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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君煌（1911年-1990年），农业经济学家，湖南辰溪人，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经济研究所首届研究生，也是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师从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者、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教授，专事土地制度和农村经济学研究，1937年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硕士学位，1942-1946年曾先后在东北大学、贵州大学和西北大学任教，1947年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至退休。 在南开奠定毕生研究方向 1927年9月10日，南开大学成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1931年改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这是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经济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学术机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起步之初，面临如何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的经济问题，且张伯苓校长要求南开的经济学研究“中心目标即在完成一国本国化之经济学”，为此，南开经济研究所确立了将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目标。何廉先生担任研究所首任所长，在他的支持帮助下，当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开设了土地问题、合作经济、地方行政、地方财政和经济史等与中国经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习研究方向，主要特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经济学的“中国化”，不但体现在教材内容和科研课题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开创了经济社会调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1935年，刘君煌先生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以优异成绩步入南开校门，师从何廉，方显廷教授，开始了他的求学深造之路。中国是个农业国，当时从事农村建设事业是学者报国的方式之一，在武大学习时刘先生就一直关心和关注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土地和地租，更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来到南开，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土地问题专业，从此奠定一生学习、教学和研究的方向。 刘君煌先生入学后，在何廉和方显廷两位导师共同指导下，致力于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后来何先生受南京国民政府邀请前去就职，方先生承担起他全部学业指导任务。何先生跟随方显廷先生围绕经济史、经济地理、土地制度、乡村合作、工业和劳动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日趋扎实，并开始独立开展一些论文写作、教材编写、数据统计和文献翻译工作。在学期间的1935-1937年，刘君煌先生先后于《大公报.经济周刊》发表了《中国小农经济之结构与得失（上下）》《今年我国之土地改革与土地整理》《山西倡办土地村公有之经过》《吴县租佃问题》《开封之花生市场》等一系列文章，这些调查研究报告既涉及宏观土地经济问题，又关注微观市场和地方土地使用，在土地问题研究中已具宽广的视角和研究深度，逐步成为那一时代青年经济学者中代表人物。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研究生的培养,首要着重理论的学习和探索，然后从事与专题有关的社会调查与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优良学风薰陶下，刘君煌先生形成了一生重实地考察的研究风格，背着行李卷，带着干粮，经常在田间地头或直接住到老乡家里作调查研究。求学期间，刘君煌先生先后参与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对新式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调查，如《中国之棉纺织业》《天津针织工业》，重点开展对乡村赋税、财政等问题的调查，如《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等华北土地经济等调研。这些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纯经济理论探讨，而在于根据理论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讨论和分析如何解决当时经济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也正是南开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这些详尽周密的调查分析，至今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时，方显廷先生带领南开同仁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经济政策研究论著《中国经济之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君煌先生作为主要作者之一撰写的《近年我国之土地改革与土地整理》收入其中，其观点中肯，理论缜密，数据详实，得到教授们一致认可，也由此奠定了他在我国近代土地经济研究中的领军地位。 1937年，刘君煌先生历经全国8省市的调查研究，完成了关于土地问题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经校内外专家小组严格评审，顺利通过答辩，被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刘君煌先生因其出色的学术能力和成就留校任职，开始了他在南开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生涯。 抗战烽火中的学术坚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再次陷入战火之中。张伯苓校长紧急召开校务会议，列出一份各科学术骨干名单，以备战争结束学校工作能够继续运转，同时决定当年暑假开始南迁工作。此时的刘君煌先生不得不被迫中止刚刚获得的教职工作，跟随学校开始南迁的颠沛之旅。这一走就是10年。 1938年春，日寇已窜犯整个华中和华南，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昆明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新校名正式开课。刘君煌先生则在新成立的法商学院任教，陈序经博士出任当时的院长，而此时的方显廷先生则转赴贵阳暂时接任迁至那里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秘书长一职。 1939年夏，在何廉和方显廷先生的努力下，南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沙坪坝现重庆南中学内得以重新启动，刘君煌先生被调回参加研究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尽管国内抗战局势十分艰难，但刘君煌先生笔耕不辍，研究之余仍为各大报刊撰稿，开启了学术报国的征程。“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伯苓校长1934年为南开订立的校训，既表达了南开人要拥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又表达了南开人要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所创新，鼓舞南开师生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君煌先生潜心教学和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构建与土地制度比较、地方土地政策以及未来中国宏观农地问题与改革方案上。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密切关注战时后方土地政策问题并提出方案，先后撰写了《论云南之闲置土地买卖》和《青岛之土地制度》两篇文章。其中，对云南地方政府闲置土地买卖政策进行检讨和批评，强调战时保证土地流转交易的重要性，同时对土地改革、土地重划、预留用地、市区设计和打击投机的具体办法和手段提出了政策主张，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土地经济研究与土地管理中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还对德国占领中国青岛期间的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对其合理经验建议采纳，首次提出政府在土地利用中的调控作用，强调保持市场交易买卖和政府宏观调控并举，将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把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应用于政府与农民的土地买卖中，开中国公共土地经济学政策之先河。 刘君煌先生不为时局所迫，文章中还大胆提出个人见解，对战时政府政策明确个人立场，在文中他写道：“云南的限制土地政策，不仅不宜实行，并且不必实行，……我们实在不敢赞同，因此政府施政更要特别审慎，……尚盼当局加以考虑。”体现了君煌先生不畏权势，关注民生的良知和风骨。期间，刘君煌先生还坚持乡土调查研究，撰写了极具特色的《广西瑶人之土地制度》和《田赋征收实物问题之检讨》，险入广西大瑶山深处，调查少数民族土地利用经验，对土地私有政策与集体共有做了梳理比较，借助实地调查，开展小农经济理论批判；针对战时当局加大实物征收农业税款政策向上陈情，提出实物征收与货币征收应合理平衡，保证战争供给与国民需求并举，推动政府政策调整。君煌先生既着力理论又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在搭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济理论体系的同时，为执政当局出台政策把关，提高经济政策制定的科学水平。 此外，刘君煌先生着眼中国农村经济长远发展，撰写了《中国农地问题与阎锡山氏之土地村有计划》，文中批评当地政府推行的土地村有计划，详细论述了中国农地的症结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问题，即现代意义的小农经济问题。为此，他比较了当时俄国、罗马尼亚和爱尔兰开展农地改革的优劣情况，据此对山西地方政府推行土地村有计划，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和拖累农业发展发表不同意见，提出“中国今日应采之农地改革方案”：一是政府统一购买私地（或发行土地债券），整备重划，扩大生产规模，分期租售给农民使用，改良佃制，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二是政府把握农地利用的调控权，减少小农经济的土地利用模式，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土地银行，适时对农地转化利用提出政策方案。 土地问题历来是各国经济发展之根本，刘君煌先生提出的这些措施通过政府赎买地主土地转售或转租给农民以实现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不啻于“民国版”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此后台湾的土改基本遵循了这样的思路：政府以70%实物土地债券按10年付息偿付，30%为公营事业股票赎买地主土地，而后低价转售给农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内战重启，本已凋敝的中国，内耗甚大，国力不堪重负，刘君煌先生提出的农业土地改革方案已不具备实施的政治经济条件。尽管如此，刘君煌先生战后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尤其是先生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问题，即现代小农经济问题”的理论描述和政策建议，却为后人开展土地经济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成就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先驱”的重要历史地位。 1942年起，刘君煌先生离开了研究所工作岗位，颠沛辗转中，先后任教于抗战南迁的东北大学经济系、贵州大学农业经济系和西北大学商学院，协助这些学校经济学科和商科的建设发展。1946年4月10日，南开大学正式被确立为公立大学，刘君煌先生同陈序经、吴大业、袁贤能、丁洪范、鲍觉民、滕维藻等一大批老教授和经济学者纷纷回到南开，重新开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 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 重回南开的刘君煌先生，再没有离开过南开校园，自此一生躬身笔耕，投身于平凡的三尺讲台和他那张斑驳的书桌，行走在乡间路上。1947年，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南开经济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南开培养的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中唯一继续留校任教的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前，刘君煌先生发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趋势》《论中国农业机械化》《中国租佃制度之研究》等文章，明确提出了中国要由自给的小农业向商业化的大农业发展、由原始农业向科学农业发展、由地方经济农业向国家经济农业甚至世界经济农业发展、由物物交换农业向货币交换农业发展等重要论述，由此推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一系列观点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表达了先生对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渴望，反映了那一代经济学者对新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期待。 令人惊喜和振奋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了新中国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更是将“农业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的重要内容写入了《党章》，确立了新中国发展农业经济的根本方向和历史任务。新中国执政者的系列农业方针政策无不与君煌先生关于自给小农业向商业大农业，地方经济农业向国家经济农业向世界经济农业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学术思想一致。 动荡岁月，刘君煌先生也从未将自己置身于国事之外，始终关注时局变化。1947年他在《金融风潮与广州经济》一文中，已透露出对当时国民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严重不满，对其政策忽视百姓生计、保护投机和资本家买办利益的行为有所不齿。出于学者的正义理性，他呼吁并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方案，以期政府能够维护民生，稳定经济。这时的刘君煌先生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翘首以盼，期待一个新的中国出现。共和国成立后，刘君煌先生在南开潜心于研究，教书育人、同时也不断地塑造新思想新思维，学习马克思经济思想，以便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旧中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小农经济“稳固”论的理论谬误及其阶级本质》是其代表作。此外，在《试论农业现代化中的几个农业经济理论问题》《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简介》《西辅大队的经济发展》《论我国农业中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文章中，刘君煌结合新中国农业经济和政策的具体实践，梳理和形成了系列适用于新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1957年刘君煌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基层劳动改造。在漫长的22年中，刘君煌先生没有气馁、也没怨天尤人，一边劳动一边收集资料作编译工作，其间，刘君煌先生与其他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历经十余年时间共同完成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永利久大”等企业史和近代盐务史资料的编辑，留下一段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完整历史记录，补充了北方基础工业的资料空白，至今仍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79年，刘君煌先生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南开经济研究所。此时的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刘君煌先生虽然年届古稀，但仍然以极大热情投入到研究和教学中，他再次打好行囊，带上干粮，从华北到江南，实地考察调研新时期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课题。1980年在《天津农业经济》创刊号上，刘君煌先生发表了《论乡镇企业的发展》，结合新时期农村发展实际，对改革开放后各地蓬勃生发的乡镇企业如何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985年，刘君煌先生先后被聘为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天津市农业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在继续学术研究的同时，不顾年迈坚持带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人才。 （其他作者还包括陈剑波、郭万达、梁宇丹。本文收入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传承—南开经济百年百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