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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在地理上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负山临海，距中原万里之遥，气候炎热、飓风时作，风俗奇陋，成为唐宋时期的“死囚流放之所”，是唐宋文士心中文化不至的蛮夷之地。由此，因贬谪、宦游、避乱等各种原因流寓到岭南的宋代文士，面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放逐，在生命沉沦的苦痛中，“北归”“还乡”便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然而，日暮苍茫，何处是吾乡？检读这些诗文可知，宋代流寓岭南的文士在“北归”的企盼中，“故乡”的内蕴是变化着的，这些变化显示了他们对流寓地的逐渐接受和精神超越。 一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企盼北归之故乡，首先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山”“故土”。 苏轼早在入仕之初，即有与苏辙“夜雨对床”的设想，晚年被贬儋州，更有“相从归故山，不愧仙人杞”（《以黄子木拄杖为子由生日之寿》）的故乡之念，然而“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和陶杂诗十一首》）。当他看到海南人不重寒食节，而在上巳日上坟时“老鸦衔肉纸飞灰”的熟悉场景，更是油然而起“万里家山安在哉”的乡关之思。苏辙被贬岭南时已60余岁，从雷州到循州，他“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唯愿“罗网解脱，振衣北还，躬耕为乐”（《龙川青词》）。苏辙回应兄长的“故山”之约：“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次韵子瞻寄贺生日》）秦观在元祐党争中一贬再贬，从处州、郴州直到横州、雷州。在雷州，秦观悲叹：“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宁浦书事六首》其三）邹浩受章惇打击，两谪岭表，面对“广南东西四十州，瘴疠莫与新昭侔”（《移居昭州》）的不适，他所思所念的皆是还乡：“此生岂复公卿望，惟喜斑衣早到家。”（《记梦》）李纲在雷州：“此身漂泊旅天涯，九日凄然客念家。”（《九日怀梁溪诸季二首》）重阳佳节加深了天涯客子的思亲之心。 “安土重迁”思想孕育了中国古人的乡国亲情意识，就这方面而言，只要在异乡，都会引起思乡的惆怅。然而在宋代被视为化外之境和“死囚流放之所”的岭南，由于迥异于中原的自然环境与气候风土，身体的不适本来就容易产生生命脆弱、命运无常的忧惧，远离朝廷的被抛弃感又加重了这种沉沦之悲。在孤独凄怨的心境下，家乡和亲人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慰藉，成了流寓岭南文士心中最自然的指向。 二 “家山”毕竟在万里之遥，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们不得不屈从于北归无望的现实处境，对流寓地从最初的疏离、排斥、对立到熟悉、适应、接纳，甚至“直须便作乡关看”，在对他乡作故乡的转化过程中，心态上经历了从愤恨忧惧、失望疲惫到淡然平和的过程。 宋代流寓岭南文人把流寓地当故乡，并不意味着“家山”不好，而是在自遣中努力以各种方式使他乡可居。当他们调整心态，便也发觉，他乡的山水竟也秀丽，风物可取，士民可亲，这反过来又坚定了他们在流寓地著书授徒、宣化斯土的决心，由此岭南流寓地便也成了能够安身立命之所在。 三 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归情无论是指向“家山”还是流寓地，都有具体的地理意义，是“安身”之所，然而想要破除困扰求得安宁，不仅在于安身，更在于安心。有了这种以心灵自由为旨归的超然旷达，那么中原也好，岭南也罢，无论归家或者归朝，所有的安心之处都成了安身之所。 苏轼《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借对随王定国远谪岭南之歌妓柔奴的赞叹，抒发自己逆境中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晚年流寓岭南，他对人生的思考更臻圆融，认为“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和陶归去来兮辞·序》）。岭海北归途中其精神升华到四海为家的境界，“春来何处不归鸿”（《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海北天南总是归”（《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这种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故乡观，消解了故乡与他乡、中原与岭南、显达与贬谪、出与处的矛盾和对立，成为他超越苦难、不以离乡去国为忧的重要精神力量。远谪岭南的苏辙，亦极力摆脱世事牵系，更多指向内心：“不悟万法空，子如此心何？”（《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李光谪居岭海十五年，然而他“是非荣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间，虽老而未死”（《与胡邦衡书》），其《乙丑二月予赴贬琼山，苏令办自蔚平追路至陆川访别临行作两小诗》曰：“墟落相逢一笑迎，旋沽浊酒得深倾。明朝转首俱千里，君到藤江我到琼。”琼山也好，陆川也罢，正是有了这种宠辱不惊、心安为家的随缘自适，李光才能坦然笑对和好友各自南荒远谪。缘于“从来到处安心地，肯认家山作本原”（《逸贤峒》）的超然洒脱，胡铨面对新州暮春时节的阴晴天气、连绵梅雨，没有常见的忧愁哀怨，想到的是“今岁荔枝能好”（《如梦令》）的丰收喜悦。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在“北归”的企盼中，“故乡”的内蕴在具体的地理概念上经历了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到对流寓地“直须便作乡关看”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避难所的变迁，其间流寓文士们经历了迁客逐臣的幽忧怨愤、佛道隐士的超脱圆融、敦敦儒者的淑世情怀的心态变化和自我精神重建过程。 （作者：彭洁莹，系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