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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诸子学研究的义理转向

http://www.newdu.com 2021-01-28 国学网 黄燕强 参加讨论

    乾嘉是经典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学者因探究儒经义理而兼及诸子典籍,其意本在以子证经、释经,其结果是先秦子书因朴学的兴起而复活。朴学方法论的经典表述是戴震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即由考文、知音而后通达于道体。诸子学研究也是如此,乾嘉学者在援引诸子以证经、释经时,他们关注的是诸子书的材料性价值,而非诸子学所蕴含的形上道体。到了晚清,俞樾、孙诒让等用全副精力来研治诸子学,但他们还是“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张之洞语),而遗落了文字之中的义理。故刘师培指出:“近代巨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周末学术史序》)那么,近代诸子之考证学是如何转向义理学的?这一转向发生在何时,又有哪些学者提出何种理念或命题,从而促成了这一转向?现撮要而论述如下。
    首先,诸子学为形而上之道。在尊经时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经学是诠释道体而唯一合法、合理的知识,背离经书的是异端之道,诸子学即为异端之学。然在乾嘉时期,一是汉学与宋学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道统论与儒经信仰,二是实事求是的考据学传统之回归让学者注意到子书的材料性价值,三是文字、音韵的考据之学表现出与社会政治相疏离的倾向,这促使学者重新思考经学的实用性,进而提倡诸子学以经世致用。由此,乾嘉学者在以子证经、释经中,肯定诸子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为诸子正名的同时,也将形上道体开放至诸子学,承认诸子之道乃是有得于六经道体之一端,并非异端邪说而已。章学诚的《原道》、焦循的《攻乎异端解》及乾嘉学者的解老注庄释墨等著作,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对诸子之道的肯定,是建立在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观念的基础上,把经与子界定为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而以是否契合常道之经为认同的判断标准,但这毕竟突破了离经书则无所谓道及诸子为异端邪说的独断之见。
    咸同以降,东西方的相遇将中国带入了世界的历史,并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强弱的对比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士人的儒经信仰,然保教强国的愿望促使国人向西方寻求救亡之道,而开始接纳西方的器技之学。为了与西学相格义,人们提出“西学中源”的说法,“源”主要是指“博明万事”的诸子学,似乎现代的声光化电等原理,皆可从诸子典籍中找到相关的资源,诸子学因而成了经世致用的器技之学。《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中,道具有优先性,道决定器。然而,清初的王夫之已说“无其器则无其道”,乾嘉的章学诚强调“道在器中”“即器明道”,清末的谭嗣同指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报贝元征》)变“道”之“器”具有第一性,属于本体,道在器之中,道随器而变化。如果按照“中体西用”论的模式,儒经及其经学是道体,那么,与西学相通的诸子学就是器技,由谭嗣同的话来定义经子关系,经与子不再是源流、本末的关系,而且代表“器”的诸子学决定着经学的存续及其变化。民国时期,江瑔更是认为:“古之学术,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无形。诸子百家之学……皆纯然为无形之学,故其为道诚为百学之冠。”(《读子卮言》)这不仅是以诸子学为形而上的道体,且称诸子之道为“百学之冠”,超越了常道之经。在经学逐渐瓦解的民国初年,这种观念并非江瑔的一家之言,许多学者均作如是观。
    其次,“子学即哲学”的命题。20世纪初,东渐的西学由偏重格致学而走向多元化的译介,其中“哲学”概念与西洋哲学书籍的传播与接受,启发了中国学者以“哲学”定义诸子学的知识性质。如王国维在1903年撰写的《哲学辨惑》一文中指出,周秦诸子学是中国固有的哲学,他主张以西洋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与美学来诠释诸子学,由此昌大中国固有之哲学。在此,王国维已从知识论角度揭橥了“子学即哲学”的命题,且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以义理之诠释代替字音之考据。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刊发《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等文章,旨在阐述墨家的逻辑学、宗教思想等,这反映的是“子学即哲学”的观念。刘师培曾计划撰写《周秦学术史》,此书虽未完成,但从《周秦学术史序》(1905)所展示的整体架构看,如伦理学、论理学、哲理学等皆属哲学范畴,这表明刘氏赞成“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并跳出朴学的实证之域,以西洋哲学来阐发周秦诸子的义理。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出狱便登轮船赴日本,旋即发表《诸子学略说》,提出“子学是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的说法。其所谓“义理”,就是“哲学”的代名词,他后来就说中国的诸子学犹西洋之哲学。
    凡此可见,近代诸子学研究从朴学转向义理,大概发生在1903至1906年间,当时学者相继提出和论证了“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关于这一学术现象,我们暂且称为“义理的转向”,它标志着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至于这一转型的原因,一方面是进入20世纪初,西学的译介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偏重自然科学书籍,逐渐扩大至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新知识的传播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也促使他们采用新观念、新思想来诠释传统学术。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学原是明道之学,人们将子学与西洋哲学相格义,既是回应西哲的冲击,也是应用西哲来创造性地诠释和转化中国传统学术。在儒经信仰逐渐瓦解的时代,重建一套适合时义的价值系统和思想体系,以此解决民族的意识危机,这是当时学者所共同持守的信念,而诸子学表现出“道器合一”的特点,可以同时回应西洋哲学与器技之学的冲击,因而摆脱六经之流裔、经学之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了胡适所谓的“专门之学”。民国以后,人们在构建“中国哲学”学科时,便是以先秦诸子学为中国哲学的源头。
    再次,义理的诠释。如前引刘师培的话所示,晚清学者仍是“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注重文字、音韵的考订,忽略了形上道体的诠释,属于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但在20世纪初,诸子学研究发生了“义理的转向”,促成这一转向的学者提出“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子学与哲学均属主观之学,故子学的研究方法应由字音之考据转向思想、义理的诠释。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就明确表示,诸子学属于主观之学,其目的在寻求义理,不在考究事迹或典章制度之异同。章氏在与胡适讨论诸子学研究方法时,特别强调“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经学家实事求是的训诂方法,那是诸子学研究的“最初门径”,探究字音所蕴含的形上道体或哲学智慧,才是诸子学研究的根本宗旨。王国维为“哲学”概念辨惑时,呼吁国人研究中国固有之哲学,尤其是周秦诸子学,他本人就撰写了多篇论著,以诠释孔、孟、荀、老、列、墨等哲人的思想。梁启超、刘师培也是如此,他们应用西洋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及各种哲学理论,由此阐发周秦诸子的哲学,为现代诸子学研究开示了义理(哲学)诠释的路径。
    概括而言,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转型,其表现在知识论上是“子学即哲学”的命题,在方法论上是由字音之考据而发展为诠释义理,我们称此为“义理的转向”。当然,“子学即哲学”的说法仍有偏颇,因其强调诸子学的道论层面,而忽略了诸子学的器用层面。刘勰云:“博明万事为子”,事者,物也,理也,诸子学是明物与明理相结合的学问,如清儒所谓“道器合一”。近百年来的诸子学研究,基本上是遵循“子学即哲学”的理论范式,从而使诸子学研究取得极大成就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限制,如先秦诸子关于器技方面的学问,又如子部中关于天文、历算、术数、医学、农学等方面的实用性知识,仍有待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作者:黄燕强,系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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