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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中，有一件黑色法袍被整齐叠放在展柜中。 这件法袍的主人，正是梅汝璈——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当年，他就是穿着这件法袍参加了东京审判，以如山铁证将日本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户农家。1924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梅汝璈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在法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 本是一名“教书先生”，历史却将梅汝璈推向了万众瞩目的前台。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梅汝璈成为中国代表。面对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梅汝璈立誓：“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法庭组建伊始，澳大利亚籍庭长韦伯宣布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认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他气愤地脱下法袍，提出抗议，拒绝参加法庭预演。最终全体法官表决，同意梅汝璈关于法官座次按各受降签字国顺序排定。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开启了一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活动”。 1948年4月，法庭工作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璈的争取下，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在助手的帮助下，在300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张判决书中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获得了法庭的同意。量刑阶段，法官们对是否判处战犯死刑产生了很大分歧。梅汝璈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经历了多次争论，最后法庭投票表决：6∶5！以一票之微弱多数，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以绞刑。 东京审判期间，国内民不聊生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梅汝璈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声明拒绝赴任。1949年6月，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后秘密赴京。到达北京的第3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激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梅汝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历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为，梅汝璈曾撰写多篇批评文章。其中，在一篇揭露南京大屠杀的长文中，他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作为亲历者，梅汝璈力图将东京审判如实记录下来。1973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尚未完成，梅汝璈不幸与世长辞。如今，这部书稿和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撰写的部分日记均已出版，给后人研究相关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报记者 靳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