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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一次的韩城游是个突发事件。本来嘛，陕西韩城是史迁故里，关中是汉唐旧畿，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科鄙视链最下游的清史研究者，一般来讲是没有资格和机会参加这个区域的游学活动的，惟有对着朋友圈艳羡流涎而已。 不过幸运之神总会光顾有自知之明的人，正当我转发了中华书局这篇爆款推文，在朋友圈自怨自艾的时候，本次“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活动组织者之一郭时羽女士忽然告诉我：“如果你感兴趣，欢迎作为专家参加本次游学活动。”时羽的邀请如石破惊天，一语斩断了鄙视链的枷锁，让我无法拒绝。太惊喜了！ 按照主办方安排，韩城游共有四站,分别是太史公祠墓，梁带村芮城遗址博物馆，韩城的文、武、城隍三庙，以及党家村古民居群落。既然是以历史学者身份从游，到了现场不讲几句大概是混不过去的。那要讲些什么呢？我自忖专业知识偏狭，书未读唐宋以前，所以能插上话的恐怕只有后两个目的地，至于前面两站，恭聆诸前辈、学长教诲为是。然而甫至太史公祠正殿阶前，我就发现，自己竟然有如许多想说的话！不仅仅因为祠庙的所在地山河壮美，深秋时节层林尽染，会让人不由自主感叹何谓钟灵毓秀、何谓鸾翔凤集；也不仅仅因为太史公的巨型雕像极富冲击力，拾级可见的牌匾楹联更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这些读史治史的徒子徒孙，这是一场具有瞻拜祖庭意义的旅行。 事实上，最能激起我倾吐欲的，是正殿阶前那些大大小小、年代错落的致祭碑、重修碑、捐输碑，碑文的作者和书写者不乏名人，但更多的则是韩城当地的官员、士绅、里老。韩城司马迁祠墓的所在地，是否确为他本人的埋葬地，还另待考证，但显然从西晋永嘉以来，这里就被视为祭奠缅怀太史公的重要场所，是人们观念中的文史胜域。 好了，这样的一幕，瞬间触发了我心目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明清史话题。在明清科举史上，韩城是个很不一般的地方，特别是清代，被称为“解状盛区”，乡贤名宦旗鼓相望，在朝中有“陕半韩”的美称，又与山西之阳城、安徽之桐城并称“三城”，以纪其“奇杰挺生、代不乏人”。如明之张士佩，清之张廷枢、王杰、吉同钧，皆其佼佼。然而稍有历史地理知识的读者大概会跟我产生同样的疑问，“三城”所在的省份，在明清时期均远离政治经济核心地区，即在本省之内，亦非都会省城的直接辐射区，且在地理上处于浅山地带，虽然自有耕读渔樵之乐，但并不是传统概念中的繁华富庶之地。以我们今天人的概念，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何以读书种子多出此偏居关中平原东北一隅的韩城？ 从太史公祠里为数众多的重修碑、捐输碑，我似乎能从某种意义上体会到一代代韩城子弟苦学成名、踵继书香的原始动力。翻阅乾隆年间《韩城县志》的“艺文”部分，可以看到不少明清文人拜谒颂扬太史公祠墓的诗文，在他们的笔下，这里的建筑壮丽、草木葱郁，与我们今日所感一般无二，从未见荒祠败冢的描摹，寒原枯木的浩叹。然而在小农经济的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陕西，让一个办公经费严重短缺的县级衙门，和一群经济实力远逊于江南大族、山右巨贾的地方绅衿乃至普通百姓，每隔二三十年就凑出一笔不小的款项，维修、保护、供养规模如此宏大的太史公祠，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这几乎全部有赖于当地的管理者与人民的“觉悟”——对桑梓先贤的热爱，对文化传统的依恋。 这种热爱与依恋，促使韩城人对科举成名、得君行道产生强烈追求。乾嘉时期的“状元宰相”王杰是关学拥趸，他刚毅朴直，因为与和珅势不两立而得到学生嘉庆皇帝的无比推重，曾以“直道一身立廊庙，两袖清风返韩城”之句赋归，成为韩城晚近历史上的最大骄傲。王杰家有三子，他不许儿子像很多官宦公子那样，通过恩荫或是捐纳的渠道进入仕途，要求他们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才能为官，所谓“入仕则正途可也，不以宰相子孙喧耀于人”。而我们在韩城文庙也看到了一块与王杰有关的石碑，写得是：“赐进士及第、宫傅、大学士惺园王公捐银五百两，置田地取租，每逢乡试到省分送，以助盘费之资。”意思是说大学士王惺园公（王杰号惺园）捐资五百两白银，交给县学购买田地，所获地租用于资助家境困难的后学参加科举考试。这些稍显保守却不失真挚的举动，无疑会对乡党具有强烈的示范性作用。 活动的第二天，我们来到韩城三庙，其中的“文庙”保存完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规模之宏敞气派冠绝西北，内有明儒薛瑄为之撰碑。薛瑄在明史上的“咖位”很高，是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明代第一个被官方请进孔庙从祀的大儒。能请来薛瑄一篇宏文，可见韩城小县的面子之大。当然这里还有一层缘故：概因薛夫子的故乡在山西河津县，是与韩城隔黄河而望的邻居。回京后我又翻阅了几个版本的韩城县志，大感其修志团队的高端。其中万历志由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的邑贤张士佩主持修纂，乾隆志由时任陕西巡抚的名臣毕沅提议修纂并亲任总裁，嘉庆志的主要编者则是正在陕西巡抚幕下供职的大学者陆耀遹。这种随处可见的明清史“熟人”，让我的韩城之行充满了亲切感，学科上有所窒碍的担忧一扫而空。一路上我不由得把自己带入成为一个生活在清代的韩城书生：耕读传家、克勤克俭，在党家村的训诫石前挨过戒尺，在城隍庙里看过社戏，诚惶诚恐拜过太史公的神牌，梦想去西安城的关中书院负笈求学，考举人时领受过惺园相国的遗爱，中进士后在文庙里接下知县老爷的牌匾……凡此种种，让我深深意识到，文化的传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经济、地缘等因素相关联，但也自有其内在的理路，而在文化的传承之路上，桑梓的先贤无论时代远近，其启沃之影响可称无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