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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在的参与 关注“过去”，目的是为了“现在”。沃林想要做的，便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进而通向未来。而要真正活在“现在”，或者说对“现在”产生影响，首先就要参与其中。沃林号召人们不仅要参与到“现在”的理论建设中，还要参与到“现在”的政治实践中。 对于沃林而言，研究政治理论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更重要的是唤醒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参与到政治现实之中，对抗各种“不平等”，对抗各种“权力机构”，进而改变世界。 二、激进还是保守 沃林身处“自由主义民主”这座大山之中，使得他无法彻底看清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也无法逃脱自由主义的束缚。在揭示出自由主义将政治社会的延续与经济财产建立永久联系的企图之后，沃林便止步不前了。他未能更进一步对自由主义的核心或根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进行批判性分析。或者说，他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打破财产私有制，即使分配或二次分配的机会再平等，也无法打破富人对财富的垄断，也就无法实现经济上的民主。倘若经济无法民主，政治上的民主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因为经济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是政治的：经济组织权力，分配财产，并且统治人民。由此可见，从对财产私有制的“纵容”上看，沃林的思想算不上“激进”，甚至显得“保守”了。 马克思并未看到福利國家的出现，他确实在某些地方低估了资本家的“想象力”。但是，与马克思的“乐观”相反，沃林又过于“悲观”了。他只看到“治理民主”的“美国性”，没有看到“治理民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实际上，“治理民主”不仅造成美国民主的“萎缩”；在其他民族国家，它也正大行其道，且终将成为“公敌”。 三、不问国体，只问政体 从国家权力归属上看，作为一个共和国，全体美国人民掌握着国家权力。总统、国会议员等都是由人民投票选出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标榜自己为民主国家。然而，沃林指出，当今美国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已经演变成为总统以及其所代表的财团、企业。国体发生了变化，从“民主”逐渐演变成为某种“颠倒的极权主义”。沃林正是借助“治理民主”概念批评这种“极权主义”倾向。 美国的政体是实行代议、宪政与联邦制的共和政体。它代表了美国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尽管从理论上讲，美国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分权”和“限权”的。然而，在沃林看来，宪法的“限权”不仅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比如针对总统权力的扩大），反而限制了“民主”。宪法成为某种重要的“边界”，遏制了民主的发展。它代表国家的权力体系，规定了民主的形式、结构和“边界”，阻碍人民分享权力。沃林在此基础上，借助“治理民主”概念批评美国的代议制以及宪政民主制度。 可见，沃林既是在“国体”又是在“政体”意义上展开其“民主”论述的。他发现了美国的国体与政体都有着“反民主”倾向。所以，与梁启超不同，沃林将国体与政体看作一个整体加以批判。他指出，国家权力应该归属人民；同时，这种权力应该得到限制，警惕它趋向总体化，不管这种趋向指向国家、企业，还是大众。当“宪政”不仅没有限制国家权力，反而压榨公民的权力与权利，且加剧并固化社会的不平等时，“革命”就该出场了。在此，沃林的“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而是指一种“更为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试图重建对“集体生活民主概念的形式与实践”的表达。 综上所述，我们从三个层面探析了美国左翼思想家谢尔登·沃林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批判。作为影响美国政治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沃林的思想对当代美国左翼的影响深远。管中窥豹，希望后面的研究者可以通过了解沃林思想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当代美国左翼对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 作者：浦俊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