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门盍簪集》是日本汉学家蒲生重章所著的汉诗文作品集，现存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此集中不仅保留了大量的评点符号、序跋，还保留了各家的评语。评语不仅有日本汉学家的，还有当时中国游日文人的。它既是中日学者合评日人诗文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研究近现代日人汉诗文创作史与批评史的重要文献。然而学界对此却了解不多，我们将在考述的基础上揭示其意义。 《蒲门盍簪集》是蒲生重章汉诗文创作的结晶，也是其传播汉学的业绩体现。作为当时杰出的汉学家，蒲生重章不仅汉学功底深厚，而且宣传讲授汉学，是传播汉学的日本名师。他生活于日本幕末至明治时代，一边行医，一边教学。于文久三年（1863）、明治十年（1877）先后在江户麹町创立私塾“青天白日楼”，专门讲授汉学。其教学的特点是：“详乎人伦大义，而略于训诂考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并且每年年终都会举行宴会，取名“蒲门忘年亲睦会”，与门下弟子欢饮，席间师生赋诗助兴。黎庶昌、孙君异（点）、徐少芝（致远）、钱德培（琴斋）、陈衡山（矩）、王漆园（治本）等中国人都曾参与过这些宴会活动。由此可见，《蒲门盍簪集》不仅是蒲生重章的汉诗文作品集，而且也是其师门聚会唱和的重要文献。 《蒲门盍簪集》是当时为缅怀、纪念蒲生重章而形成的评点文献，分上、下两册，为明治二十七年（1894）东京青天白日楼刻本。据书中钤印可知，该书为柳田泉旧藏。全书为二节版。上节版镌注释、评语，下节版镌正文。卷上主要收录了蒲生重章每年年终为蒲门忘年会所作的汉诗文，末尾附其《六十二岁寿宴自序》与几首移居杂诗。该卷还包括有祭蒲生重章文，并有间中宜之、堀重绍等作《大塔王锦旗遗袍歌并序》，又有黎庶昌题七言律诗一首和《题蒲门盍簪集》诗一首，并有《蒲门忘年图》若干章、《自题肖像二首》以及高木静斋《蒲门合簪集凡例》等。此卷末尾附有丰岛洞斋所作跋语。卷下收录了蒲生重章的论说之文以及数首汉诗，并附录了《蒲门学规》。此卷开首有光绪十五年（1889）孙君异题词，并有蒲生重章识语一篇。卷末有蒲生重裕、蒲生重良、山田源三等人的跋语。《蒲门盍簪集》主要由其儿子蒲生重裕、蒲生重良与其门生铃木太郎、渡边好作等共同整理完成。 早稻田大学藏本《蒲门盍簪集》是我们研究近现代日人汉诗文评点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它既是中日合评日人汉诗文的见证，也是当时诗学风尚、诗学观念以及诗学批评的反映。全书镌训点符号，以句点断句，并刊有圈点，亦有朱笔圈点。其评点形式有题跋、点评、朱批、眉批、汇评等。是书图文并茂，趣态横生。评点是集者，除丰岛毅、总生古道、村山拙轩、重野成斋、岛田篁村、鲈松塘、大岛怡斋、龟谷省轩等日本文人外，还有当时旅日的文人如徐少芝（字致远）、钱德培（字琴斋）、黎庶昌、孙君异（点）、陈衡山（矩）、王漆园（治本）、张滋昉等。其评点内容与思想归纳起来有四大方面。其一，对蒲生重章人品、人格、精神的敬重。如总生古道评《蒲门忘年会序》曰：“把忘不忘之语。簸弄成一篇好文字矣。而每岁为先生设盛燕又为亡友建墓碑。是皆义侠之事。”又如《蒲门第八回忘年亲睦会序》，王漆园评曰：“历叙生平艰难困苦之状。非徒自慰。正藉以勉励后学进修之志也。洵为有道之言。”龟谷省轩曰：“艰难困厄。世人所忧也。然善处之者。为锻心肝之橐籥，又为铸幸福之陶冶。今于先生见之。”从不同方面对蒲生重章的人格精神、师道修养进行了肯定和赞美。其二，对蒲生重章诗文创作的激赏。如岛田篁村评《蒲门第八回忘年亲睦会记》曰：“文不假藻饰而真情流露。当日情况跃然如睹。所谓真文章自肝肺中求来者矣。”又如重野成斋评《六十二岁寿宴自序》曰：“率意之作却见情真。”再如孙君异评《人小天地说》曰：“引证繁富，论断有理，是为名作。”陈衡山评《蚁说》曰：“所见甚高。而用笔简洁。足与杜老《义鹘行》并传。”这些评语是对诗文创作的认同，也揭示了蒲生重章文章风格多样、感情充沛的特点。其三，对蒲生重章写作艺术的评点。如其《蒲门第六回忘年会记》，钱琴斋（德山）评曰：“‘清瘦丰肥’四字，文亦兼而有之。一再披读。我亦忘年矣。”村山拙轩曰：“布景设色。浓淡错综如戏笔。末段忽又用壮笔，变化不可端倪。”又《蒲门第七回忘年会记》，黎莼斋（庶昌）评曰：“有逸趣。”孙君异（点）曰：“落落大方。”重野成斋曰：“真率无隐匿。师弟之情谊可掬。”岛田篁村曰：“由衷之言，真气盎然。都在笔墨蹊径之外。”再如评《蒲门忘年会序》，丰岛洞斋曰：“行文层层圆活。如蚕吐丝，可谓老手也。”此集中有关蒲生重章写作技艺的评语比较多，显示了蒲氏的诗文技艺水平。其四，对蒲门忘年会高度评价以及蒲生重章治学思想的肯定。如在评价《明治二十年丁亥十二月初三日从游诸子设蒲门忘年亲睦会于牛笼求友亭觞余席上赋此诗以谢焉》诗时，徐少芝曰：“以传道为己任。是先生本志。师弟相从之雅。读此诗可见程门立雪不得专美于前矣。”陈轶士曰：“师弟相契之雅。借此诗抒写之。笔既淋漓，情尤真挚。知于教育二字三折肱矣。”小山春山曰：“蒲门年末之会。年盛一年。淋漓酣畅之际，见师道之不坠。是虽由子闇教导之宜。抑诸子敬爱之笃，可嘉可尚。”孙君异曰：“蒲门桃李之盛，于此可见一斑。”既有对蒲门师生雅趣的欣赏，又有对蒲生重章身教言传教育方式的赞美。如对蒲生重章《读书法》等文的评价，小山春山曰：“为学之要。此数则尽之矣。弟子遵奉不迷他歧。则他日不立功必立言。宜勖焉勿懈。”又如孙君异曰：“圣学之要不过此数则矣。而其造诣则存乎其人愤悱焉耳。”蒲生重章的治学思想在当时的接受情况亦可见一斑。 《蒲门盍簪集》的评点无论是在日人汉诗文创作史，还是在域外诗文评点史，抑或是中日诗文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此集为近现代以来日本人创作、传授、交流汉诗文的突出反映。参与评点此集的日本汉学家多是当时与蒲生重章一样传授汉诗、办有私塾者。如岛田篁村于明治时期曾开设私塾“双敬精舍”；鲈松塘为幕末明治时代的汉诗人，著汉诗集《松塘诗钞》《房山楼诗》，曾于庆应元年在江户浅草开设私塾（后为七曲吟社）。而蒲生重章也办过私塾。他们之间互相评点诗文，意味着当时日本在汉学教育方面交流相当充分。不仅如此，他们还专门与游历日本的中国文人广泛交流。如评点《蒲门盍簪集》的黎庶昌，光绪七年（1881）三月奉命为出使日本大臣，积极与当时的日本汉诗文作家建立联系。前引评点过《蒲门盍簪集》的钱德培、徐少芝、陈衡山、孙君异等均为其属下。这既说明蒲生重章对汉文化传播有贡献，也说明了日本人对汉诗文创作的认真态度，还证明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另一方面，对《蒲门盍簪集》的考察有利于进一步对其他中日合评日本汉诗文集、域外评点汉诗的文献加强研究。国内虽然已有学者对日本汉诗文评点作了一些研究，如曹辛华教授曾就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日本汉诗文集评点作了述要，其中收录的中国人参与评点的日本人汉诗文文献就有10种。如佐藤牧山《牧山楼文钞》评点者除日本人重野成斋、川田瓮江等9人外，还有中国人有金嘉穗、孙蔼人、钱怿、王治本等4人。又如广濑淡窗《远思楼诗钞》亦为中日合评之诗集，其评点者有中岛米华、草场珮川、石卿子、沈子冈等。而蒲生重章的著作，除了此处所论的《蒲门盍簪集》外，其所著《近世伟人传》参与评点、题跋的中国文人就有近20位，如王治本、黄遵宪、何如璋、王韬、沈文炎、张斯桂、黎庶昌、徐承祖、徐致远、陈衍蕃、徐少芝、姚文栋、傅云龙、孙点、陈衡山、黄超曾、李经方、张文成、陈希夷等。如此多旅日文人对日人所作汉诗文集的评点，不仅对日人汉诗文技艺的增进与水平的提升有助推作用，还对中日文化的交流有重要的疏通作用。通常人们在探讨评点时多注意中国人的评点，实际上，域外汉诗文创作与批评也并不是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这些汉学家与中国的诗人、批评家多有交流。《蒲门盍簪集》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在域外有大量的外国人评外国人所作汉诗文、合评汉学诗人的现象。因此，域外汉诗评点文献及其理念、视角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 （作者：袁晓聪，系运城学院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