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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出自北宋名相范仲淹之口。类似的话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早就说过“进则救世，退则救民”。元代耶律楚材既是千古名相，又是才具非凡的良医，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大黄愈疾的传奇。丙戌年（1226）冬十一月，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部攻打西夏重镇灵武，城陷，诸将疯狂抢掠财富。唯耶律楚材“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大黄，是一味草药，并不名贵。放着金贵的东西不取，却弄些不值钱的草根根，众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不久军中疫病起，这个谜团才被解开。所谓疫病，就是恶性传染病，如曾发生在欧洲夺去过无数人生命的鼠疫、黑死病皆属此类。疫病一则传染性强，二则死亡率高，三则无药可施，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能够造成毁灭性灾难。中国古代疫病并不罕见。东汉建安年间伤寒流行，史称医圣的张仲景自述其二百多人的大家族在一场瘟疫中竟然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疾而亡。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之前被杀的孔融和病死的阮瑀之外，其余5人均在这场著名的瘟疫中染病殒命。曹植《说疫气》描述其时惨状：“建安二十二年（217），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沿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说，当时军中疫病初起，耶律楚材马上拿出之前搜集到的大黄施治，使染疾者数万人痊愈，迅速控制了疫情蔓延，创造了流行病史上的奇迹。军中由此盛传他未卜先知，成吉思汗更赞其为“神仙”。懂医药的人都知道，大黄虽有泻热毒，破积滞，行瘀血之功效，但因其药力猛，伤人元气，使用不慎，可致人毙命，所以被归为“虎狼之药”，一般人并不敢轻易施用。其实，耶律楚材敢用、巧用大黄，既非鲁莽撞大运，更没有什么神明指引。而是与他自幼博览群书、精进好学密不可分。《南村辍耕录》说他：“于星历筮卜、杂算、内算、音律、儒、释、异国之书，无不通究。”由此，他才对流行病发生、传播有准确清晰的预判，对预防、施治、用药采取了恰当果断的措施，才能够未雨绸缪，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像欧洲曾一次次发生过的那样颠覆人类历史的大灾难。 其实，耶律楚材的品德、胆识、才干、能力更多地表现在社会治理方面。他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担任中书令十四年之久，政令严明，肃然有序。1227年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位，耶律楚材奉诏回到燕京。时值金元交替之际，汉地的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燕京地区尤甚，地方长官贪婪残暴，杀人无数。犯罪团伙甚至到了 “盗贼白昼剽掠富民财物，吏不能禁”的地步。耶律楚材认为维护好治安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必须敢碰硬，抓大案要案，才能安定人心。他首先严明法纪，下令地方官员没有朝廷指令不得私自征收百姓财物，凡是判处囚犯死刑，也必须报请朝廷同意，有敢违反者将被治以死罪。经他治理，贪腐之风有所收敛。经过深入调查，他很快搞清楚当时社会最关注的盗抢案竟然是地方长官之子勾结一帮权势子弟所为，于是不畏强权，冲破重重阻碍，将犯罪团伙的首犯十六个人正法，杀一儆百，产生巨大震慑，治安随之好转，当地生产生活转入正规。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生于燕京（今北京），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本人又是尊贵、显赫的金朝贵族，社会地位很高。十七岁时，耶律楚材以“宰相子例试补省掾”的成例出仕金朝。公元1214年夏， 蒙古军队攻占中都(今北京)时，二十五岁的耶律楚材作为金留守尚书省左右员外郎驻守中都，始终恪尽职守。中都失陷后，元太祖十三年（1218）春,由于得到成吉思汗赏识，他开始了三十年出仕新朝的岁月，成为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在蒙元立国过程中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秩序建立和税制改革诸方面都卓有建树。政治上，在他的进谏下，推动蒙古统治者结束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度，转为适于农耕经济发展的封建管理；实行了财、政、军三足鼎立分治，遏制了地方分权势力的恶性膨胀；法律上，对蒙古习惯法中对有关难民、罪犯、俘虏、屠城等诸多法规成例进行了全面改革，这些举措，使无数因不熟悉、不了解这些律条的无辜百姓避免了严厉责罚甚至杀身之祸。仅是元兵攻占汴梁城那次，就有一百四十七万名因躲避战火而逃到城里普通百姓，因他对蒙元统治者的苦苦劝谏，而免遭屠杀。制度上，括户口籍为编民，便于管理；经济上，统一课税，制定了永额赋税，改变了统治者随性任意的无度掠夺，使严重的贪暴之风得到一定遏制。同时他对于汉文化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首先表现在对知识分子人才的保护和对人才的引荐方面。在蒙古剪灭金、宋的统一过程中，许多文化才俊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都因受到了他的保护而得以避免殒命战火。其次，他力图通过制度建设开辟儒学人才迈入国家治理的通道。1237年，随着蒙元统治疆域的扩大，急需大量治国理政人才加入到统治管理机构。耶律楚材不失时机地向最高统治者纳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通过考试，使得数千儒生避免沦落为奴，继续承担起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责任。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在忽必烈时代终于有所作为，成为一代名臣，为蒙元政权顺利完成由游牧社会体制转变为汉化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三，因为他的影响，蒙元政权逐渐了解了儒家思想对于政治统治不可或缺的作用，接受了他尊孔的文化主张。金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孔元措，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在中国历代上，元代给予孔子所上尊号是最为尊崇的；第四，他首创向统治集团进行系统讲经的制度，“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这对于蒙古贵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改变统治方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第五，迅速恢复官办教育，在京城设置了国子学等。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战争中，过去蒙元军队所到之处，除了劫掠人口和财富，对于图书典籍等往往会付之一炬。耶律楚材对最高统治者反复劝谏，之后蒙元军队所到之处，古籍典章图书等得以搜集保存，避免了毁于战火。在灭宋战争中，文化辉煌达于历史鼎盛的南宋域内，大量的图书、古籍、印版多被搜集、保存，运回元上都和燕京，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另外，在他建议和主导之下，在平阳（今临汾）、燕京等地设置编修所、经籍所，整理、编辑、印刷各类经籍，促进了文化的昌盛。元代，燕京成为全国杂剧中心，而山东东平、山西平阳、河北真定（今正定）也成功跃居为次中心，究其原因，与耶律楚材昌明文化的一系列举措是分不开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元代之立国，凡军国大事，皆见耶律楚材规划之功。其最大的历史功绩在于通过推行汉法，将蒙古政权逐渐纳入封建轨道，构建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模式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实质上都是儒家思想治国理念的具体体现。耶律楚材政治文化理念的形成，与他的家学渊源有直接关联。耶律楚材八世祖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聪敏好学，多才多艺，富于汉文化修养。《辽史》记载他“市书至万卷, 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 知音律, 精医药、砭之术。工辽、汉文章, 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耶律倍不仅本人是遵循儒家传统道德的典范，而且是汉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在他倡导下，辽历代君主无不尊儒重文,世代传承。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通六经百家之书”为金朝尚书左丞相。他为爱子取名“楚材”，期望他成人后能够楚材晋用，造福社会。耶律楚材三岁丧父，由出身显贵且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母亲杨氏教养。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博览群书，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确立了以儒学为宗、兼备诸家之长的文化思想根基。耶律楚材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踏入官场，危难之时，始终表现出一个臣子对朝廷应有的忠诚和对职责的恪守。第二年中都失陷，他正式皈依佛门，大德高僧万松行秀门下，废寝忘餐，苦修三年。这段潜心学佛的经历，对他一生影响重大。之后他应成吉思汗之召，开始此后数十年出仕新朝的生涯，始终以济世泽民为己任。耶律楚材一生功勋卓著，但对物质生活极为淡然，从政几十年，身边唯有素琴一张相伴左右。据《元史》记载，耶律楚材病逝以后，有人诬告说他高居相位多年，天下的财富，恐怕有一半都被他中饱私囊了。当权者于是命令近臣前往，结果看到他家中空空如也：“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 元开国元勋一代名相耶律楚材之墓现存于北京，在颐和园昆明湖东岸。 （作者：傅秋爽，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