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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名篇名家太多，但真正写得好的，大多是“业余作者”，是那些把写诗当作“余事”的人。 屈原之前，诗人留下姓名的极少。《诗经》大部分是集体“创作”、官方当作“民意”收集起来的。屈原以后，汉乐府以及后来的南北朝乐府，仍沿用此例。不过，“出名”的诗人渐渐多起来，他们大部分是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平民百姓玩诗的基本没有。 比如屈原，身为楚国大臣，立志富国强兵，一度得到楚王的信任，正准备大展拳脚，却被馋臣陷害，身遭流放，满腹“离骚”、忧国忧民，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假如屈原仍受信用，政务繁忙，哪来的功夫写诗！ 再如陶渊明，穷得要饭，但他的曾祖却是东晋头号名将陶侃，他完全可以出仕做官，事实上他也当过彭泽县令，因为受不了官场习气，加上看透了篡弑成风的政治形势，才归隐山林。陶县长写诗，不是为了出名，只是宣泄一下胸中的郁闷。就是李白杜甫，也没把写诗当成正经职业——当时许多“有才”的人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通过写诗“一日声名动九重”，获得达官贵人的举荐，直接进入仕途。可是，错过“高考”后果是严重的，没有“学位”，李白弄了个供奉翰林，杜甫在工部“参公管理”了一阵，加上战乱，什么“长啸一声安天下”、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统统落空。 把写诗当成职业且名气较大的，略后于屈原的宋玉算一个；李贺只能算半个——因为父亲名为“李晋”，为避父讳，李贺不能参加“进（与“晋”同音）士”考试，也就做不成官，只好转行当诗人。南宋的姜夔算一个，陆游算半个。陆游本想“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他“高考”成绩虽好，军政才干并不突出，韩侂胄北伐惨败，证明当时那帮主战派（陆游在其中）本事一般。陆游后来回到山阴，“老住湖边一把茅”，躬耕田亩，不停地写诗，高产达几千首。但说实话，这几千首当中，足以留传于世的占比很低。 唐文宗喜欢诗，想专门设立“诗学士”，大臣李珏说：“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文宗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按说唐代诗人基本上属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行列，“浮薄”的不多，高适都混到大军区司令员一级（节度使），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都相当于部级干部，写诗态度很端正，没有“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或“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这样的“创作”，但李珏一句“浮薄”，还是让文宗闭了嘴。可见就连爱诗的唐文宗也不得不承认，诗人大多“浮薄”。 都说“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诗人跟“浮薄”挂上钩，怪只怪那么多“只”。 比方说庾信，标准的“文二代”，诗文写得相当漂亮，人品却很一般。当初他奉梁武帝之命，守卫首都建康朱雀门，抵挡侯景叛军。紧要关头，庾诗人正嚼甘蔗（估计是紧张，找东西压一压），一箭射来，击中门柱，庾诗人魂飞魄散，甘蔗“应弦而落”。 庾诗人不光甘蔗掉得利索，溜得更利索，弃军逃走，朱雀门自然守不住，侯景舒舒服服地进了城。“庾跑跑”后来奉命出使西魏，被留长安，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跑跑”成了“庾开府”，作文说，侯景之乱是“大盗移国”——这是弥天大谎，侯景攻陷建康，一靠大批释放北人在南为奴者和土著奴婢壮大队伍，二靠“庾跑跑”这种人帮忙。对此，“庾跑跑”闭口不提。 “庾跑跑”还不是最“浮薄”的，阮大铖钱谦益等辈，那才叫一个“贱”。有这么一帮人混在“诗协”里，叫人不说他们“浮薄”也难。 “唐初四杰”风光无限的时候，名将裴行俭就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果然，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等皆不得善终。魏文帝曹丕素以诗文自负，一次，孙权派手下赵咨出使魏国，曹丕问：“吴王颇知学否？”赵咨回答道：“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曹丕挨了一闷棍，却不好发作。 战地黄花分外香。立言立德立行，屑玉吐珠、自然天成。没有生活基础，一味矫揉造作玩弄词句，虫吟草间而已，何诗之能为！ 除了这个“定律”，中国古典诗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写离愁的篇章特别多。 “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廖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 离愁别绪写得这么感人，有原因。 中国人家庭观念乡土观念很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特别不愿背井离乡。迟迟吾行矣，去父母之邦也——连圣人都这个样，一般人更不用说了。加上咱国家一贯大，“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不让那些有文化的远行人写两句，你想憋死人家？反过来说，如果咱一直小国寡民，大家出个差从个军上个班都方便，那些离愁别绪就难得一见，或者就是写出来也不怎么惨。彭斯怀念苏格兰高原，诗还写得相当轻松愉快呢！原因就是他的国“小”，所谓“远行”在咱们看来就是串个门。而俄罗斯民歌的离愁别绪，跟咱相比，就“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大有大的难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