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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济南250100。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原是筮书，自孔子“不占”（《子路》〔1〕）而将其义理化以来，经由《易传》，至汉代一跃而为“群经之首”，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再也离不开易学了，古代如此，现代如此，未来仍将如此。就现代的情况看，已有学者指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特重《易传》，他们借助于诠释《易传》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熊十力的易学是以‘乾元’为中心的本体—宇宙论；马一浮的易学是以‘性理’为中心的本体—工夫论；方东美的易学是以‘生生’为中心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易学是以‘穷神知化’为中心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易学是以‘神明之知’为中心的天人内外相生相涵的圆教。他们以现代哲学的观念与问题意识重点阐发了《周易》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生命论、人性论、境界论、价值论及其间的联系，肯定了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是生机的自然观，整体和谐观，自然宇宙和事实世界涵有价值的观念，至美至善的追求，生命的学问和内在性的体验。他们重建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证成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贯通及天与人合德的意义。”〔2〕 本文意在评述20世纪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进而论述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与易学之间的关系。 一、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显性关涉 现代新儒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整个地将儒学加以哲学化；而这种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一目了然的，而有时则是隐性的、然而更加深刻的。 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显性的深度关涉，最为典型的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如他自己所说：“余平生之学，频涉诸宗，卒归本《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信、所守在兹。”〔3〕“‘新论’谈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极，毕竟归本《大易》。”〔4〕 笔者曾撰文，将熊十力的思想概括为“三个‘不二’”，都与易学密切相关。〔5〕 一是“天人不二”。新唯识论所关注的核心，是本体问题。熊十力自己说：“吾学贵在见体。”〔6〕 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他说：“心者本体，在《易》则谓之乾。”〔7〕 这当然是熊十力所秉承的儒家心学的基本观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原是一个东西，“吾人识得自家生命即是宇宙本体，故不得内吾身而外宇宙。吾与宇宙，同一大生命故。此一大生命非可剖分，故无内外。”〔8〕 但《周易》本身是不是这种心学观念，则是一个问题。然而熊十力是这样理解的：《周易》的乾坤就是本体，也是本心。他说：“《易》以乾元为万物之本体，坤元仍是乾元，非坤别有元也。”〔9〕 又说：“《易》曰：‘乾知大始。’乾谓本心，亦即本体。”〔10〕 人的心体即是宇宙的本体，这就是“天人不二”。 二是“体用不二”。在熊十力看来，一方面，乾坤二者亦可分别：乾是心、坤是物；乾是体、实体和本体，坤是用、功能和现象；而另一方面，乾坤又是一体，即上文所引“坤元仍是乾元，非坤别有元也”之意。此即所谓“体用不二”。乾、坤只是这个不二的体用、或者本体的两个方面，即“辟”与“翕”。他说：“我的意思，是拿乾卦来表示辟，拿坤卦来表示翕”；“翕辟元是本体之流行，故现作此两种动势，并不是对立的两种东西”。〔11〕 这就是说，乾、坤只是一体两用（这与乾是心、坤是物的观念不无矛盾）。但有意思的是，熊十力有时又自己否定了其哲学与易学的关系，例如他说：“《新论》言翕辟，实与《系传》言坤翕动辟之文无关。《新论》辟字之义甚渊深广远，与《系传》言坤‘其动也辟’自不相同。《新论》说一翕字，与《系传》言坤‘其静也翕’义亦有别。”〔12〕 其实熊十力心里很明白，对于《周易》哲学来说，他并不是在“照着讲”，而是在“接着讲”。 三是“性修不二”。所谓“性修不二”，是说“率性”与“修道”是一回事。熊十力说：“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学之所以成也。《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继，全修在性名成。本来性净为天，后起净习为人。”〔13〕 用宋明理学的话语讲，这是“本体”与“功夫”的关系。在熊十力看来，率性本来包含了践行的意思，就是一种修道；修道的根据还是心性本体，也是一种率性。故曰“性修不二”。 总起来看，新唯识论所说的“本体”并非西方哲学那种不动的实体，熊十力说：“遂为本体安立一个名字叫做恒转。恒字是非断的意思，转字是非常的意思。非常非断，故名恒转。”〔14〕 但无论如何，这种在“体用”范畴下建构的哲学，毕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 除熊十力以外，就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显性关涉来看，牟宗三那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牟宗三先生全集》33卷，一头一尾两部著作都是关于《周易》的：开头的一部原名《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后来改为更确切的书名《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最后的一部是《周易哲学演讲录》。〔15〕尽管两者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前者是宇宙论的思维模式，不能算是他的成熟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后来颇有“悔其少作”的意思；〔16〕 后者才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只照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讲”〔17〕，也就是他的“道德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的模式。不仅如此，此书与其说是他的道德形上学在易学上的演绎应用，毋宁说是他的道德形上学的易学表达。须注意的是，在牟宗三那里，本体并不是“道”，不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他那里，“道”是兼括体用的：其体是“万物资始”的“乾元”，即所谓“创生原则”；其用是“万物资生”的“坤元”，即所谓“终成原则”。这个结构，显然与其师熊十力的观念之间具有渊源关系。但牟宗三还进一步通过对“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系辞上传》）的阐释，归结到道德意义上的那个能够“自我坎陷”的“良知”、乃至类比于康德的自由意志的自律道德。笔者曾指出：“这样的伦理性而非本体性的道德意识，如何可能同时又是本体？”〔18〕 至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哲学家，例如徐复观，众所周知，他所提出的颇为独特的“形而中学”，就是继《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器”而言的，认为中国哲学作为“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19〕，其与易学的显性关涉乃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马一浮哲学的“六艺互摄”、并且“诗书礼乐春秋之教皆统于易”〔20〕，那就更不消说了。还有方东美的普遍生命本体论，也是以《易传》为经典依据的，兹不赘述。总之，现代新儒家当中的多数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与易学之间都存在着显性的关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