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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经谈到过，自己是希望当作家的。当时是什么情况？ 严家炎：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奠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 上海于1949年5月下旬解放。那个暑假，我们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读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毕业，我为了圆文学之梦，竟违背家长要我进“正规大学”的愿望，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毕业后，参加了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其间连续过了六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刻苦生活，积累了若干素材，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笔记。然而，1955年突发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那场严酷的政治风暴，使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陷入痛苦的沉思。1956年，恰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便在这年9月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您在北大读书时，老师开过书单吗？您还与唐弢先生一起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他对您在读书方面有何影响？ 严家炎：读书是治学的基本功。我1956年以同等学力考上北大副博士研究生，1957年2月初正式进校学习。我的导师是杨晦先生和钱学熙先生。他们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150多本书的清单，其中有上百本（套）中西方自古到今的名著，真正为我打下了学术基础，使我终身受益。 我1961年与唐弢先生一起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时，唐弢先生也一再强调：“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还开列了几十种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名单。这对我是又一次极好的教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的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的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 那时候我的研究课题，基本上都来自认真刻苦地读书时遇到的疑问、发现的空白。比如我读《创业史》，感觉里面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不是主人公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虽受到百余篇文章的批评，但我坚持了自己源于作品、源于生活的观点，最终得到学界和作家本人的肯定。我读鲁迅小说，发现了里面的复调特征，便有了在此领域具有领先性的《鲁迅复调小说》一书。我花了十年工夫阅读、思考、研究了中国的现代小说流派，写出了原创性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我读金庸小说，读出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并把金庸小说引进了大学课堂。这一切治学的成果，都来自遵从老师和前辈的教导，打好了认真读书的基础。 能否具体谈谈《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为什么柳青本人也非常赞赏？ 严家炎：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我通过对梁三老汉这位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有一块“死肉疙瘩”的老农层层深入的分析，细致地解剖了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两面性，以及由其贫苦地位和经历所决定的最终要向社会主义靠拢的必然性。我认为：梁三老汉在第一部中是真正完成了的形象，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富，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 据《文学评论》编辑部张晓萃女士说，1961年秋天她到长安县柳青家中采访时，柳青对该文表示赞赏，认为它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甚至连作者某些很隐微的想法也都精细地触及到了。唐弢先生曾向吕启祥等几位当时的青年学者说：“好文章要写出气势，论梁三老汉形象这篇文章就确实有气势。”新时期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新文艺大系》两套大型选集以及其他多种选集中，也都选入了这篇文章，可见它的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您的“严上加严”在北大是有名的。在治学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严家炎：治学与人生是有联系的，不但治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学问上的这三种境界，何尝不是人生道路上的三种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与人生密不可分，有其内在的统一性。 当然，治学与人生又有差异的一面。治学毕竟不等于人生，至少不是人生的全部。治学的使命在于探究真相、寻求真理，其目标可用“求真”二字概括之。至于人生，通常以追寻“幸福”“圆满”为目标，但这所谓“幸福”“圆满”，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无非是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为社会、为人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寻求个人人格和道德上的某种完美境地，这里面就包含着“求善”“求美”的成分。 您写了很多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含着思想的小说评论，那时的创作是怎样的背景？能谈谈您的写作经验吗？ 严家炎：1958年4月，《文艺报》为了培养文学评论队伍，邀我当了业余的评论员，此后经常接到一点编辑部交来的任务。虽然这近于“命题作文”，但我总是首先坚持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称得上是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在我看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赖于它是艺术。思想只能渗透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脱离了艺术的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动不了人。真正的文学，总是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去吸引人和打动人。因此，我总是试着要将阅读作品第一遍的感想写成笔记。我非常看重这读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认为它不仅是文学评论必需的素材，而且是正确地开展批评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人们常常说要把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结合起来。我认为这种结合的关键，首先在于从纯欣赏者的角度去读第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 评论，就是在读者和作品之间搭起桥梁，真正让作品与读者做到“融通”和“不隔”。而要做到这一点，便须体察人情，体察生活，熟悉自己所要熟悉的那些生活内容，并有自身的真知灼见。 早在1995年，您率先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的课程；1999年1月又出版了《金庸小说论稿》。您对金庸的评价很高，认为他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您最欣赏的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是谁？您最欣赏他（她）性格中的哪一点？ 严家炎：我最喜欢的是萧峰，我觉得这样的人物是应该给予崇高评价的。令狐冲我也喜欢，但是他最后的“遁世隐居”，和任盈盈到世外桃源去过幸福生活，我尊重这种选择，但并不很欣赏。女性角色中，黄蓉和任盈盈都有很可爱的方面。黄蓉聪明伶俐，尽管有时爱捉弄人，但根本的性格还是非常善良的，同时还是贤妻良母。 如果请您为读者推荐几本书，您会选择哪些？ 严家炎：《阿Q正传》《清代学术概论》《西潮》《白鹿原》《尤利西斯》《爱的故事》《成年人的童话》《活动变人形》《生死疲劳》《笑傲江湖》。（主持：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