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论》是明末医家吴有性（字又可，约1582年—1652年）的代表著，本书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人之不及，对瘟疫的证因脉治作了全面的阐述，是中医瘟疫学的奠基之作。 1、疫乃感天地之戾气 《瘟疫论》的开篇《原病》首先驳斥了古人“非其时有其气及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观点，指出伤寒与中暑。是感天地之常气而发：疫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而成。瘟疫四时皆有，常年不断。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疫邪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而发病（……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瘟疫初起多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脉不浮不沉而数，日晡益甚，头疼身痛，疫病的这种头疼身痛是邪热浮越于经的表现，与伤寒表证不同。由于瘟疫是邪伏膜原而发病，所以其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同时兼见某经之证。 2、邪伏膜原传变无常 吴又可指出，瘟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必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去，邪尽方愈。如病邪不传变则时疫病邪不去，邪不去则病不瘳。病邪的传变与患者元气胜衰有关，如素体元气薄，邪则不易化，即不易传化；如素体元气胜，则毒易传化。疫邪离开膜原，往往有多种传变，吴又可总结为有但表而不里，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有里而再里者…等九种方式，并进一步指出但表而不里者或自斑消，或从汗解，即见到所谓“三斑四汗”（斑疹、紫云斑、桃花斑；自汗、盗汗、狂汗、战汗），这与病邪停留的部位有关，凡疫邪留于气分的，则见战汗；留于血分的，则见发斑。 3、达原溃邪慎用寒凉 吴又可认为， 凡邪在经为表， 在胃为里， 今时疫以养血润燥，稍佐泄火之品，则气血旺而火平也。此寓清火于补益中之法，对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4、用药自成特色 《傅青主女科·妊娠篇》除了在辨证治法上有上述特点外，其用药亦有独到之处，如泄火善用黄芩，用于临床，确为一味既泄热又安胎的良药。对于温补峻剂，如桂、附，认为“热药多用，必有太燥之虞”，且妊娠用之，恐伤胎元，故“小热之品，计之以钱，大热之品，计之以分，不过用以引火，而非用以壮火也”。乃是引人深思的经验之谈。 妊娠篇中对有些药物的应用，与目前临床上的习惯用法相去较远，值得研究。如益母草，一般认为是活血化瘀、滑利之品，有堕胎、伤胎之虞，属妊娠禁忌药。而妊娠篇中却两处出现，一用于妊娠口干咽疼，一用于气虚胎漏，且《傅青主女科》全书唯妊娠病中用之，他处均未用及，而较多地用于崩漏或产后的黑荆芥穗，却不用于妊娠止血。查《中药大辞典》益母草功用，“活血、祛瘀、调经、消水，治月经不调，胎漏难产…”，其中有提及可治‘胎漏’。且《本草求真》中亦云：“为胎前胎后要剂，……既胎而见胎漏……服此皆能去瘀生新”，说明益母草对于因瘀滞而漏胎者。有一定功效。但大多认为益母草俱祛瘀生新、滑利之情尤其胎期更当慎之。笔者认为，对此药的应用，虽有待于临床进一步观察验证，但毕竟是子宫收缩药，仍当以谨慎为宜，不可泥于古人。另外，治疗妊娠跌损的救损安胎汤中的苏木、乳香、没药等活血之品，也同样宜慎用。《医学心悟》谓：“有病则病当之，故毒药无损乎胎气，然必大积大聚，病势坚强乃可投之，又须得半而止，不宜过剂，则慎之又慎矣”，是为辨证的用药之法。 总之，傅青主对每一病症的治疗以培补气血、健脾胃为主，补多于攻，或攻补兼施。处方用药，构思精密，自成风格，祁尔城曾评曰：“谈症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一目了然。”故能屡获良效，具有很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堪为后学师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