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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对卢作孚的定位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也许鲜有人知道他和他的事业与图书馆有着何等深切的关系。 与图书馆相伴终生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出生在四川合川一个清贫之家，小学毕业即辍学， 15岁从合川步行到成都，在合川会馆免费食宿，先是参加补习班，半年后转为自学。由于家境困难，他都是到图书馆借书看。 卢作孚18岁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又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的血腥镇压，对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深感失望。1914年他21岁时便借了20元旅费到上海寻找强国富民之路，前后住了将近一年时间，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他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书店，阅读了不少关于实验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罗素、杜威等等学者的著作。 去商务印书馆蹭书看时，被当时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黄警顽先生发现，他将卢作孚介绍给了黄炎培先生，从而促成了黄炎培先生和卢作孚之间长达近40年的忘年交友谊和亲密合作。也正是在上海图书馆和书店的学习以及黄炎培带领他参观了不少教育机构及其设施，使卢作孚初步奠定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 在繁忙的工作中，在舟车劳顿之时，卢作孚都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比如1930年6月，他率队去东北考察，在火车上也是“俯首读书，仰首看风景”，“交换着读东北问题的各种书籍，并读侯鸿鉴的《环球旅行记》。”在那次旅途中还读了《东北问题》一书。 1931年9月，为考察重庆上游航业，卢作孚带领一行人从重庆乘船赴成都。“船上无事，偷闲读书。书为《满铁外交论》，是说明日本外交以满铁为中心，是认为日本之于满铁交通不仅有满铁富源的问题，更有世界经济、世界政策的意义。因其路线是经过西比利亚（即西伯利亚）一直交通到欧洲的，其交通的关系是在全世界上的。”接着又读了一本《战后欧洲十年史》：“惊叹几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有办法，能领导着其全国人，在现代的世界中找到办法，使其国家及国家的地位在几年中全变。”次日在船上又看了《世界工业状况》。 卢作孚自幼喜爱数学，在成都自学时，他学完了全部中文版的数学书。为了读英文版的数学书又开始自学英语。抗战爆发后虽然工作更忙，为了解世界局势，他仍坚持看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国和苏联大使馆的新闻简报等。到抗战胜利不久，他已经读完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厚厚两卷和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全卷。 卢作孚一生清廉俭朴，梁漱溟先生说他“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与古之贤哲媲美。”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要么是租借，要么是公司宿舍，因此常需搬家，而且住房都不宽敞，家里也就无法安置足够多的书柜，更不用说书房，所以他一生所读的书，基本上都是从图书馆借阅的。 卢作孚倚靠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优秀著作，使他的事业刚一起步，就与中国和世界的先进思潮接轨。《卢作孚文集》和文集增订本主编、经济学教授凌耀伦指出：“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 卢作孚强国富民的理想概括起来就是：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根据世界的最高纪录作为目标，根据国内的目前状况作为出发点”，开展以产业、交通、文化、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将整个中国现代化”。 卢作孚认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最大阻力就是中国的宗法式家族制度，“中国人只有两重社会生活——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亲戚邻里朋友。”“为了家庭，可以披星戴月，可以手胼足胝，可以蝇营狗苟，可以贪赃枉法，可以鼠窃狗偷，可以杀人越货。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亦可以牺牲了你自己。”“我们必须打破这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生活，扩大为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集团生活，然后中国才有办法。”卢作孚不赞同用暴力、战争等激烈方式改造社会，而主张以微生物的方式培育和改良社会。他的办法就是通过创建新的“现代集团生活”，“打破原来的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创造新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打破原来不合理的比赛标准，悬起新集团的比赛标准。这样就可以创造伟大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此，他用终生的实践即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为“将整个中国现代化”做出了示范。 事业与图书馆密不可分 卢作孚一生从事多项事业，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曾担任过官职，不过都是在任务完成后主动辞职的。他真正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通过自己设计的路径开创的事业主要有三项，即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等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在此之前，他主持了四川泸县（现为泸州）的教育改革，可谓是三大试验的前奏。 1921年占据泸县的军阀杨森很看重青年卢作孚“为人谙练有识，劲气内敛”，任命他为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主管川南地区的教育工作。卢作孚便邀请少年中国学会友人恽代英、王德熙等，在川南一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运动，其影响所及，遍布全川。被现今的教育学家誉为“二十世纪初地方教育实验的一个典型”。后因军阀混战而夭折。 1924年，杨森聘请卢作孚担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卢作孚“辞而不就，宁愿由小而起，故决意由办理通俗教育着手，成立通俗教育馆”，“一个通俗教育馆本是一桩很寻常的事业，然而曾经借这试作一种新的集团生活试验，颇吸引当时在成都各界朋友的兴趣，无论其为有知识的或无知识的，无论其为头脑很新的，或头脑很旧的，这却是空前未有的活动，而证明是成功的。”后又因军阀争斗而搁浅。 “因为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1925年10月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他又一个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民生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在短短20多年里，由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发展到140多艘江海客货轮，依靠优质服务和民众力量，赢得了与列强轮船公司的竞争，还独资或合资创办了70多家企事业，其缔造和培植的以“民生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获得学界和社会广泛而持久的赞誉。 1927年，应地方士绅、民众的鼎力举荐，刘湘政府委任卢作孚为四川嘉陵江三峡四县交界地区的峡防局局长。他上任后倡导并主持了以北碚为中心的现代乡村建设暨又一个现代集团生活试验，将一个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变成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样板。 卢作孚的三大试验都成绩卓著，图书馆功不可没。 卢作孚文集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多次提及图书馆。在《卢作孚文集》增订本中有47处提到图书馆，皆可见他对图书馆的重视。在1930年1月《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他指出：“就社会教育说：（1）应有如何完备的图书馆供人研究学问和解决问题时的参考……” 在1933年4月《必须做民众运动》一文中，他强调：“民众教育不仅仅是民众学校，是可以从多方面举行的。如像医院天天有病人，博物馆动物园天天有游人，图书馆天天有读书、看报的人……都是我们应施教育的民众。” 在1934年8月卢作孚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思考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里，有7处提到图书馆，其中一处是他为改善员工和人民生活所做的规划：“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间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住居。里面是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园，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 在他对“未来乡村”所做的规划，对“中国的未来”所绘的蓝图中都有必不可少的图书馆。 在1948年4月《如何改革小学教育》中，他介绍了曾在成都通俗教育馆开过的一次会议：“那次会，凡成都所有的教育专家，都被邀参加了，有八个讲演，七个娱乐节目，每个讲演之后，都配上一个娱乐节目，所讲的都是具体问题”，其中一个讲演就是“学校图书馆”。 另外，在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著《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有78处提到“图书馆”。在河北大学吴洪成教授等著《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中，有85处提到“图书馆”。在西南大学张守广教授编撰的《卢作孚年谱长编》中，有202处提到“图书馆”。卢作孚对图书馆的重视，由此也可见一斑。 卢作孚外出参访，图书馆几乎都是必去之处。例如1930年卢作孚率队到江苏、浙江、上海和东北考察时，在南通、南京的金陵大学、晓庄小学、苏州等地都参观了图书馆。 在卢作孚的重要著作《东北游记》中，有不少篇幅写到在北京和天津参观图书馆的经历。如在北京参观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是工字形的建筑，前面是阅书室，后面是藏书室。藏书室上下三层，架子都是铁铸的。阅书室可容几百人，然而还苦不够，还要扩充。可见清华学生之喜欢读书。” 三天后“转到中海游居仁堂，参观图书馆。这算国中一个古书最多的图书馆了。有宋明版本，据管理员说：宋版书而今每篇值银十元，明版每本值银十元。有不全的永乐大典，亦是写本，每本值银四百元。有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是从热河移起来的。我们到这里是看第四部四库全书了。”之前在杭州的“文澜阁”、北京清皇宫侧的“文溯阁”，故宫东路的“文渊阁”各看到一套四库全书，连同“文津阁”这一套，便将四部四库全书尽收眼底。卢作孚在此引述了同行者瑞五的话“我们此游行程两万里，看了四部四库全书，真可以自豪了”来表达自己心中无比的快乐。 接着在天津又参观了南开大学图书馆：“这间房屋是卢木斋先生捐银十万元，校里又自己加上几万元修成的。规模差不多同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大。里面有西文书一万余册，卢木斋先生捐有中文书二万余册，另有一位姓李的，捐有书七万余册，中间还有一部手写的图书集成。阅览室还剩余一端陈列学校模型。所有房舍、地景、运动场、道路、河流等等，一目了然。” 1935年卢作孚应白崇禧之邀去广西考察了梧州、南宁等地，尽管日程紧凑，仍去参观了一个省政府的图书馆，一个公共图书馆。 创办的几个主要图书馆 泸县白塔寺图书馆。1921年初，卢作孚上任泸县教育科长后，短短时间内就在泸县创办了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等。在泸县治平寺创办的图书馆俗称白塔寺图书馆。该图书馆是将寺内的大雄宝殿改建而成，有三层楼房，一层为图书阅览室及报刊阅览室、借书处，二层为讲演厅及书店，第三层是办公室及职工宿舍。经费则主要靠收取牛捐（屠宰税）来维持，每年约有1200元为常年经费，该馆还通过募捐的办法购置了价值三千元的图书。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是泸县人李肇基，曾经专程到上海购置图书，当时该馆藏书约有10万余册。卢作孚为该馆题词：“但愿馆之前途，不悲凭吊，而侈崇闳。”据李肇基回忆，卢作孚“在泸县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时，经常翻阅当时用中文译出的各种关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李肇基回忆录》[未刊稿]，原稿由李肇基之子李邦畿保存） 成都通俗教育馆内的图书馆。成都通俗教育馆在少城公园（即现在的成都人民公园）内，经过几个月紧张有序的施工建成。其中有博物馆，分为自然、历史、农业、工业、卫生、武器和金石各陈列馆。有图书馆分为成人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还有各种体育、文娱设施。“所有这些设备都穿插在一些花园当中。花园各依地段异其布置，或为草坪，或为花坛，或为竹树，或为池塘，或为山丘，或为溪流。”据当时的人回忆，卢作孚“邀集了成都各方面的专家人才，充分发挥所长，推行各种文化社会活动，寓教育于游乐，内容丰富多彩，日新月异，使整个成都社会均为之轰动，为之迷恋”（葛向荣：《卢作孚先生的艰辛历程》，《卢作孚追思录》），最多时游客一日达到数万。 当年9月，成都市立图书馆决定迁到公园内。借阅图书的读者每日从原来的六、七十人增加到百余人，阅读报刊的读者晴天时可达千人左右（卢作孚：《全馆大事记》，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编《成都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周年报告》）。 民生公司图书馆。1931年民生公司总事务处从合川搬到重庆后，专辟一间为书报阅览室。 1932年阅览室扩大为图书室。那年11月，卢作孚在公司朝会上就公司图书室工作及轮船上提供图书给客人阅读的问题提出要求：“图书室最要注意的有两点：1、要使人们与图书发生联系。单是买些书来放起而无人看，那简直是藏书室。2、各船的图书馆，要设法办起来。搭客在船上无事，须要看书，比我们急切得多，不过搭客要的是些甚么种类的书，务必设法知道。单是书还不够，图画、照片，更需要。”（《本公司朝会记录》，《新世界》第10、11期合刊，1932年12月1日） 1933年5月，民生公司报刊图书室经过扩充改为图书馆（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中华书局1937年版）。“到1944年，藏书量达到十余万册，除了与公司有关的参考书外，还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军事、实业、应用技术、医药、宗教、美术等方面的书籍。职工每天都可以在固定时间内阅览，也可以办理借书证借阅。民生公司在其它分公司和大型船上设图书馆的固定办事处办理阅览、借书事宜。此外还设有流动的巡回文库，以特制的大木箱装上约1000册图书送到各分公司和轮船上，方便船员、职工及船上的顾客阅读，每两个月调换图书一次。”（吴洪成等著：《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重庆出版社） 北碚图书馆。1927年冬，卢作孚担任北碚峡防局长当年，就借北碚关帝庙一角筹建图书馆，当时名为峡区图书馆，1928年5月正式开馆。卢作孚强调：“峡区图书馆的图书是经过选择的，布置设备是经过研究的，不专是收藏图书，重在供人阅览，不专是供人阅览，重在指导人阅览。”（《峡局周年来经营的事业》，《嘉陵江》1928年6月30日）为了鼓励大家多读书，卢作孚还提供方便和优惠，如1929年12月30日《嘉陵江日报》以《为读书特烧火盆》为题，报道了原规定冬天不准局机关烤火，但“为便利一般市民和全局服务人员读书起见，特于图书馆置火盆，以便众人读书。地方上无钱无事的，很盼望在图书馆去烤火读书。”（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和研究》，人民出版社）峡区图书馆后设分馆两处。主馆也经几次搬迁，规模逐渐扩大，并改名为民众图书馆。 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馆内也办了图书馆。 1939年峡区图书馆已有藏书4万余册。抗战结束后，图书馆收到美国新闻署赠送的近万册新闻周刊。 1945年11月，卢作孚将民生公司图书馆、西部科学院图书馆，加上邀请的几位藏书家与北碚民众图书馆合并，联合组成北碚图书馆，1946年3月迁入他主持修建的北碚公园内的“红楼”。当时卢作孚高兴地说：“将来要逐渐把公园火焰山周围一带建设成北碚的文化区，其中心就是北碚图书馆。” 红楼由卢作孚亲自主持修建，1930年9月竣工。砖木结构，歇山顶，3层楼加阁楼，高14.2米，建筑面积1498.5平米，红墙黛瓦，飞檐翘角，造型典雅。当时是兼善中学校舍，抗战时中央银行借住。1944年6月22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到此观看滑翔机表演。 1949年1月，设在北碚温泉公园的北泉图书馆并入北碚图书馆，藏书达到24万余册。（张守广编撰：《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多为古籍和民国、抗战历史书籍。据说当时在四川地区首屈一指，甚至在全国都少见。 卢作孚为世人所知最多的也许是他在抗战中组织指挥了“宜昌大撤退”。为什么这副重担会落到他的肩上，那是因为他早已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1930年他去东北考察，在悉心学习日本人管理与技术的同时，也目睹“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未谋所以应付之。”“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不等国家拿出办法，卢作孚率先投入了抗战的准备，师夷人之长技而后制夷。 其中第一项准备就是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卢作孚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大力支持下，于1931年9月23日在北碚发起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研究会为大后方人民了解东北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的峡区图书馆购进了大量与东北和日本有关的书籍。卢作孚在1931年11月首次发行的《东北游记》一书的附录中，就列有近170种有关东北问题的图书目录、编著译者、出版书局和定价。 那时的北碚“……每晚都有许多男女青年朋友在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间，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从来峡局文化事业莫有见过如此的兴盛现象，尤其是晚间。”（《北碚晚上踊跃着读书的人们》，《嘉陵江日报》1931年11月22日） 1948年2月，北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联合国当时在北碚建有常设机构，即教科文组织办事处。 陶行知先生曾预言：“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在北碚图书馆每本书尾都有一个装借书卡的纸袋，纸袋上写着别具一格的注意事项： 书的说话： 1.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 2.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子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 3.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 4.勿将我的身体来垫你的手臂。 5.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以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 6.勿把我放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 7.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囚在你的屋子里。 （本文引语除标记外，均采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凌耀伦、熊甫主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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