与人格。
    《世说》之前的文学——诗骚、诸子文乃或《史记》,等等,可以说大多属于由事见理的文章。当然,不是说没有见性见情的表达,只是那种种性情都要淹没于某种凛然深慨之义(作为民谣的国风和乐府,固然原本并无所谓“诗教”理念,但在儒者的解释中都傍上了家国社稷的大道理)。所以,黍离之悲也好,香草美人也好,背后都是修齐治平的理路。甚至文辞富美、想象奇崛的《庄子》,内中也还是归诸兴亡治乱的伦理教化。然而,到《世说》这儿出现了由观念形态返归人格形态的变化。
    南齐人敬胤注《世说》,尤悔篇“刘琨善能招延”一则按语评曰:“《世说》苟欲爱奇而不详事理。”其谓“苟欲爱奇”未免苛责,但“不详事理”之说倒是切中肯綮。《世说》记述曹操和两晋诸帝,记述王敦、王导、庾亮、殷浩、桓温、谢安那些掌驭大局的人物,很少从文治武功的层面去看问题,更不论其道德是非,而是品评其性情与人格特点作为审美观照。将历史人物还原为现实人物,从人生日常片段择述事略,虽“不详事理”而有所局限,却是抓住了性格描述的基本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世说新语》单列一章(第七篇),兼说志人小说来由与发展,有谓:“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大盛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鲁迅这话说得很浅白,“远实用而近娱乐”,就是要撇开喻道论政的路子,贴近人世间之喜怒哀乐,这跟近几十年来人们反对“工具论”的文学回归是一个道理。晋人《语林》《郭子》之类“俳谐之谈”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头,而且好在并未导向今人所谓娱乐至死。及至《世说》,审美格调便有极大的提升,所以鲁迅给予很高的评价:“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因为记言记行都以审美对象为归向,中国文学从这里开始,人真正获得叙事主体的地位。
    《世说》所写的虽然不是普通人,却是一幅幅剥离了权力背景的人物素描。就像曹操让崔琰作替身,自己假扮卫侍,那个匈奴使者还是看出榻旁捉刀人有王者范儿(《容止》),这才是人物本相。记述历史人物并不着眼其历史作用,而是以神采、局度、言语、情愫、意态之类加以品鉴与裁量,过去史传叙事中很少有这样的写法。譬如,写嵇康被诛,临行前索琴弹之,神气不变,惟作广陵绝响之叹(《雅量》);写王戎家有好李,唯恐其良种外流,售出之前都将果核钻透(《俭啬》);写桓玄幼时与诸从兄弟斗鹅,每每落败,夜里乃将各家的鹅都给杀了(《言语》);写王徽之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偏是“造门不前而返”(《任诞》);写桓伊为王徽之吹笛,“客主不交一言”的神契与矜持(《任诞》)……在个性发现之同时,亦标识了人物性格的着眼点。像王羲之闻贵家求婿而袒腹东床(《雅量》),像桓伊“每闻清歌”而“一往有情深”(《任诞》),像罗友入桓府蹭食而了无惭色(《任诞》),像郗恢眼见客人搬走自家毡毯不露忤色(《任诞》)……数语之际,神色情态跃然纸上,而束缚于名教礼法的文学话语在这里已悄然遁迹。
    这是着眼于林林总总的人格形态,这跟历史叙事有着本质区别,大抵不以治乱之道为旨要,也没有各种政治力量的交互角逐,甚至兴亡治乱中的生存境遇可以撇在一边,它摹写的是士大夫个体的心性和精神气质。这种刻画人物的手法有意疏离风谲云诡的历史轨迹,却并非绝缘于政治或时代背景——那些于史有征的人物本身即在历史之中。这里所要表现的是史家忽略的生命样态,聚焦于他们的言语、容止、性情,等等。这种间离手法在之前的史传著作中亦屡有所见,但《世说》完全以这种手法说事儿,这才是有意识的写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谋篡或附逆人物,如王衍、王敦、桓温、桓玄、祖约数辈,《世说》几乎不以政治伦理原则作为评判,亦是偏注于人物才性与丰采。书中几处说到祖约(此人既从苏峻反叛,又降后赵),竟不乏褒誉之词,如王羲之称:“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王徽之则谓:“世目士少(祖约字)为朗,我家亦以为彻朗。”至于王导,与祖约更是投契,“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明旦有客,公头鬓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与士少语,遂使人忘疲。’”(以上均见《赏誉》)当然,不能据此以为《世说》没有是非准则。在那个兵燹迭现、政治扰乱的年代,王权的合法性其实都比较可疑,撰述者跳出史家叙事之“事理”窠臼,抓住人格形态去描述一个时代的衣冠之族,实在是具有某种超越性眼光。如,尤悔篇王导对明帝叙说晋室历史一则,就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自身合法性亦颇困惑——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所以,是否忠于晋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本身,他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一说。
    《世语》不是体国经野的大文章,仅以片言只语品藻人物,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率先确立了性格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审美意识,较之登高赋远的汉儒写作,这才是本真的人格叙事。从这里开始,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渐而分道扬镳。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诗人的感慨无非是史家的兴替观念,而《世说》的人物永远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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