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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的演讲不仅面向普通大众，也面对本应来抓自己的军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常常是学生们把军警感动得一塌糊涂。一些军警不再抓学生了，倒戈相向，大骂段祺瑞、徐世昌、曹汝霖等人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 “五四运动”期间所谓军警的残暴被人为放大，甚至魔鬼化了。济南的军警在当时已经算是很残暴的了，但是面对学生有时真的很仁慈。眼见学生蜂拥而至，军警要关上城门，将学生关在门外。有胆大的跑得快的学生伸出腿来，就朝城门的门缝塞了进去。军警见状，没有再关城门。结果，学生们很快便彻底挤开了城门，蜂拥进了城中。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是有些偶然的：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失败之事传回国内后，当时的北京各大高校社团骨干就决定在第二天游行。次日是星期天，各国使馆都休息，政府方面也没有要人在上班，所以学生们有些失望，便就近去了附近的曹汝霖家（即赵家楼）抗议。结果，愤怒的学生没处发泄，便把火撒到曹汝霖身上，由此发生著名的火烧赵家楼曹宅事件。晚年的曹汝霖在回忆“五四运动”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也是有好处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了回报。”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在北京天安门前后有两次学生集会。1917年，中国加入到协约国的行列中，也就意味着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前，对于加入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中国内部意见不合，段祺瑞要求对德（同盟国的代表）宣战，而黎元洪唱反调，极力反对，要求加入同盟国。不管过程如何“纠结”，中国最终还是成为了协约国一方的一员。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的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中签字了。等此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中方在这场赌博中总算押对了筹码。北京政府一高兴，就决定放假三天。昔日记录庚子之耻的克林德碑也被高兴的国人拆了，磨掉了原来的文字，移到中央公园，一夜之间变成了“公理战胜”碑。当时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异常高兴，找了一帮教授，在天安门搭了一个露天演讲台，面对民众大讲特讲了一天。各校的学生们闻讯赶来，在天安门欢聚一堂。历史有时候很吊诡，数个月后，学生们又齐聚到了天安门，只不过这次的心情却是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还割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还我青岛，还我河山”。 “五四运动”期间，政府不是在学生运动起初就开始抓学生的，而是等到事态较为严重且不得不出此下策时。在当时的天津地区，曾出现了这样一幕：学生因运动被抓，而后被收监了。在关押期间，学生们可以读书，可以搞讨论会，可以办晚会，可以开茶话会，也可以玩游戏、进行演讲、吃茶点，更可以唱京剧、听说书、演相声、演滑稽戏剧，甚至可以吆五喝六地聚餐喝酒划拳。 据“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回忆，“五四”期间的军警根本不敢拿刺刀对着参加运动的学生们。 作者：李玉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