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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教学者的这种思想见解，究其根源，与中国佛学“三论宗”的教义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义理关联，因此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开山立宗的“三论”之学就成为唐代道教哲学另一方面的思想渊源。 四、“三翻四句”：借鉴佛学三论的思维模式 前面所论道教重玄之学的思想渊源都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系统之内，而佛学“三论宗”是属于与中国文化迥然不同的异域文化系统，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外思想文化发生碰撞、适应乃至融合的特殊文化现象。 佛教自汉世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的融合发展，至隋唐时期蔚为大宗，与道教、儒家鼎足为三，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佛教向有八大家之称，其中部分宗派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如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其教义思想的阐释与构建显然受到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深厚影响，历来被视作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另有少数宗派直接继承自印度佛学，在思维方式、教义特征与精神旨趣方面几乎大部保留了印度佛学的原貌与精神，其代表者即为“唯识”与“三论”。三论宗虽为汉传佛教八宗之一，然其思想主旨基本上承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教义思想。中观学派的代表者为龙树与提婆，龙树撰有《中论》《大智度论》与《十二门论》，提婆撰有《百论》，二人均以讲论“缘起性空”著名，其中尤以龙树所阐“三是偈”影响深远：“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8〕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皆因缘和合而生，本无自性，据此而言可说一切皆“空”，此即大乘佛学的最高真理；然而这种最高真理只有诸佛圣贤才能悟解，世间众生皆以万物为实存，为了教化众生而悟解诸法实相，于是又开“方便之门”以说“假名”，因此诸法的存在是亦“空”亦“假”，这才是大乘“中道”的真实含义。龙树与提婆并据此衍化出大乘佛学的“真、俗二谛”论与“八不中道”说，由此奠定了中观学派的思想基础。 ①杜光庭原记为魏人孙登，有误，实应为晋人孙登。因印度中观学说流行的时间是在中国的曹魏之后，再考虑到思想文化的传播在古代尚须时日，故魏时孙登不大可能提出“双遣二边”的“重玄”思想主张。 印度佛教中观学派的思想，经姚秦高僧鸠摩罗什的翻译传授，始在汉地逐渐传播开来。僧肇所撰《不真空论》颇为契合大乘空宗“缘起性空”的思想主旨，时人誉为“解空第一”，驰誉关中，此即“三论”初传中土时流传于北地之“关河旧说”。僧肇之后，三论之学的传承不甚明了。其后辽东僧朗在南朝时由关中至江南，栖止摄山弘扬三论，历经止观僧诠、兴皇法朗的弘法，至嘉祥大师吉藏于隋唐之际遍注“三论”，又撰《三论玄义》《大乘玄论》《二谛义》等阐扬中观义学，正式形成中国佛学的三论宗，唐朝初年广泛流行于关中、江南并传入西南的巴蜀地区，吉藏由此被后人视作三论宗的开山宗师。三论宗的思想主旨即是中观之学宣扬的“诸法性空”“破邪显正”的中道实相论，其中心思想即是与龙树、提婆一脉相承的“二谛”说与“八不中道”说。“二谛”说为佛教最为基本的教义理论，自佛教创始以来，大、小乘各宗皆纷说“二谛”，而各家义旨有所不同。南山道宣撰集的《广弘明集》收录了梁昭明太子答客问的《解二谛义》，其中僧俗咨问者有二十三家。其他诸家讲“二谛”多涉境智，而三论宗所讲“二谛”仅关言教。“二谛”指“真谛”和“俗谛”，真谛又称第一义谛，俗谛又称世谛。龙树《中论》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以一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认为没有佛法根底的世俗之人不能悟解佛教“真理”，将虚幻当作真实，是为俗谛；而佛教圣贤，能消除世俗认识，洞悉万法皆空之理，是为真谛。吉藏的《二谛章》更由此衍化出“四重二谛”之说，认为有无为二，非有非无为不二，二与不二，非二非不二皆为俗谛，直到广破一切至“言忘虑绝”的境地，方为“中道实相”。“八不中道”说的主要内容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9〕这里生、灭、常、断、一、异、来、出称为“四双八执”，前二双执为时间，后二双执为空间，将世间物质存在的时空条件全部予以遮诠，是为 “八不”。“八不”主要彰显三论宗的“破邪显正”原则，试图解决世界万有存在的本质问题，为该派的“缘起性空”学说提供理论依据，三论宗的创始者嘉祥大师吉藏曾经为此指出：“八不即是中道”。三论宗的思维特征是以“破”为主，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二谛”与“八不”均属于否定式思维的范畴，前者重在层层递进以否定“执著真理”的人类认知，而后者重在否定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由此形成“三论”佛学特有的否定式思维模式。 从“三论”之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来看，什公与僧肇译传“三论”大约是在东晋时期，嘉祥大师弘扬“三论”、开山立宗是在隋唐之际，这与道教重玄学的兴起与盛行在时间上正是相合的。据唐末杜光庭的记述，晋人孙登以重玄为宗①，嗣后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刘进喜继之皆明“重玄之道”，这是道教重玄学的前期阶段。唐朝初年，成玄英、李荣等人通过注疏《老》《庄》，大力阐扬“双遣二边”“玄与又玄”的重玄之道，建构了比较完整成熟、精致思辨的道教义理之学，使道教重玄学盛行于世，这在时间上也是与三论宗的兴盛前后相连的。从内容上考察，唐代道教重玄学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以及论证方式，均与佛学三论宗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哲学史的客观历史事实。唐代道教重玄学家所主张的“玄”与“又玄”（重玄），在形式上是采用的道家哲学语言，但是对于“重玄之道”的阐释与论证却是借鉴于佛学三论宗，譬如前已论及的对于“玄”的双重否定，以及“非有非无”“病去药遣”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内容，这种源于大乘佛学三论宗所阐发的“三翻四句”式的否定思维模式，对唐代道教重玄学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而为后者所吸取与涵摄。三论宗虽然产生形成于中国地域，但是其思想旨趣及思维模式却完全是从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学说继承和发展而来的，从精神性质来看应该属于异域文化的范畴，所以唐代道教重玄学对于三论之学的吸取和涵摄，实应视作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印度佛学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发生变化并转化为新的宗教形态，与中国原有的儒家文化与道教文化共同生存于中国文化的大系统内，从汉代到隋唐经历了大约将近千年的历史时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缘大事”。而唐代道教哲学既有先秦老庄“道”本体论的远端继承，又有对魏晋玄学有无之论的思想扬弃，而在思维模式方面更是借鉴吸取了三论宗的佛学资源，以“大道”为本根，熔三学为一炉，为中华传统文化创生了一条融合古今和贯通中外的思想新路。当年陈寅恪先生曾为冯友兰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撰写审查报告时言及：“（吾国思想史）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10〕以陈先生之言审视道教重玄学之思想成就，对于现代社会中华文化面临古今文化变局的“综合创新”，应不无裨益。作者：黄海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