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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迥异于我们所认识的文学史。常规印象里的中国文学史是正襟危坐，是纲举目张，但是王德威给我们带来的文学史，是浩渺的夜空里散落的星星，是幽深的大海中美妙的蚌珠。 他为读者打开一扇别样的文学之窗。窗外的风景看似自然随意无甚章法，播种下的每一株植物都暗含苦心。即便一丛灌木或一弯细流，都有他草蛇灰线的布置和用意。他希望这些散点辐射性的呈现，能够以小观大，经由不同时间点所形成的脉络和缝隙，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从而呈现葳蕤繁茂的文学世界。徜徉其间，通过一枝一叶、一花一蕊，勾起我们对草木世界的沉浸、新奇乃至向往，进行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的对话，那该是多么有趣而美好的境界！ 以非常文学的方式书写文学史，几乎是一种奢望。多少年来文学史叙述已成制式，而王德威联合143位作家、以161篇文章构成的这部体例独特的文学史长卷，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虚构情景者有之……一开始，他就打出讲好文学的故事的旗号。很多作家应邀加入文学史写作。王安忆写她的母亲茹志鹃；余华写他在华东师大的翻墙故事；莫言写今天读写长篇小说的意义……王德威希望这部讲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文学展现出“文”的广阔，他试图大胆地来一次文学的实验。星棋云布的文学现象，在王德威颇具魔力的指挥棒下闪烁出特殊的风采和智慧之光，文学的格局和历史的时空得以无限扩展。 采访约在8月7日。王德威不用微信，我们的沟通方式是电话加电子邮件。按下12位数字，便进入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构建的文学海洋。 1 中华读书报：《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酝酿了很长时间吧？ 王德威：的确如此。因为学习过程中在海外的广泛接触，我会有不同的体会。很多在文学院系受到启蒙的同仁对文学史教育大概也有一些困惑：时代、大师、运动……差不多都是一以贯之，这些当然很重要。其实个人生活、环境、历史有很多层次、很多面向，文学是有想象力的事业，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而是和现实的结合，是沿着生活本身的经验创造甚至预想，给出一种说法——任何学科都有一种说法，浓缩到文学领域，毫不客气地说，文学就是叙事的学科。林林总总的学术性、创造性，是文学的一种很特殊的层面，编文学史需要大胆地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策划“新编文学史”系列丛书，鼓励我在这方面尝试和思考。做《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心里想的是非华语世界的读者。如果我们说鲁迅伟大，他们大概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作为编者的说服力很重要。我不是直接销售“伟大伟大真伟大”，而是把鲁迅生命中吉光片羽的时刻呈现出来，让他们知道鲁迅的伟大，让他们感到好奇，希望读到鲁迅更多的作品。 哈佛“新编文学史”系列里，不论人物伟大还是渺小，都站在时间的节点里，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历史和时间的流动对所有人是公平的。我们选择和讨论的话题，希望辐射出文学史复杂的面貌。不管读者怎么样，至少让他们知道文学是什么样子。文学就是说故事，我在联络这一百多位作者时就说：我们先把事情讲清楚，最好能让读者看了这两千五百字，对书产生兴趣。这是我进入文学史的方法。《新编》不见得成为教科书，但是希望在推动文学发展的领域有帮助。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会采用“编年模式”？以年度为纲目，是否有的作家会被载入不同的年代？ 这样的体例，会带来怎样的利弊？ 王德威：“编年”与“纪事本末”其实出自古典中国历史叙事的章法。我在本书中有意识的运用——或至少暗示——其为整部文学史论述的根本形式，一方面点出表面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最终回归历史流动的底线，一方面也有意向传统致敬，并与当代解构学派的史观做出区隔。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对“文”与“史”的注重值得我们不断重新回顾与思考。 一般文学史强调大叙事，以大师、经典、事件作为起承转合的论述。《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尊重大叙事的历史观和权威性，但同样关注“文学”遭遇历史时，所彰显或遮蔽、想象或记录的独特能量。如何自觉地凸显文学史的“文学”性，以期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历史书写，这是我要面临的首要挑战。也因此，《新编》未必能为学科建构所接纳。习惯于正统文学史的读者更难免会有失落感。 哈佛出版公司英文版设定《新编》的读者为专上程度大众，风格力求平易可读。中文版读者对许多历史文学事件也许有更多理解，也因此有更多期待。对此书的多焦点叙事也许觉得难以摸清头绪。但希望此书引起读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样貌的兴趣或辩难，重思“文学”的形式与潜力。 2 中华读书报：您曾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这一次又把“现代”向上伸展至明末，书中的“现代”其实延伸了将近有200年的时间——您是如何理解“现代”的？ 王德威：事实上1930年代嵇文甫、周作人分别自左右不同立场，将中国现代性上溯到晚明（《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此为开端）；日本京都学派更将宋代视为中国现代的起点。这类追本溯源的做法可以无限推衍，但也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们不再问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现代的开端，而要问“何以”某一时间点、某一种论述将晚清或五四视为现代的开端。比如说，倡导托古改制、微言大义的“公羊派”经学曾经沉寂千年，何以在晚清异军突起，成为维新者的托词。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发生学的，而是考掘学的。 《被压抑的现代性》出版已逾20年。许多未必完备的论点已有后之来者的补强，而曾经被视为末流的晚清现象，居然引领当代风潮。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勃兴，甚至引起全球注意。回顾晚清最后10年的科幻热，仿佛历史重演。而历史当然是不会重演的，将过去与现在或任何时间点做出连接比较，划定意义，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 延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我们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层辩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五四的意义坐标如此多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新旧知识分子的挣扎问难，从而理解他们来时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为五四所带来的启蒙思想，我们才得以发挥主体的“先入为主”立场，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国论述下无数的维新契机，被压抑而复返的冲动。五四可以作为一个除魅的时代，五四也同时是一个招魂的时代。 中华读书报：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下限“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不知您是怎么考虑的？科幻小说的虚拟时间能构成历史吗？ 王德威：本书时间点开始于1635年，结束于2066年，的确为这本文学史的叙事提供了想象及辩证层面，从而将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这些古老话题再次问题化。 文学史的时间满载共时性的“厚度”，1935年即为一例。那一年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受欢迎；曾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就义前留下《多余的话》；电影明星阮玲玉（1910-1935）自杀，成为媒体的焦点；而河北定县的农民首次演出《过渡》《龙王渠》等实验戏剧。文学史的时间包容了考古学式的后见之明。 1971年美国加州“天使岛诗歌”首次公之于世，重现19世纪来美华工的悲惨遭遇；1997年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终于理解50年前父母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之谜。文学史的时间也可以揭示命运的神秘轮回。 1927年王国维（1877-1927）投湖自尽，陈寅恪（1890-1969）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42年后，陈寅恪凄然离世，他为王国维所撰碑文成为自己的挽歌。 最后，文学史的时间投向未来。按照科幻作家韩松的说法，2066年人工智能席卷宇宙，继之以火星人占领地球，人类文明陨灭，有如沧海一粟。这是未来式的“文学”史了。大概也只有从文学角度可以想像历史的可能与不可能。 3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此次编撰在方法上有何创新？ 王德威：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具热闹而已。我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这里所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范畴而已，也包括“文”与“史”的辩证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上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裁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 中华读书报：涉及文学、美学、电影、戏剧、互联网诗歌等等，对于选择哪些篇目进入文学史，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或原则吗？ 王德威：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根据制式说法，而是企图召唤广义的“文”的定义——自然与认为的痕迹，记号，审美制作，气性，文化。“文”不仅指涉天文，地文，人文，放在近世语境里，文的物质性和媒介性也是我所关心的。 我们学科建制里的“文学”是20世纪初所形成的，不妨视为现代的发明。时间到了21世纪，我们所面对的人文环境已经不同以往。在尊重学科建制的教育机能性和传承性的前提下，我们不妨重新思考“文”与“学”与“史”的联动关系。这是向传统致敬，也是力求推陈出新。 本书所包罗的多样文本和现象也可能引人侧目。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撰文者的风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体例，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然后“自行其是”。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 虽然如此，绝大部分文章还是围绕文字为主的文学，来思考文学在20世纪经历的各种命名及重新命名的经过，还有“内缘”与“外缘”的互动经过，有的得到认可形成主流论述，有的则被忽略、压抑，成为文学考掘学的重重积累或断层。 中华读书报：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 阅读《新编》的过程，是一次对文学史的认识的颠覆，总有一些新鲜的感受，同时也会有对批评的反省。在《新编》中，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王德威：一般文学史不论立场，行文率皆以史笔自居。《新编》无意唐突这一典范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诚为这本新编《文学史》的基石。但我以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虑“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涵的“文学性”：文学史书写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但我所谓的“文学性”不必局限于审美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凸显和检视。准此，《新编》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 4 中华读书报：您和作家用什么方式交流？ 王德威：我的工作极忙碌，又是一个拘谨而保守的人。实在不需要那么多资讯交流。我的朋友、学生给我的讯息都用不了。网络时代通讯当然很发达，脸书、微信、QQ……我一个都不加入。电子邮件已经很丰富了，不加入社群媒体反而让生活变得很简单。就这样闭关自守。学生和朋友们认为我孤陋寡闻，一定不知道这个那个，有重要信息会通过电邮或电话告诉我，“二舅”那个事〔指热门视频故事《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但我仍然觉得幸好我没有在微信的世界里。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来研究文学，读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对于作家的生命力，您有什么发现吗？ 王德威：这个很奇妙。有的作家一炮而红，昙花一现，也有的甚至幸好没写下去。有的作家我看到他中后期的作品，为他捏一把汗，会想如果某年某月停止在巅峰时期就好了；也有些作家宝刀不老，源源不绝，比如王安忆，我就惊讶她的创作力，不一定每本都一百分，但基本都是水准之作，而且绝不画地自限。创作很耗时耗力。创作风险很大，是“表演艺术”，有如改头换面到文字的舞台上表演一番。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我是专心的读者，就是默默看他们的作品，我很欣赏有的作家多年磨炼，走向专业，经验方法技巧都纯熟，就像一个精益求精的工匠。中外皆然。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新编》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的对话重新赋予当代意义。您认为达到自己的初衷了吗？ 王德威：我一再强调这本文学史具有实验性前提，不论在方法建构或编纂过程中都有不够完整之处，但“未完成”和“世界中”也是本书的理念之一。 中华读书报：作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海外领军学者，您如何看待《新编》对于讲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王德威：我们作为在海外教授和研究中国人文的学者必须体会这一传统本身的复杂性与能动性——或我所谓“世界中”的能量。我们无须囿于国家地理的局限，而能够呈现一个更广义的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学视野。（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