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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平著《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415页，定价66元。 科学普及不仅是科技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判断国民素质的基本标准之一。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在各地设立的科普管理专门机构，还是2002年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些都显示出政府对科普事业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更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国的科普环境一直在走向优化，但不能否认，我国现有公众科学素质的指标仍亟待提高。目前，我国该项指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并且，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分布极不平衡。正如国务院2006年颁布实施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所言：“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1]，页1） 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把过多精力放在向全民灌输科学知识，而没有切实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全面理解，致使公众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的素养较为欠缺。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在实践方面继续推进提高公民对科学的全面理解外，还有必要加强深层科普理论的研究。因此，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的新作《科普理论要义———从科技哲学的角度看》（以下简称《要义》）的问世正逢其时。 本书站在“科技哲学”这一独特视角下，进行科普理论的探索。既弥补了科技哲学领域忽视科普研究的缺陷，也使得科普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在此意义上，《要义》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 一 对深层科学文化普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提示 《纲要》对全民需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做了一个概括：“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1]，页1）《要义》将上述对科学素质有重大影响的要素分为了两个层次：科学知识是科学文化的表层，而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深层。同时一针见血地提出：当前科学文化普及当中存在着重视科技知识尤其是民生技术知識的普及，而轻视深层科学文化普及的现象，以至于深层科学文化普及严重滞后。此种科学文化普及的失衡现象可以解释当前科普事业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社会基层开展的科技培训、科普大篷车、科普示范基地建设等活动，大都成为了科技知识“灌溉站”，民众接受的仅仅是大量的知识点，难以接触到深层的科学文化；这一弊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中体现为，一些掌握大量科技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信仰邪教、追逐迷信活动等。可以说，一个人科学素质的高低未必与其科技知识水平成正比，但却同其深层科学文化的水平成正比。当前公众深层科学文化素质的缺失可以解释为何科普事业持续发展多年，而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却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科技知识的普及当然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提高民众科学素质的第一步，然而，却不能止步于此。 科技知识之中固然寓有深层科学文化，但科技知识绝不等同于深层科学文化。深层科学文化不仅不会从科技知识中自动呈现出来，而且，它们也并不仅仅蕴含于科技知识之中，而是更经常、更大量地存在于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的实践之中。因此，科技知识的普及是无法代替深层科学文化普及的。（[2]，页65） 对于这种科普困境，作者进行了反思：对深层科学素质的认知，即便是在学术界，也仍然有许多模糊和歧见，所以，要普及深层科学素质，需要首先对其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内涵进行深入阐发，就成为《要义》的主要内容。全书对以下部分进行了重点论述： ⑴ 科学方法的性质、特点、分类；以“软科学”为例，探讨科学方法的应用，并强调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限度。 ⑵ 通过回顾新中国科技意识的发展脉络，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科技意识水平的途径和措施；并呼吁对中国主流科学技术观进行反省和重塑；科学的自主性应当成为科学思想普及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发展的加速率和重心律为例，深化关于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⑶ 将“求真”视为科学精神的核心，并基于此在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把握科学精神的内容；以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社会规范思想为视角，澄清科学精神的若干理论问题；强调科学精神普及的紧迫性，呼吁在科技队伍中普及崇尚真理的价值观，认为作为科学认识主体的科学家应当把探索真理的主导价值追求贯彻到底，勇于承担一系列社会责任；弘扬中华民族的求真精神。 二 对科普领域深层学理问题的辨析 《要义》出版不久，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就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的通知（这也是《纲要》中明确要求的任务），这份文件旨在“提出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内容，为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衡量尺度和指导，并为《科学素质纲要》的实施和监测评估提供依据”（[1]，页28）。文件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当中不乏许多质疑的声音。马来平教授是《基准》起草小组六名成员之一，他对《基准》的解读自然备受关注。《要义》的第一章以“科普理论的时代新起点”为题，对《基准》制定的目的和依据、内容的选择及可测性、关于科学素质概念的理解等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说明，虽然作者写作此文时，《基准》尚且在起草阶段，但其中许多内容实际上已经为《基准》发布后所引发的部分争议做了解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