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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写作的短暂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旅行，文学作品像是旅行中产生表达欲望后的副产品。行走构成了他创作的基础，形成了他创作的源泉,让他创作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云中记》等不一样的作品。 采访阿来是在一个科技主题峰会的间隙。他是那个峰会的嘉宾。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生物学家饶毅、量子科学家张胜誉……相较于他们，身为作家的阿来有些跨界。不过，他很享受这种文学圈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写作的短暂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工作。很多时候，他更像个满怀好奇心的“驴友”，热衷行走，喜欢勘探，乐于思考，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旅行，文学作品像是旅行中产生表达欲望后的副产品。 几年前，智利一所大学请阿来去讲学，问他对行程有何要求，他打开一本聂鲁达的诗集，把诗中的很多地名圈了出来，“就去这些地方”。读书，然后到现场，不管地方有多远，这就是阿来的“旅行指南”。按照“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习惯，阿来读了卡彭铁尔去了古巴，读了略萨去了秘鲁，读了帕斯和鲁尔福去了墨西哥，而东南亚国家，他基本没去过，因为没读过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 行走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形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20多年前，年轻的阿来就走遍了四川阿坝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翻阅了18位土司50余万字的家族史，最后写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游历完西藏，他又把旅途中的所看、所想、所感、所闻，倾诉到了散文集《大地的阶梯》中。后来写《空山》，写《格萨尔王》，写《瞻对》，每次动笔前，他都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行李箱中除了书，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行程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 采访中，很少听到阿来把到各地游历叫作“采风”。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采风多少有些根据预设目标进行撷取选择的意思，而他希望自己的写作随心而动，这个“心”就是想写的冲动、想表达的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言，“有人写作靠灵感，而我写作靠情绪”。不过，他并非有点情绪就下笔。每次有了想写的冲动，阿来都会强制自己放一放，过了一段时间，冲动再次来袭，就再抑制一下，最后反复多次，不得不写时，才会动笔。阿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写作过程中保持真正的艺术风格。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阿来作为志愿者参加抗震救灾，每天抬伤员，挖尸体，目睹了大量生死故事。当时，很多刊物跟他约稿，他没写。震后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周围的作家发表了大量纪念作品，他仍然没写。一直到十年后5月12日的下午，成都大街上警报回响、汽笛长鸣，坐在书桌前的阿来突然泪流满面，十年前所见的那些生死场面，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一刻，他觉得“确实到时候了”，随即提笔写出长篇小说《云中记》。 每到一处，阿来除了喜欢听各种故事，还对当地的地理尤其植物十分感兴趣。他的电脑里存着数万张他拍摄的植物图片，点击进去仿佛就进入了一个丰饶而神奇的世界。迟子建曾这样描写阿来：“当一行人热热闹闹地在风景名胜前留影时，阿来却是独自走向别处，将镜头聚焦在花朵上。花儿在阳光和风中千姿百态，赏花和拍花的阿来，也是千姿百态。这时的花儿成了隐秘的河流，而阿来是自由的鱼儿。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态，就像是向花儿求爱。”让人吃惊的是，阿来不仅可以辨认出数千种植物，还能准确讲出每种植物的归类、习性、用途。“青藏高原上80%的植物我都认识，在这方面，我甚至比大学里植物学方面的学者知道的都多。”他颇为得意地说，“写小说不仅是简单地写个精彩的故事，还是深入生活、了解历史、了解地理、提升自己、丰富自己的过程，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阿来像个月下散步的诗人，走走停停，不疾不徐，他出发不是为了到达彼岸，在意的是路边的风景和那份怡然自得。 如今年逾六旬的阿来，对很多事情看得更开、更明白。被问及如何看待他的那个突然走红的四川老乡丁真，他两手一摊说道：“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这些事情干什么？一个普通人因为一个表情突然走红网络，本就莫名其妙。再加上引发一帮人支持、另一帮人反对的全民大讨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反讽，最高兴的唯有资本。”阿来觉得，现在对很多所谓“网络热点”的讨论陷入了“意义的空转”，本想远离喧嚣的他，最后竟然也被迫加入讨论，对此他只能报以一声叹息、一丝苦笑。 谈到当下热闹的网络文学以及大众文化消费内容的浅薄化、娱乐化等话题，阿来说：“当我们觉得读的文字比较浅薄的时候，有些人连文字都不想看了，而是去看视频了，甚至想直接进入游戏扮演故事中的角色，这种由技术和资本推动的时代趋势，少数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想阻止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像梭罗远离城市隐居于瓦尔登湖畔，阿来也在用他的方式，与“时代趋势”保持着一种疏离，那就是坚持自我，继续自己的旅途——读书、游历、观察、思考、写作，同时仍对这个世界抱有善意和希望。 （本报记者 韩业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