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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瘟疫的流行往往随着较大的社会或经济变动而发生和蔓延，进而对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鼠疫的流行史即是如此。 鼠疫大流行改写历史早期农业人口城市化，为瘟疫的滋生提供了所需的拥挤、肮脏的环境；军队远征和人口流动，将繁衍的瘟疫加以扩散，造成鼠疫大规模流行，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专家1998年提出，公元前430一公元前427年的“雅典瘟疫”，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鼠疫流行。此疫流行初期，令雅典军队死亡25%，随后4年间，使希腊城邦人口死亡逾25%，结果使雅典人的称霸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破灭，进而构成西方文明史上的“转折点”。 史书上明确记载的第一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爆发于公元542年，史称“查士丁尼鼠疫”。它源自中东，流行中，自为地中海巴尔干一带，肆虐近两个世纪，高峰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亿人。此疫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从而影响了世界古代史的进程。 最骇人的当属第二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即14世纪在欧洲迅速蔓延的“黑死病”。此时人们对鼠疫尚无认识，根据患者皮肤呈现许多黑斑而命名为“黑死病”。1347一1352年，丧生人数达6200万，致使欧洲人口减少1/3—1/2。疫情高峰时的1348年，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等城市死亡人数均在10万以上。1350一1400年，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缩短到20岁。随后的300多年间，鼠疫在欧洲多次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平息。欧洲中世纪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黑死病，加上战争和饥荒，使欧洲约半数人口命丧黄泉。 面对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人们在极度恐惧之下想出了各种方法：使用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并在其上放置干蛤蟆，或者用尿洗澡，甚至通过医生凝平见氰者来“捉住”疾病。当这些都不能奏效时，深受中世纪宗教思想影响的人们，便把瘟疫的原因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引发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堕落招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哼唱着“我最有罪：’，在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有1.6万犹太人被杀。1665年伦敦有8万人死于鼠疫大流行，被视为上帝对原罪和不忠的惩罚，结果导致了基督教大忏悔和宗教改革。然而，宗教狂热并没有把人们从鼠疫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倒是一些世俗措施和医学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巨大死亡人数、极度混乱和恐怖心理面前，中世鉴己教会的精神枷锁开始崩溃。 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范围较广。它1894年始自香港，疫情爆发的头一年，死亡人数达2547人，其后两到三年间，每年有1000—1500人死亡，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人数逾千万。其中最严重的是印度，在1898-1918年20年间，死亡人数竟高达102.5万余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其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鼠疫再次大规模广泛爆发所造成的生产力破坏，令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动荡的世界更加凄惨。 在同瘟疫抗争中完善自我一、人们最初凭偶然机会摆脱肆虐的鼠疫。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间，1665年的“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的流行随之平息。1348年当鼠疫传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疫情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其周围建起围墙，里面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使鼠疫没能在米兰蔓延。结果人们发现，隔离是阻断鼠疫蔓延的最好办法。随后几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通过隔离防治鼠疫便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 针对鼠疫流行，人们开始不顾教会反对，通过政府行为来控制疫情。1348年欧洲一些地方市政当局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门机构一一由世俗人员组成的临时性的卫生局。1377年，卫生局人员在杜布罗夫尼克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海港检疫。尔后，他仍还负责把病人送到隔离的医院，禁止货物进出口，清扫街道，疏通水道，编制死者名单等。到了1500年，意大利多数大城市的卫生局都变成了永久性机构。卫生局的强制令开始对疫情缓解产生作用。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政府积极加强对环境的整治和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并且重视垃圾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开始得到有效控制。国际上把此次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在同鼠疫斗争的过程中，欧洲人还逐步认识到鼠疫泛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鼠类天敌——猫遭到了不公正待遇。由于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人们长期仇敌般对待猫。黑死病流行期间，猫成为祸首而被大量打杀，伦敦人行道上到处是腐臭的死猫。猫几近灭绝，致使在许多城市里鼠疫的传染源老鼠成灾，成为14世纪鼠疫大流行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沉痛教训令人类最终抛弃了对猫的宗教煽见。 二、直到19世纪后期细菌学创立后，鼠疫的病源和传播途径才逐渐明朗。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发现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细菌—后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茵，它对外界抵抗力强，在寒冷、潮湿的条件下不易死亡。1898年，另一位法国人西蒙德确定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是（跳）蚤把病菌从老鼠身上传播给人。该病感染人类，主要由于蚤等昆虫在其被感染的宿主死后，寻找另一只活鼠时而自愿搭靠暂时宿主的缘故。人一旦被蚤等昆虫叮咬，鼠疫杆菌便进人人的淋巴系统并向最近的淋巴结移动，进而导致淋巴腺鼠疫。当蚤等昆虫将杆菌直接注人受害者的血液而淋巴系统尚未及时产生抑制作用时，便会直接引起致命的败血症鼠疫。最致命类型的肺鼠疫，则通常由淋巴腺鼠疫发展而来，不需要昆虫为传播媒介，便能直接通过呼吸或穿着的衣物在人群中快速传播感染。 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得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而第一次卫生革命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然而鼠疫并没有完全消失，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告。目前，世界上每年大约有1000一2000人感染鼠疫。鼠疫尽管已容易控制，但历史惨剧留下的阴影难以消除，它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最恐怖的疾病。 疫史的启示人类在与鼠疫长期作斗争的同时，也与其他各类恶性传染病如天花、结核、麻风、霍乱、伤寒、疟疾、黄热病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搏斗。历次恶性传染病所产生的主要后果有：（1）人口大量伤亡，社会生产力道严重破坏；（2）社会恐慌甚至信仰危机，人际关系和道德价值体系重构；（3）影响战争结局，引发王朝更迭或加速国家衰亡；（4）生存本能驱使陋习改变，重视并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加速医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 人类在历次抗疫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1）阻断传染源，消灭病菌、病毒宿主；（2）及时物理隔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切断传染链；（3）改善环境卫生，注意消毒，从公共卫生角度科学规划城市；（4）依靠科学手段防疫治病，利用医学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根治瘟疫。 正是这些后果和应对措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并使人类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珍爱环境、珍惜生命”的深刻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杜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