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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http://www.newdu.com 2019-10-08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我心归处是敦煌》,“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唯一自传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当时男同学住在36斋,女同学住在27斋,男女生交往比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说话,我也不多说话。据他后来说,他认为我这个人学习还不错。其实,他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天,老彭突然对我说:“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里想,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他提出要带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正式谈恋爱。
    到了他家以后,我感觉他们家的氛围很好,特别是他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意识到老彭的成长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响。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长得也很像他大哥。大哥比他大五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大哥调到北京之后,也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是北京四中,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供他念到大学。他心里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学习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认真,成绩很好。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时,那时的武大还没有考古专业,只有历史专业,他一开始当谭戒甫老先生的助教。1976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老彭当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的负责人,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另外还要带学生外出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师资队伍。
    1964年秋天,我在张掖地区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个月,结束之后我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了。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1967年元月,我“串联”到了北京,专门去拜访了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兄嫂的安排下,我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我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心想不能继续等下去,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了很长的路,终于看见写着“武汉大学”几个字的那个牌楼。进了校门,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老彭的湖边五舍的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我去了,我们俩走岔了。我就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冻得哆哆嗦嗦。当老彭满身大汗地回来时,我感到非常委屈。进屋后,发现屋里和外面一样冷,于是我就钻到被窝里抱着个热水杯子,一边生着气一边打着哆嗦。他一个劲儿安慰我,说去车站接我,却没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当时武大的青年教师是两个人一间宿舍,和老彭合住的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了出来,给我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的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的同事还送给了我们《毛主席语录》、杯子什么的作为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叶、香烟,招待同事们。
    1967年1月15日,我们就这么结婚了。
    老彭这个人非常朴素,读书的时候就没什么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皮鞋、一条华达呢料子的裤子,结婚那天他就穿上了我给他准备的衣服。后来到上海我又特地找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一直到生病离世,他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结婚当天,我也没怎么打扮,就穿着北京那种条绒系带的棉鞋,蓝布裤子,上衣是一件丝绵棉袄。棉花有点露出来了,我就把它往里面塞一塞缝起来。在棉袄外头罩了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罩衫也是旧的,我洗了洗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
    结婚没几天,我就和老彭一起回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家里已经被抄了,我的父母和两个弟弟都被赶到了另外的地方居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因不知情,我和老彭下了船,先到原来父母居住的虹口武进路的家里,刚上楼梯,透过门缝看到屋里全是红卫兵,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蹑手蹑脚下了楼,拉着老彭直奔二姐家。因为我二姐的家就在不远的地方,等见了二姐才知道家里的情形。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二姐家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我带着老彭去见父母,家里人看我们俩刚刚结婚,就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父亲听见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我后来想,幸亏那次带老彭回上海,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我父亲。
    结婚以后,我和老彭经常通信,我感觉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后来听他跟别人说,他找我是因为觉得我虽然是上海姑娘,但是身上没有骄娇二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当时,军宣队进驻研究所,单位三天两头开会。我父亲刚刚含冤而死,大弟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落实工作,母亲又病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身心俱疲。我往来于敦煌、上海、武汉之间,由于过度劳累,以及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导致我有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
    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我觉得只有到武汉,到老彭身边才能感到安全。显然,在当时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为什么我们俩经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是同学,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对方。老彭知道我喜欢他,他也从来不给我说狠话,也不愿意抛弃我这个人。
    我们结婚时,没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们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回老家抚养时,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农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还算宽敞,但家里最现代的东西就是暖壶,此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我们第二个孩子是在武汉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于老大,老彭准备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从河北老家带到了武汉。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几岁,别人总把她当成我婆婆。我在武汉度过五十六天的产假,老彭把我照顾得非常好,给我做饭、炖汤,什么都不让我动手,晚上让我休息,他起来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汉又住了几个月,之后她带着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汉,那时候他已经五岁了,正是调皮的年龄。老彭要教学、办专业、出差,还要带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这次交给这一位,下次又交给另一位。所以我们家的老大从小是住集体宿舍,吃“百家饭”长大的。那时候老彭又当爹又当妈,辛苦可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1976年年底后,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加上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希望对方让步,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时间在兰州,因为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和孩子虽然也不能天天见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我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因为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如何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问题,这是我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之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2014年8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提出必须树立科学旅游观、增强旅游发展动力、拓展旅游发展空间、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完善旅游发展政策等一系列指导意见。该文件一时间被许多地方的旅游部门当作“尚方宝剑”,许多省市相继提出“大景区”概念,出台相关政策,纷纷成立“旅游管委会”,并赋予管委会统一管理包括文化遗产遗址和周边各个景区旅游活动的巨大权力,而不论文化遗产是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省级的或是县级的,其人、财、物均由管委会统一管理。在2014年,很多人都觉得“大景区”模式是发展旅游业在体制方面的创新,势在必行。
    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我感到无法接受的事情。敦煌市政府委托有关单位编制出台了厚厚一大本《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整个规划设计目标完全从旅游出发,“大景区”把莫高窟纳入其中,认为莫高窟不应该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应归到敦煌市管理才合理。该规划认为,应把莫高窟交给当地政府办公室管理,由政府办公室交给当地旅游局协管,再由旅游局交给企业开发。
    负责编制规划的是一个名为“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的单位。我见到这个规划之后,非常气愤,心想:“难道连北大也这么糊涂吗?怎么能够不做调查研究,就出台这样一个规划呢?”但转念一想,这个机构以前没有听说过,必须先要了解清楚这个“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和北京大学是个什么关系。我当即给北大校长办公室打了电话。
    接听电话的校办工作人员问:“你是谁?”我自报家门说:“我是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学生,老校友,我的名字叫樊锦诗。我想核实一个情况,北京大学有没有一个‘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这个设计院为甘肃省敦煌市政府设计了一个旅游景区的规划,存在严重问题,我认为这不代表北大的水平。我从爱护母校声誉角度出发,也为了弄清挂着北京大学牌子的这个机构是什么性质,特此求证。”校办工作人员回答说马上进行调查。
    然而就在我等待北大方面答复的时候,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的负责人。我听电话那头的声音半是道歉半是试探:“樊院长,我们早就想向您请教了。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没有及时请教是我们的问题。”我就回复他:“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是谁告诉你我的电话的?我不认识你。”就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就在挂电话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有些后悔,心想应该通过此人了解更多的情况。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感到了一种不安。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刚向北大请求调查,就马上有人找上门来?
    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过了一段时间,北大纪委给我打来了电话,回复说经过他们调查,这个所谓的规划设计院和北京大学没有丝毫关系,是个人冒用北大招牌的机构,北京大学方面已经对其提出警告,要求他不准再打着北大的招牌招摇撞骗。后来据我了解,2015年,该机构已改了名,不再使用北京大学的名号了。
    之后,也有人不时提醒我说“大景区”是势在必行,不是旅游局可以左右的,同样也不是敦煌研究院可以左右的。如果不是省里统一的规划,不可能有此推进的速度和规模。果然到了2014年12月21日,《甘肃日报》刊登了《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将计划建成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的大景区共20个。大景区建设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计划到2017年,将率先建成8个大景区,其中就有“敦煌莫高窟—月牙泉”景区。
    报上公布,网上转发,我只觉得心头特别压抑。像敦煌莫高窟如此珍贵、如此脆弱的世界文化遗产,对其保护应是第一位的,必须有专门的保管机构,不应该和其他的所谓景区按一种模式、一个标准进行管理,甚至不受限制地进行旅游开发。敦煌研究院负责保管莫高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文物管理体制。如果真的改变莫高窟的管理体制,将莫高窟的旅游开发管理权抵押、租赁给企业去经营,这样珍贵脆弱的文化遗产将很快就被破坏,多年辛苦聚集起来的人才队伍也将流失殆尽,前途实在令人担忧!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向领导如实反映情况和阐明自己的看法。为了不牵连研究院其他人,我决定以个人的名义给省领导写一封汇报信,明确表示旅游发展中应注意保护莫高窟。
    汇报信的每一条后面和信后的附件,都引用了法律和事实加以说明。
    就在我担忧的时候,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些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些馆员,正在做一个文化遗产的调查项目,莫高窟是他们调查考察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从网上获知,莫高窟将被并入大景区,交旅游局统一管理。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兰州找有关管理部门的领导座谈,听取意见。他们也到了莫高窟,和敦煌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座谈,听取意见,并做了一些调查。考察团经过调研,就莫高窟要成为大景区这件事,形成了一份考察报告,就莫高窟的保护现状向国务院正式提交了这份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在旅游发展中加强莫高窟保护的重要性。这份报告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很快就送到了甘肃省委,省委领导也很快做出了莫高窟管理权属于敦煌研究院的批示。
    回想起来,我觉得真是天意,没有这么多同事的支持和专家的帮助,单凭我一己之力,难以力挽狂澜,也无力阻止莫高窟被企业管理的命运。这份报告保住了敦煌研究院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职能和权力。
    后来《纽约时报》派出记者到敦煌来采访我。我在接受采访时,主要介绍了莫高窟的保护,同时也向记者透露了我的担忧。后来有人认为,我随便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十分不妥。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不妥,我没有说任何不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形象的话,我只是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说了一些关于莫高窟保护的担忧而已。”
    那段时间,我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健康也出了问题。从下决心扭转局面、保住莫高窟保管的现行体制的第一天,到事情最后得到圆满解决的那段日子里,我瘦了整整十斤。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热爱莫高窟。自然因素对文物的影响是缓慢的,一旦以发展旅游为目的进行开发,很多古城和遗址的历史文化基本生态往往会在一夜之间被“开发”殆尽,包括莫高窟在内,将来就会丧失基本的生态而沦为“盆景”。水和土都坏了,种出的庄稼还能吃吗?
    尽管莫高窟是个小地方,但是她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很重大。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我们这些人走了,莫高窟还会在。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有限,怎么能干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事情?
    2016年4月,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给我增添了信心。总书记明确提出“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又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他还强调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提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听到这八个字的时候倍感亲切和安慰,深受鼓舞。
    (本文摘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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