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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借着为本报“全球共写新春联”录制视频的机会，记者采访了奥地利艺术家弗里德里希·蔡特尔。蔡特尔的中国朋友都叫他“老蔡”，走进老蔡家的客厅，仿佛走进了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墙上挂着中国传统山水风景画和书法作品，典雅的红木柜子里摆着佛像、陶瓷摆件等各式中国艺术品，其中还有藏传佛教的艺术精华——唐卡，这在维也纳这座西方古典音乐之都显得很特别。 老蔡不仅能写一手好书法，还精通中国传统写意画和篆刻艺术，这样的人物即便在整个欧洲也不多见。老蔡能讲流利的中文，曾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美术学院的首名西方留学生，学成后常年活跃于中欧文化交流第一线，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渐繁荣。 老蔡说，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对艺术尤其是油画感兴趣，后来开始研究亚洲艺术，起初是日本艺术，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日本的绘画和书法都起源于中国，这促使他下决心学习汉语。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去中国留学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直到70年代末，在奥地利驻华使馆的帮助下，老蔡获得了到中央美院学习的机会，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老蔡前后在中央美院学习了5年，让他有机会全面系统地学习书法、国画、篆刻，甚至中医、诗歌、京剧等中国国粹。老蔡说，那段时间是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急切地想了解西方文化艺术，尽管物质条件并不富裕，但看似单调的生活也为自己与中国老师和同学展开交流讨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老蔡说，当时的中央美院领导尽管并没有太多与西方留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但是却十分友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学校时常能够邀请到一些名家亲自授课，比如李可染、陆俨少、王子武、范曾等，这让老蔡受益匪浅。在中国的时候，老蔡还有一个爱好是收集中国古董，在当时的北京，他经常能够淘到一些古玩字画，这也为他以后成为一名古董收藏爱好者打开了大门。 在中国的最后两年，老蔡在时任奥地利驻华大使魏德的引荐下担任使馆文化专员，让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专长得以发挥。老蔡认为，文化交流是缩短国与国之间距离的重要因素，他不仅担任使馆的中文翻译，还参与了电影《茜茜公主》引进中国的工作，而这部电影成为了早期很多中国人了解奥地利的窗口。更巧合的是，他的一位朋友恰好担任维也纳电影节的负责人，于是在老蔡的努力下，奥地利首次举办了中国电影展，从早期的无声电影到张艺谋的新片，超过40部中国电影得以展现在西方观众面前。 谈到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老蔡说，他在中国留学时，很多中国人甚至没怎么见过外国人，以至于当时留着大胡子的他经常被人指着说“马克思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社会充满勃勃生机，普通民众友善而礼貌，处理问题的态度也十分具有专业精神，这一点甚至超过很多欧洲人。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体现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飞速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相比之下欧洲反而更加固守传统，尽管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精神遗产得到了传承，但在文化创新方面，老蔡认为中国走在了前面。 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老蔡对记者说，自己毕生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如果有人问他最卓越的文化是哪一种，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像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将文学、书法、篆刻甚至哲学和宗教等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中国传统的国画离不开书法，因为使用毛笔的技能就是通过练习书法来习得，学国画必先练书法。很多著名的中国艺术大师，如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是书法家及篆刻家，只不过他们的画太有名，导致人们对他们的篆刻造诣了解得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不管是书法还是篆刻，对于中国传统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钟鼎、石鼓、碑刻等，而这些延续两三千年的传统艺术在美学方面又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艺术在技法上的美感。以老蔡最擅长的国画来说，简单的线条组合就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内容，这种技法在《芥子园画谱》中都有介绍，这种通过线条的组合来表现绘画的内容和深度的技法是每一个国画学习者都必须掌握的；又例如与绘画密不可分的篆刻艺术，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让人在如此微小的面积上展现哲学、历史、设计等诸多内容。 当然，实现艺术理想的道路总是充满艰辛，老蔡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需要经年累月的刻苦训练，更重要的是充满热爱。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一腔热爱，让老蔡在学成归国后多次举办讲座和画展、出版书籍，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维也纳2月17日电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焦授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