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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地生产战线都在紧锣密鼓地运转。作为国内唯一的钴源生产地，秦山核电基地生产的钴源正在各地用于医用物资辐照灭菌。医用物资采取常规灭菌需要7至14天，而辐照灭菌仅需1天，现代核技术为抗击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秦山核电基地建设的直接推动者之一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早在20世纪50年代，王淦昌就撰文指出：“原子能应用于和平建设，必定有非常光辉的远大前途。”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常熟。他尚未成年，父母均已去世，是兄长与外婆等人将他抚养成人。外婆虽不识字，但通情达理，王淦昌回忆：“外婆常对我说，你要像岳飞那样，胸怀大志，精忠报国。外婆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父母双亡后，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但重视教育的家人还是将王淦昌送去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大哥王舜昌叮嘱他：“目前家境不好，你在外面读书，一要节俭，不要乱花钱；二要用功读书。”晚年的王淦昌回忆说：“大哥能让我去上海读书，我很领他的情。我也下决心，到中学一定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30年，王淦昌又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项目，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后，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受钱三强夫妇等人邀请，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从事核物理研究。 为了祖国的核科学事业，王淦昌常常顾不上小家，贤惠的妻子吴月琴给予他充分的理解。1956年至1960年，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为了照顾王淦昌的生活，吴月琴也来到杜布纳。许多中国科学家周末到王淦昌住所做客，大家聚在一起仍不忘讨论工作。吴月琴热情接待他们，并对丈夫说：“可惜我拿不动笔，如果我有文化，把你们的研究活动记下来，写成一本《充满客厅的原子味》，该多好啊！” 王淦昌与吴月琴育有5名子女。孩子们童年时觉得爸爸比较严厉，如果谁没有完成当天的作业，就会受到批评。每次王淦昌回家，大家“就赶紧拿本书躲起来”。但子女们成年后都理解了父亲，二女儿王韫明在王淦昌去世19年后这样谈起父亲：“（他）常用对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我们，现在想来，‘严’何尝不是爱！父亲的‘严’让我们很小就懂得了努力、很早就能自立，这为我们以后的学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姐弟五人尽管各自专业不同，但是大家都很尽力。” 的确，王淦昌并非不疼爱子女，他有自己表达爱的方式。1949年，王韫明与父亲一起坐火车从上海回杭州。正值冬季，韫明坐在父亲对面，冷得直跺脚。王淦昌当时身穿长袍，便把女儿的双脚塞进自己的袍子里焐着，这让韫明从脚底到心里都觉得温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淦昌夫妇带着外孙女李末言在四川生活过一段时间。一次，末言脚心长了疮，附近没有医院，王淦昌每天背着她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医院去换药。有时候小末言哭闹着不想去，王淦昌就扮滑稽的鬼脸逗她，让外孙女“脸上挂着泪水就笑着爬到外公背上去了”。 在生活上，王淦昌总是教育家人要节俭。他对孩子们说：“钱够花就行了，应当把它们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他去世后，尽管子女们都在学校与科研院所工作，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秉承王淦昌遗愿，从他生前所获奖金中拿出50万元，在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并为家乡常熟捐款10万元，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身教胜于言传。王淦昌生前常因忙于工作、对家庭照顾较少而感到内疚，他曾说：“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做得太差。”对于一名立志以身许国、早已放下个人得失的科学家来说，平衡工作与家庭，或许是一个美好却难以实现的愿望。但他那勤奋严谨、赤忱报国的精神，不仅感染了身边的学生、同事与工作人员，也让家人耳濡目染，深受教益。他们理解王淦昌，并回馈他以家庭的温暖与真挚的爱。王淦昌百年诞辰时，大女儿王慧明夫妇与二女儿王韫明夫妇共同创作了一组纪念诗，其中一首写道：“德高望重寓一身，活在人心即永生。太空淦星千秋照，俯瞰神州万象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