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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李绅写过一首《悯农》，我们小时候都会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这首诗从字面上理解，很简单，“春天播下一粒谷种，到了秋天就收获万颗子实。天下没有一块闲置的田地，但仍有耕种的农夫饿死”。 “一”和“万”，构成一组对比，既突出了农夫的辛苦与勤劳，也强调了土地的肥美。在那个生产力低下年月，“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不过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隐含着作者对农夫的赞赏。他们弯曲着脊背，用粗糙的双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让四海之内的荒地都变成良田，结果仍不免饿死。如此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如此风调雨顺大地丰饶，农夫却还是无法摆脱悲惨的厄运，这到底是为什么？ 乱世凶年“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就不说了，而在鲁迅先生所言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农夫的生存状况也没什么质的飞跃，就像作家胡风描绘的那样，“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活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我们这个民族诞生在一片天荒地老的旷野里，当两河绿洲和古埃及的农夫只需把种子撒进大河冲击的沃土里就能坐享天成时，我们的农夫只能胼手胝足地在贫瘠的黄土地上耕种糊口的食粮。面对大自然，这个喜怒无常的暴君，除了叹息之外，农夫又能怎样，即便是在今天，地震、海啸、洪涝、干旱这些天灾，也常常令人束手无策。 当然，在《悯农》这首诗里，作者把天灾造成的危害给遮蔽掉了，设定了一个五谷丰登、土地富庶的理想境况，使农夫“饿死”这一悲剧性结局更令人沉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两只脚的暴君”。 苛捐杂税就是吃人的老虎。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讲到老百姓为了抵税，宁可冒着死亡的威胁，去捕捉毒蛇，也不愿受盘剥与压榨。在中国的历史上，西汉田租算是最轻的，“三十税一”，比如你打了300斤粮食，只交10斤给国库。别看田租轻，除此之外，百姓还得交人头税，即算赋和口赋，这个负担就重了。算赋是无论男女，凡15至26岁都要缴纳。从汉高祖四年开始，每人每年一算，交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女子15至30岁不嫁的，算赋按等加收，分为五等，这是为鼓励早婚，促进人口增长。口赋是征收7至14岁的少年男女的人头税。每个儿童每年20钱，这是皇帝的私人收入。王室用度和国库是分开的。 从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讲，一个社会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孙中山说他们是“一盘散沙”，马克思说他们是 “一袋马铃薯”。他们只负责生产环节，没有话语权，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分配环节却牢牢控制在“不稼不穑”的权贵阶层手中。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彼此的利益无法兼顾，后者握有 “刀俎”， 要追求个人享乐的最大化，刺激消费，鱼肉前者肯定会是必然的选择。 李绅代农夫立言，满腔悲悯，但这无助于改变农夫的境遇。作为体制中的一员，所谓悲悯不过是惺惺作态而已，丝毫不影响李绅对豪奢生活的追逐。他爱吃鸡舌，每餐光耗费活鸡就达三百只。担任淮南节度使时，滥用威权，肆意欺民，以致百姓不堪纷纷渡江而逃。 也许，他乡不再有苛捐杂税；也许，他乡可以让农夫收获自己在春夏两季的汗血，也许，他乡能够承载农夫的未来与梦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