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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口”作为西汉豫章海昏地区的一个地名，包含了所谓海昏侯传说、鄱阳湖形成前后水系变化等丰富的文化地理信息，在海昏历史上颇具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慨口”的本义并非因海昏侯传说而得名，这一古地名其实被人们赋予了对海昏侯“就国豫章”时心境的一种文化判断，厘清其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了解今赣北地区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历程。 “慨口”得名陈说质疑 “慨口”始见于雷次宗《豫章记》：“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水经注》等文献多转引这段文字。据此，似乎刘贺封为海昏侯后颇为不满，常愤愤不平，该名由此而来。然而，据出土文献记载分析，刘贺就封海昏侯国以后的近4年时间中，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愤慨”。 首先，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字样“墨书金饼”，还出土有刘贺及夫人从元康三年（前63年）至神爵元年（前61年）初多次上皇帝和太后的奏牍，内容中有“酎黄金□□两”“再拜为秋请”等字样，可证在刘贺受封后的头一两年，准备好了酎金，满怀希望渴求朝廷批准其回长安参加朝聘和宗庙祭祀，恢复其宗室权利，而非整天“愤慨”不平。 其次，刘贺在元康三年、四年要求朝聘的奏牍均被驳回，元康五年（当年三月改元神爵）二月，刘贺“以诏书不上”的原因，又上了一次奏牍，就再未见到上奏的迹象，其墓中出土的器物也没有发现晚于元康四年的文字记录，他应该是接受了现实（朱凤瀚、柯中华：《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7~338页）。这从侧面反映出刘贺希望破灭后的失落心境。等到传来宣帝以凤凰、神鸟等多种祥瑞降集而改元神爵的消息，刘贺可能意识到皇帝志得意满，根本不会理睬自己的请求，从而表现出懊悔的心态，这从孙万世与之“交通”的对话中可见一斑（《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69~2770页），但他这种心态也未必敢公开表露。 再次，从他与孙万世所谓“交通”案件可以看出，尽管刘贺贵为列侯，富甲一方，但政治境遇比山阳郡故王宫里的废帝好不了多少，行动举止或不似原来的软禁生活，其一言一行却仍受严密监视。姑不论故太守卒史孙万世是否为官方故意派来侦刺刘贺，仅从“交通”一语，即可见两人的谈话是私下的，而孙万世却将这次秘密谈话的内容透露了出来，导致朝廷予以刘贺十分严苛的处分，将其封户削去了四分之三，其或不久即郁闷而亡。由此可推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半中，如果刘贺“每乘流东望，辙愤慨而还”，其后果绝非削去封户那么简单。 一言以蔽之，刘贺就国豫章之后，既没有也不可能公开表露对朝廷的“愤慨”。“慨口”得名于海昏侯的陈说，应是后世的附会之言。 “慨口”应作“海口” “慨口”得名海昏侯传说既不可信，那探其本原，究竟从何而来呢？所谓“慨口”，其实又有“海口”之说。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记“慨口”云：“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县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0页） 吴曾此说表明“慨口”另有“海口”之称。但吴曾认为人们不懂得海昏侯“辄愤慨而还”的历史典故，把赣江入鄱阳湖之口比之“江海之口”，所以误将“慨口”称为“海口”。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古音海（晓纽之部）、慨（晓纽物部）两字晓母双声，之物通转；土音混同。两宋文人墨客耳食笔歧，已添造衍生‘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史话附会于昌邑王刘贺之身，反诬守古未化者‘不究其义’，实咄咄怪事。”论者又考证认为：“西汉‘海昏’县名释辞，与‘海口’‘海阳’有密切的语源关系。西汉海昏县故境古地名，自应得名于东海王摇、海阳侯摇毋余等封邑丛聚环庐山—彭蠡泽地区史事余绪。……西汉‘海昏’县名，‘昏’为‘阍’字省假，其义与两宋民间‘海口’旧传相类。‘海阍’‘海口’互文对举，‘海’为偏语素，而分由同义语素‘阍’‘口’构成正语素，词近义同，为一组有机构成的人文地理亲缘地名。经三国两晋六朝地方文人好事者谐音雅化为‘慨口’，依附演绎为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轶事。”（吴侪：《亡诸考〔上〕——以秦、汉之际环庐山—彭蠡泽地区为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此论所谓“慨”即“海”之音转之说甚是，同时，认为慨口得名于“刘贺愤慨而还”为“史话附会”演绎，亦为灼见。然而，这一“史话附会”实自南朝雷次宗《豫章记》起就流传至今。论者还以为彭蠡泽又名“豫章海”，以“昏”为“阍”字省假，“海昏”为“海阍”，与“海口”意义相类，故有“海昏”为“海口”之说。这是其被错版《古今记》所误。实际上，在今赣北地区，两汉时期并不存在所谓“海”。彭蠡泽也从未有所谓“豫章海”之称（赵明：《再辨“海昏”之“海”》，《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慨口”又称为“海口”，应另有缘由。 “慨口”即“海昏江口” 由于长期的地壳运动，先秦秦汉时期的鄡阳平原，逐渐被北部彭蠡泽水侵蚀成为湿地，并在宋代形成季节性吞吐型湖泊——鄱阳湖（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故宋代以来，学者对西汉时慨口一带的地理环境的认识已经不够清晰。 吴曾所谓的“慨口”与魏晋南朝以前的“慨口”并非同一含义。按《水经注》所记，“慨口”是缭水“东出豫章大江”之口（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22页）。郦道元生活的年代，鄱阳湖尚未形成，慨口显然不是吴曾所谓“豫章大江之口”，而是缭水向东流入豫章大江（即赣江）的河口。吴曾在此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出”字，后人沿用吴曾之说，每每将慨口说成是赣江水流入鄱阳湖的出口，这对于汉代地理而言，显然是一个重大误解。这一误解也有历史的原因。到南宋时，缭水下游的山川形势、河流走向，与汉晋南朝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缭水除了北面的一条支流汇入修水以外，其向东南本流入赣江的南面一支，或因为鄱阳湖的形成，湖水上涨漫衍江河，其出水口则与赣江入湖的水道一同浸入了湖中，故吴曾所记南宋豫章大江之口，并非南朝时的慨口。 吴曾所称海昏县也并非两汉时的海昏县。他说慨口距离海昏县十三里，实际地理是指当时的赣江入鄱阳湖之口距建昌县（今永修县）为十三里，这一地名在宋代称作“慨口”，而未必就是南朝时期的慨口。《通鉴》胡注：“海昏县属豫章郡，后汉分立建昌县。宋白曰：今建昌县，旧海昏县也；宋元嘉二年，废海昏县，移建昌居焉。”（《资治通鉴》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31页）乐史注修水曰：修水“东流屈曲六百三十八里，出建昌城，一百二十里如彭蠡湖是也。”（《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11页）《舆地纪胜》引《旧经》则云：“修水出豫章西北，其源自艾城东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流一百二十里入彭蠡湖。以其远而自达于江，故曰修水。”（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7页）可知两宋年间的所谓海昏县实际上是指建昌县，两宋以后直至清代仍有人沿袭这种称谓。建昌县之沿革与海昏县的存废密切相关，两汉时期的海昏县与宋代建昌县治并非同一地望。 据《水经注》：“缭水又迳海昏县，王莽更名宜生，谓之上缭水，又谓之海昏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922页）海昏江亦可称为“海昏水”或写作“慨水”。谢钟英《三国疆域志补注》所引《水经注》之“缭水”则径作“慨水”（谢钟英：《三国志疆域补注》卷十二，清光绪间刻本）。“慨”既为“海”之音转，故“慨水”之义与“海水”相通，或为“海水”之俗写。“海水”亦即“海昏水”之简称。从海昏江之名可以推知“慨口”的本义。“慨口”乃“海口”之音转，“慨口”亦即“慨水口”或“慨江口”之省称，其本义是指“海昏江口”，是海昏江出赣江之口，即缭水流向赣水的出口。与汉水流入长江之口，把汉江口省称作“汉口”一样，海昏江口本应省称作“海江口”或“海口”，并非吴曾所说“今往来者不究其义”。 总之，有关“慨口”得名于海昏侯的传说，不太可能出现于西汉宣帝时期，所谓“愤慨”之言更不可能出自刘贺之口。但自刘贺封海昏侯于豫章以后，其身世跌宕起伏、愤慨不平之传言在当地应早已有之，反映出海昏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从“慨口”地望的不同记载，可以一窥今赣北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汉晋南朝“总纳十川，同臻一渎”（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923页）的赣江所穿行之鄡阳平原，到宋代已经淹没于湖水，原来流入赣江的多条河流（包括缭水）都汇入了鄱阳湖。“慨口”这个地名的本义，也被所谓海昏侯故事掩盖了上千年，应该予以辨正，还其历史真相。 （作者：赵明，系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6@ZH02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