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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吴树青老校长于1月12日逝世，我的生活中又失去了一位令我敬重并曾经给予我诸多提携和帮助的师长。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我不禁回顾那些难以忘却的往事。 实际上，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当时的校长并不是吴树青，而是另一位去年10月刚逝世的数学家丁石孙。作为一名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我在三年的学业中自然与丁校长没什么接触，仅有的一次就是受时任英语系主任胡壮麟教授指派将丁校长为北大《数学丛书》英文版撰写的序译成英文。虽然那篇短序并未花去我多少时间，但是据说后来丁校长对我的英译文还是给予了赞许。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已卸任多年的丁校长时，寒暄了几句我便提及那篇短序，他竟很快就记起了，还说一直没有机会谢我呢。现在故人已经仙逝，我只能沉浸在对他的无尽思念中。要知道，我的博士学位证书上盖的正是丁石孙校长的印鉴。 就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留校任教后，吴校长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空降到北大出任校长。在那个非常的时刻，吴校长显然带有“临危受命”之感，处处言行谨慎，但仍免不了受到一些人的诋毁和攻击。首先是北大总有那么一些人对外来的干部和教师有着偏见。我当时作为一个留校不久的青年讲师，也常常听到人们背后这样的议论：一个人大的副校长竟然跑到北大来当校长，他有什么资格？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坚守计划经济观念的“保守的”经济学家，如此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免也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有所影响。好在我当时人微言轻，不可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校长，加之我留校一年就获得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博士后基金在欧洲作了一年研究。我原打算继续留在欧洲从事研究，期间还可以去美国呆几年。但是系主任胡壮麟给我的几封信中，都提及北大现在需要有博士学位的高端人才，他恳切地希望我作为英语系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早日完成博士后研究回母校任教。 于是，我于1991年8月在日本东京出席了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后就直接回到北京，很快就赶上了当年的职称评审。尽管我在读博期间，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就于1987年为我评上了讲师职称，希望我学成后返回母校任教。但是北大也是我的母校，而且是我的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我不能有违母校的召唤，至少得工作几年再回到南方家乡。但是北大的职称评审素来以严格著称，我要在这里立足首先就遇到了这样的挑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像我这样的国内首批博士又有欧美的博士后经历，到一般好一点的大学完全可以直接聘为教授。但是在北大还得一步一步地前行。 那时的我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在一些好心的老教授的鼓励下试图直接晋升教授。这当然给系主任出了难题：他从内心里是希望我直接晋升教授的，但是要让全体学术委员投票通过则很难，因为此前北大并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他还是说服了部分学术委员，向学校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考虑到王宁博士在短短的两年内所取得的显著成绩，部分委员建议直接晋升教授，部分委员则建议今年先上副教授，如果他继续取得新的成绩，可以考虑明年再晋升教授，请学校决断。当然，后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又去找了和我住在同一层楼里的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梁柱。梁校长倒是颇有几份同情心，但他也感到难度很大，其理由仍是北大过去没有先例，他说要与吴校长商量一下看如何解决。并建议我有机会直接和吴校长谈谈。这样我就有了与吴校长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了。 我深知一个大学校长一定是日理万机，你若和他的秘书约时间肯定遥遥无期。好在我当时无所顾忌，就直接闯进校办进了吴校长的办公室，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我的职称晋升问题。吴校长思考了片刻，感到要直接从讲师晋升教授确实很难，如果我在系学术委员会得到全票同意或许还可以运作，但系学术委员会明显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于是他就耐心地开导我：“你确实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我看今年就委屈你先上副教授，等你明年取得更大的成绩再破格晋升，你看如何？”我直愣愣地问道，“如果明年校学术委员会过不了怎么办？”他笑道，“你要相信北大的学术委员会是公正的，只要你成绩突出应该能通过。假如万一差一点，我可以提请高评委复议。但是我不希望把这个权力用到你身上。你好好努力吧。” 也许一般的人会认为他这是敷衍一个急于想得到晋升的青年学者，但是我却从中得到一线希望。于是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奋笔疾书，发表了十多篇核心刊物论文，其中一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还有两部专题研究文集也出了清样，此外我还得了一个省部级奖。这样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以高票通过校系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副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有一次我和吴校长在校园里偶然相遇，他还记得这件事，关心地对我说，“我说过，只要你努力取得成绩就一定会得到回报，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我答道，“我一定努力。”我们这番短短的对话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已经在吴校长的头脑里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也使我日后有了较多的时间和他近距离接触和交流。 1995年10月的一天，我刚刚结束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学术会议回到北京，就接到校办通知，要我陪同吴校长12月初再度前往日本出席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会议。我感到纳闷：我当时在北大并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为什么要陪同校长出席如此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到了校办后，只见年轻的张主任笑着告诉我，“这是吴校长点名要你去的，一是你英语好，可以随同帮助他做一些深度交流时的翻译，另一方面你也懂一些日语，路上也可以适当照顾一下”。张主任还告诉我，“你赶快和吴校长交流一下，我们马上就要上报教育部审批并申请日本签证”。此次出访规格较高，往返机票均由日本朝日新闻社提供：吴校长坐头等舱，你作为他的特别助理坐公务舱，途中补助由校办支付，回来时取道香港，出席北大方正香港公司的上市发布会。我这下明白了：原来我初次见吴校长时提到我刚从日本开会回来，他就记住了，可见吴校长对我们青年教授是多么的关心！ 我见到吴校长时，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任务，告诉我，“此次会议规格很高，出席者大都是一些国外政要，我不仅是在会议上发言，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广泛结交一些国际友人，为北大今后的发展争取一些新的空间和机会，此外，还要宣传一下中国政府的一些原则立场。我想这一切，一般的翻译人员是无法胜任的，国外的翻译我又不放心，所以就有劳于你了。我们一路上还可以深入交流。” 东京会议确实规格很高，光是与会人员名单就十分耀眼：时任捷克总统哈维尔，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时任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韩国总理以及一些欧美国家的前政要。吴树青是应邀出席的唯一一位在任的大学校长，因而就更为引人注目。在这十天左右的旅行中，确实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吴校长的外交才能。他在会上的发言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但同时又阐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人文关怀，因而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但也有少数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与会代表在发言中挑战了吴校长。其中一位美国记者十分不友好地问道，“你刚才提到中国政府历来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但是为什么最近把军队派到西藏去镇压那里的民主人士？”吴校长立即义正辞严地反驳道，“我首先得纠正你问题中的一个原则性错误：你把中国和西藏并列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这是两个国家。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西藏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到那里维持社会秩序是天经地义的，怎么能说是侵略西藏呢？”顿时那位记者哑口无言。可见，吴校长在大的外交场合既坚持原则，又有着灵活性，广交各界有人，树立了中国大学校长的形象。他不时地对我说，“我们此次出访虽然是以校长和教授的身份，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一机会，努力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他的言传身教，我在广岛的原子弹博物馆参观时，见到这样的文字“日本进入中国”时，立即对博物馆人员说，“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人民确实受到了原子弹的残杀，但是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苦难更是无法描绘，你们用简单的‘进入’是无法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的。”由于我用英语直接表达，而且声音很大，在场的一位日本老年妇女立即向我鞠躬，说道，“你讲得很好，我代表经历过那场大战的日本幸存者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和忏悔。”我立即借此发挥，“其实你和广大日本人民一样是无辜的，你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博物馆的人员回答我一定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给馆长。通过这一大的外交场合，我等于是现场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课，令我终身难忘。 尤其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和吴校长有了直接交流和深度谈话的机会。在我们的多次谈话中，他向我坦诚了他在北大工作的一些苦恼。不少人认为他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代表人物，本质上是保守的。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他在实践中已经对自己早先的观点作了较大的改进。他在任期间，为了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不惜贷款在骚子营建教职工宿舍楼，从而使许多中青年教职工，甚至包括一些教授，能够在90年代初搬进宽敞的新居。我也是那时从一个住在校内集体宿舍的“无房户”搬进燕北园的两室一厅新居的。他还鼓励北大方正集团走自主创业的道路，并为其在香港的公司上市站台。我们之所以结束日本的会议后取道香港回北京就是为了参加方正集团香港公司的上市新闻发布会。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老校长是十分务实的，而且他在任期间确实做了许多实事，使今天的不少教职工仍倍受裨益。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在我们十天的接触中他对我本人的谆谆教诲。 那时我虽然在国内外学界发表了许多中英文著述，有了一些知名度，但在吴校长看来，这还不够。他教导我说，“你们现在正年富力强，有许多事等着你们去做。你虽然个人在学术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算是一个‘将才’，我希望你再提升一步，做到团结广大中青年教师一起谋发展，成为一个领军的‘帅才’。我们这些老人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未来就靠你们中青年学者了。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这些谆谆教诲虽然言辞不多，但却句句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铭记这些教诲，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 就在我们出访回国不久，吴校长就因年事已高而卸任，我也于1997年初离开北大，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也担任过院所一级的领导工作，但更多的却是扮演学术上的领军角色。由于我牢记吴校长的教诲，在这两所大学工作期间，分别领衔获得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和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并使这两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和外语学科在学术上得到较大的提升。我现在可以告慰吴校长，他的谆谆教诲使我受用一生。我今天也正处在吴校长当时的年龄段，但我却在花甲之年出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又开始迎接新的挑战。我深深地知道，在我未来的工作中，老校长的教诲将指引我在带领学院走向一流从而建设一流的交大文科方向不断地前进。安息吧，老校长！我将永远铭记您的历史功绩和谆谆教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