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特别是诗词歌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唐朝的诗人们靠什么赚取稿酬呢？为他人撰写碑文、墓志铭是稿费的主要来源。《容斋续笔·文字润笔》记载，替人写文章而获得润笔费，始于晋朝和南朝的刘宋时期，盛行于唐代。从对待稿酬的态度上，可看出唐朝诗人的人品和操守。 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就经常为一些豪门贵族和官宦人家撰写墓志铭而获得一笔可观的报酬，并乐此不疲，当然，碑文中不乏溢美之词。韩愈曾为国舅王用撰写碑文，王用之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可见报酬之丰厚。韩愈有一次受皇命写了《平淮西碑》，碑文里赞颂了韩弘的丰功伟绩，韩弘一高兴送给韩愈500匹绢，有人折算相当于现在的近20万元，每个字至少132元。据有人考证说，韩愈一生为他人撰写了65篇碑文，可见其收入不菲，就连他的好友刘禹锡都眼红了，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更不可思议的是韩愈的朋友刘叉因不满其做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从韩愈家中拿走数斤金子，并明明白白地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所以后人讥讽韩愈的这种行为为“谀墓”。 和韩愈同时期的皇甫湜也是写碑文的高手，且要价甚高。裴度任东都留守时，用皇帝赏赐给他的钱重修福先佛寺，竣工后，他写信请白居易撰写碑文，恰巧任留守府幕僚的皇甫湜在场，他看有大钱可赚，不高兴地说：“我皇甫湜就在你身旁，你却写信请在远处的白居易写碑文。我的文章是阳春白雪，他的文章是下里巴人。你怎么容不下高雅之人？”裴度便让他写了一篇《福先寺碑》碑文，并赠给他一些缯采作为酬谢，但是皇甫湜很不满足，抱怨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须三匹绢，你给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陪着笑脸送给他九千匹绢。 其实韩愈、皇甫湜与他们的前辈李邕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李邕不仅擅长诗文，还是书法家，撰文与书丹两份润笔费都囊括了，所以《旧唐书·李邕传》说：“邕长于碑颂，朝中衣冠及天下闻人多赍持金帛，以求其尔。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百万。时议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以至于李邕多次被贬官，照样生活无忧。 韩愈等为获取丰厚的报酬，许多碑文都是脱离实际情况的歌功颂德之作。白居易曾在《秦中吟·立碑》一诗中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功业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杜甫也曾作诗嘲讽：“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作《闻斛斯六官未归》曰：“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 唐朝诗人也有很多人能坚守文人的底线和操守，不为钱财而出卖灵魂。 白居易与元稹是莫逆之交，元稹死后，白居易为他撰写墓志铭。元稹的家人送来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财宝，白居易坚辞不收，可是元家人非给不可。白居易推辞不掉，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一文中，述说了这件事，并把功德全部归于元稹，说是元稹生前有这个愿望，要修葺香山寺。 唐穆宗时的宰相萧俯疾恶如仇，崇尚简洁，不让名利玷污自己的节操。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后，唐穆宗下诏书命萧俯为其撰写碑文，萧俯推辞说：“臣的器量褊狭，这事不能强求。王的儿子王承宗在先朝曾抗拒王命，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迹，如果我执笔，不能有溢美之词。再说写好进呈朝廷之后，按照惯例应得到赏赐，我如果公然拒绝，则违背陛下的旨意，如果微臣勉强接受了它，那就不是我平生的志向了。臣不愿为他写碑文。”唐穆宗非但没有怪罪萧俯，还因其重名节而嘉奖了他。 裴均以财物交结权幸，为宦官窦文场的养子，是参与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任将相十余年，荒纵无度。他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齿，其子裴锷平庸俗气，携带一万匹细绢到宰相韦贯之家中，求写碑文。贯之性格高傲，清洁高雅，不屑一顾地说：“我宁愿饿死，也不忍心做这个事。”《旧唐书》评价贯之说：“性沉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曾伪词以悦人。身殁之后，家无羡财。”而韩愈则不同，有一次，裴锷回家看望父亲，韩愈专门作了一篇序文为其饯行，文中直接称呼裴均的字。古时相互间称呼字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到朝中群臣的攻击和讥笑，韩愈也因此事被贬为太子右庶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