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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您以俄国诗歌的研究和翻译为主，写下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等诗歌研究著作，但是有一段时间您曾经停止诗歌翻译，为什么？ 是什么时候又重续“前缘”？ 刘文飞：我的俄语诗歌翻译其实始终没有真正停止过，时多时少而已。有一段时间，大约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的专业研究重心从俄语诗歌转向俄国文学史和俄国思想史，译诗相对而言的确少了很多。重续“前缘”的现象倒是存在：我最集中的诗歌翻译，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主编《普希金全集》的时候，当时译出了普希金的所有抒情诗作；当时白银时代的诗歌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我也译了一些；如今重续前缘，是指我译的普希金诗歌几乎每年都会再版和重印，我一般都会做一些修订，最新的一个修订版《普希金诗选》还被收入了商务印书馆2020年开始推出的“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我对白银时代诗歌的翻译如今进入了一个更系统的阶段，我2020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译出了《茨维塔耶娃诗选》，最近还完成了《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的翻译。诗歌翻译多少有点像诗歌写作，是一个需要心情、或者说需要灵感的事情，什么时候想译，什么时候不太想译，什么时候译得好，什么时候译得不太好，也都很难说得清楚，译诗是一件随性而为的事情。 您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翻译四十年了吧？ 能否谈谈您的研究和翻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每次选择翻译，是有规划的吗？ 选择翻译某部作品有怎样的标准？ 刘文飞：如果从1982年初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攻读俄苏文学专业学位的时候算起，到如今恰好40年整！ 在这40年间，我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按部就班，每天读书、译书、写书而已，都是围绕俄国文学这一总的主题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大致是指这样几个调整：1984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苏联室工作后，我被安排负责跟踪研究苏联当代诗歌，当时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写成了《二十世纪俄语史诗》等书；1991年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选了布罗茨基的创作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这虽然还是一个诗歌研究选题，但是对布罗茨基的研究帮助我进入了两个新的领域，也就是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白银时代的文学。布罗茨基作为一位俄语诗人，后来移居美国，是以美国诗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对他进行研究，自然要对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有所了解；布罗茨基作为一位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者，对白银时代文学的俄国文学推崇备至，这也很自然地把我的目光引向了白银时代的文学；就这样，从21世纪初开始，我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英美的俄国文学研究界，译出了米尔斯基用英文写作的《俄国文学史》，也从英文译出了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悲伤与理智》，还以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耶鲁大学工作一年；2015年，我从社科院调到首都师大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我更注重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之间的呼应和结合，更注重对之前的专业学术积累进行整合、归纳和表达。我在2017年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作为项目的首席专家，开始了六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写作和统稿工作。 您翻译最多的作家是谁？ 能谈谈翻译中的状态吗？ 可否以某一位作家或作品为例，谈谈您的翻译方法？ 您认为好的翻译家应该具体哪些条件？ 刘文飞：可能还是普希金，因为我当年主编《普希金全集》，翻译了普希金的所有抒情诗和小说。我的翻译状态和翻译方法都乏善可陈，至少我自己说不出什么道道来的。有一则寓言说，一条毛毛虫正在兴高采烈地爬动，突然遇见另一条毛毛虫请教它：请问您为什么爬得这么灵活优雅呢？ 请问您在动第一条腿的时候，您的第八条腿是怎么动的呢？ 这条毛毛虫思考了很久，说不出答案，接着它很悲哀地发现，由于思考这个问题，它突然变得不会爬了。我想，一个在翻译过程中时刻考虑翻译方法的翻译家，就有可能变成这只思考自己腿部动作的毛毛虫。当然，一位合格的翻译家，还是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除了人们老生常谈的两个条件，也就是出色的外语理解能力和出色的汉语表达能力，我认为至少还要有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精准的分寸感，也就是在原文和中文、原作者和读者、归化和异化、忠实和创造等等因素之间谋求中立的能力；二是认真细致、自甘寂寞的精神，甘愿坐冷板凳，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甘愿忍受翻译工作的低稿酬和低回报，以及较低的社会认可度和知名度。 中国作家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以您的理解和分析，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这么富有魅力？ 在您出版的《追寻大师的足迹》（作家出版社）中，收入了读普希金、读屠格涅夫、读契诃夫等读书笔记，以及与诗人叶夫图申科等交往的文章，读来非常感人。您持续多年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中有何收获？ 刘文飞：就像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俄国文学是作为一种精神食粮进入中国，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这就注定了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思想武器”的角色。您说俄国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富有魅力”的，这种魅力可能主要还是来自她的思想属性、社会属性。反过来，俄国文学在中国也有不招人待见的地方，有人认为她的审美属性、她的故事性和可读性相对而言是不高的。我研究俄国文学的最大收获，就是有了一份工作，一份养家糊口的手艺；当然，我对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俄国文学也是充满感激的，因为她使我有可能过上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种以“读与被读”作为存在方式的生活。 2015年，您获得了普京亲自颁发的“俄罗斯友谊勋章”。获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何感受？ 刘文飞：这是一个陈年旧事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不过，我在获奖后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时所说的话，现在觉得还是比较贴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感受：“我不是最合适的获奖者，同时我也是最合适的获奖者之一。”说我不合适，是因为在我之前、与我同时，都有众多中国人在兢兢业业地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做得比我更出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荣誉；说我也是最合适的人之一，是因为我毕竟从事俄国文学研究工作40年，也出了几十本译著和专著。普京总统在颁奖结束后的晚宴中安排我坐在他的身边，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您出了一百本书？”还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我想，我这也算是为俄国文学做了一些事情。这次获奖还使我意识到，中国应该是世界上研究俄国文学最为出色的国家，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是中国人文学科少数几个达到世界水准的学科，与我们的欧美同行、日韩同行相比，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丝毫不落下风！我更愿意把我的获奖，也看成是俄国官方对于中国源远流长、硕果累累的俄国文学译介事业一种迟到的认可。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或者，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刘文飞：我理解的“枕边书”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枕边书就是“案头书”，经常要查阅、要翻看、要核对的书，对于我们这些搞学术研究的人而言，各种工具书、辞书、文学史、经典名著等都注定是枕边书；而狭义的枕边书，就是我在入睡前躺在床上读的书。我也的确有在入睡前阅读半小时的习惯。从前，我入睡前读的大多是白天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正在翻译的原作，或写作中要引用的一部著作。最近几年，我的枕边书开始发生变化，因为我发现，在入睡前只能阅读一些不太会引起思考的“闲书”，否则就会影响睡眠（顺便说一句，我的睡眠一直很好）。于是，我现在的枕边书就变成了几份报纸，《中华读书报》《北京晚报》和《新京报》。最近数月，我又开始觉得连报纸读起来也有些吃力了，因为报上的字体比较小，看起来有些吃力，于是就开始在手机上的朋友圈里寻找一些有意思的“闲文”，手机的屏幕很亮，字体还可以调大，读起来很轻松。手机成为一本真正的枕边书，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吧。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刘文飞：眼下在读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的英文版，也想把这本书翻译过来。俄国文化中一直有一个“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其结果之一，就是俄国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俄国思想史，在欧美国家源远流长的思想史传统在俄国就不太兴盛。但是，缺乏思想史的梳理，反过来可能又会使我们对于俄国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过于狭窄。同时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两个角度观察俄国文学，也就是说，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下看俄国文学，或者说，在对俄国文学的文化阐释中析出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可能是一件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情。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刘文飞：反复重读的书，主要还是日常工作上要用到的书，比如各种版本的《俄国文学史》，以及俄国文学中经典作家的作品，比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刘文飞：这要看我会在无人岛上待多长时间。如果是一段时间，可能会带上与我正在做的工作相关的三本书，比如我打算翻译的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我打算统稿的《俄国文学通史》，以及我正在编译的《俄语名诗100首》；如果是终身待在荒岛上的话，我想带上三本百科全书，一本汉语版，一本英文版，一本俄语版。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您最想邀请谁参加？ 刘文飞：如果这场宴会的规模没有限制的话，我想把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都请来，同时让我的所有学生和所有家人都来作陪！（主持：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