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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严陵濑

http://www.newdu.com 2021-04-13 国学网 渠晓云 参加讨论

    浙江桐庐的严陵濑,又称七里滩、七里濑等,相传为东汉人严子陵隐居垂钓之处,是唐代诗路中的重要山水文化意象。最早记录严子陵的文献是东汉的《东观汉记》,此后还有西晋皇甫谧《高士传》、东晋袁宏《后汉纪》,到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严光传》,严子陵形象最为丰满,对严陵濑、钓台皆有记录:“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自此,严陵濑、严陵钓台已然成为文化的象征,引来后世文人墨客不断吟咏。
    从南朝开始,各时代的诗人慕名前往严陵濑,行走在严陵濑的山水间。谢灵运将严光引为同调,沈约、任昉对严陵濑景物赞美,皆从自我情感出发书写严陵濑。王筠第一次拈出“高尚”竭力赞美子陵超然独往的人格。五十多位唐代诗人近百首书写严陵濑的诗作流传至今。唐代的严陵濑书写,是从情感联结与理性评价两方面展开的。
    在情感联结中,诗人多从严陵濑景物入手,抒发惆怅、向往、惋惜、欣赏等情绪。初盛唐诗人洪子舆、孟浩然从严陵濑景物着笔,书写严子陵隐居之高风与寻访遗迹所见的奇观异景,使他们忘却尘虑。中唐诗人的情感联结有三种情形:其一,突出自我人生与严子陵人生的对比,如刘长卿、李嘉祐的惆怅,秦系的悠闲;其二,诗人喜爱严陵濑,在山水流连中兴尽而归,如钱起、戎昱;其三,白居易将严陵濑日常化,只要有鱼竿任何地方皆是严陵濑。晚唐诗人情感的表达又有四类:第一类是诗人们面对严陵濑景色,抒发自我人生的惆怅,如杜牧;第二类是诗人面对严陵濑之景,感慨后世再无贤人,如神颖、齐己;第三类是羡慕子陵的垂钓人生,有人纯然向往如李频,有人付诸实践作钓翁如皮日休、陆龟蒙;第四类以诗人之眼欣赏严陵濑的山川之美,如韦庄。
    在理性评价方面,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诗人们关注点不同。初盛唐诗人肯定严子陵的人生志趣、赞美其独立人格。张谓认为子陵胸中澹然,故能无心名位,归卧富春,乐在山川。这是对子陵自我人生志趣的肯定。到了李白,主要看重子陵无心禄位、“心与浮云闲”的高风,更向往其不必屈节侍主,坚持自我的独立人格。中唐诗人开始思考严子陵隐居的动机。有的认为子陵无心名位,隐居江渚,留下高名,千秋万岁后可与巢、由比肩。这是自然而然,无心而为,如顾况、欧阳詹;有的隐然指出子陵江海垂钓是故意为之,有钓名之嫌,如张继;有的从子陵与光武的关系着眼,认为子陵此举使东汉利欲纷纶之风变淳厚,是以特殊的方式报答光武,如权德舆。晚唐诗人更从各个角度拓宽思考的路径,尤为关注子陵何以隐居的问题。第一类诗人从严陵濑景物切入,体会到子陵“所钓不在鱼”,而在于山水中的适意人生,如李德裕、许浑。第二类诗人以为子陵隐居湖山,留下佳名,是其人生选择的自然结果,如方干、徐夤。第三类诗人直接指出子陵不是钓鱼只为钓名,如杜荀鹤、韩偓、罗隐。第四类与第三类针锋相对,崔道融、黄滔认为子陵隐居是为钓鱼,其背后的本质是一种自适其意的人生。第五类诗人以为子陵不愿过宠辱人生,故能轻视轩冕,选择自在,如汪遵。第六类诗人从君臣关系入手,或认为子陵不是喜欢钓鱼,而是光武恩波太晚,如曾邺;或认为子陵乃真狂士不怕得罪故交,如唐彦谦。第七类诗人将子陵与汉臣、姜子牙对比,认为他们一生辛苦所为皆是浮名,如王贞白。
    严陵濑是一处典型的文本化山水。胡晓明认为:“‘文本化山水’(the textual landscape),是近来文学研究借助人文地理学有关‘地方’(place)作为一种新认知方式而来的概念。强调空间中的历史记忆的积淀,重视山水自然中所注入、传承、不断经典化的人文内涵。”(《从严子陵到黄公望:富春江的文化意象——富春山居图的前传及其展开》)
    严陵濑的自然生态之景,在唐代诗路上行走的诗人描画中逼真显现。严陵濑江水清澈见底,可见游鱼细石,有时皎洁如镜,可见山影,“远岸平如剪,澄江静似铺”(罗隐《秋日富春江行》);有时激石湍流,乱流奔注,“别流乱奔注”(孟浩然《经七里滩》)。江水两岸群峰峻极,参差百嶂,万象各殊,“冷叠群山阔,清涵万象殊”(罗隐《秋日富春江行》)。山中有树有花,时有鸟鸣猿叫,“鸟喧群木晚,蝉急众山秋”(许浑《严陵钓台贻行侣》)、“树密猿声响,波澄雁影深”(许浑《晚泊七里滩》)。严陵濑景色变化,四时不同。春天绿草如茵,山花如绣,“潮去潮来洲渚春,山花如绣草如茵”(杜牧《寄桐江隐者》,一作许浑)。秋天色彩缤纷,又绿满阶梯,“彩翠相氛氲”(孟浩然《经七里滩》)、“树石尽多苔”(齐己《严陵钓台》);红叶黄叶尽落后,尚有绿树葱茏,“松篁尚葱茜”(洪子舆《严陵祠》)。四季绿意满眼,水碧山青,“山色四时碧,溪声七里清”(王贞白《题严陵钓台》)。严陵濑江上山中,常有白云飘过,“岸深翠阴合,川回白云遍”(洪子舆《严陵祠》);有时会有烟岚雾气,“岚烟向竹阴”(戎昱《题严氏竹亭》)。日暮时有红霞满天,“红霞乱青嶂”(钱起《同严逸人东溪泛舟》);夜晚朗月映江、明月穿松,“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刘驾《钓台怀古》)。严陵濑美景就这样凝定在诗歌中。如今的桐庐严陵濑,依然山青水碧,行走在此间尚可想象一位又一位曾经来访的诗人,仿佛在瞬间穿越了千古。
    严子陵的垂钓人生,引发后人不断思考。儒家颇为看重“三不朽”。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严子陵被看作“立德”的典范。所以诗人们认为子陵超越了云台的汉代名臣:“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方干《题严子陵祠》)超越了直钩钓鱼的姜子牙:“应怜渭滨叟,匡国正论兵。”(王贞白《题严陵钓台》)甚至超越了光武:“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罗隐《严陵滩》)对子陵的评价如此之高,原因当是子陵在其一生完成了最高的立德,而其他人皆是其次的立功。
    从道家视角来看,垂钓草野、山水为乐的人生依然有意义,这种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事功的超越。严子陵过着垂钓的素朴生活,是经过其选择的人生姿态,与不得不以钓鱼谋生的渔父并不相同。张祜来到七里濑,注意到子陵与普通钓叟的不同:“七里垂钓叟,还傍钓台居。莫恨无名姓,严陵不卖鱼。”(《七里濑渔家》)普通钓叟卖鱼是为谋生,而子陵垂钓,并非为此。诗人指出子陵与普通钓叟的不同,思考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这正是子陵的价值所在,也是吸引后人不断寻访的重要原因。
    儒道两种文化背景的讨论,哪一方更接近子陵?也许我们终究难以探测到他真实的想法。严子陵垂钓人生的意义,在于其不同于世俗价值的生存范式,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生存论意义的思考。唐代诗人们一次又一次行走在严陵濑,观赏着这里的山水,思考着严子陵提出的问题。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诗人们依然相继来到严陵濑,继续思索严子陵的话题。
      (作者:渠晓云,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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