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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桃李》，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56.00元 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我会花很长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 作为梁晓声的学生，该是怎样的幸福？ 课堂上，他会给学生准备各种各样的饼干、面包、饮料和巧克力，人人有份，大家可以伏在桌上，血糖低的同学，可以吃糖……然后呢？ 看电影。 那节课放的是《出租车司机》。没有任何迎合市场的桥段，即便在文艺片里，也不属于故事性强的电影，一切情节细节都是为从心理层面刻画人物而设置。 为什么选择这部电影，通过电影引导学生达到怎样认知，梁晓声自有他的道理。他把所有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当下年轻人生存困境的体贴全部写进了《中文桃李》。他说，七十多岁的人生走过之后，自己常常在思考，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是最主要的？ 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它都是过眼烟云。就像《人世间》主题曲的歌词“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人生不是这样的，在自己快要“融化”的情况下，他想看看还能做点什么事。 这是梁晓声的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最后一本写完，“梁记面食店”将要关张了。“写作跟面点老师傅开一家面馆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无非你就是要把面食做得好一点，要保证食材的环保。”梁晓声说，人不能太执拗，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眼下，他的“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不能浪费。 中华读书报：《中文桃李》传达了您对大学教育、尤其是中文系教育一些观察和思考。小说中的汪先生身上有您的影子？ 梁晓声：对，包括汪先生讲课的内容，基本上也是我引导学生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坐在大学的课堂里（尤其是家境不太宽裕人家的儿女，还要承担着学费的压力），如果在中文的课堂上只是来带着大家说，如何读懂一篇小说，这个课堂显得太没有知性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古文，应该是需要老师们、老先生们来谈；就现代文学的话，我到现在没有遇到过读不懂的作品——这不需要老师来讲。我觉得高中之后几乎就没有学生读不懂的，只不过是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觉得更好的上课是通过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之后，引发了怎样的思考，那个思考性的话题以及延伸的讨论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讨论《出租车司机》里特拉维斯身上人性与兽性难分难解地混合在一起，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讨论《聊斋》中的王六郎，甚至讨论到和中文没有关系的罗丹的人马，我觉得这些讨论才是中文的意义，这些也确实是我在大学里面上的课。 中华读书报：当年您调到北京语言大学，有什么契机？ 去大学任课适应吗？ 梁晓声：我当时身体不好，写作也很累，颈椎病很严重，都想放弃写作。我想，我被叫过“作家”，写过一些作品，对得起叫我是作家的那些人了。附近的大学离我最近的是电影学院，再就是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我第一次听说大学有“文化”两个字，想必是一所纯粹的文科大学就去了。没想到半年之后，“文化”去掉，成了北京语言大学。我去大学没有任何不适应，在下乡之前我当过实习老师，下乡时当过小学老师，下乡之前的志愿是报哈尔滨师范学校。当老师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 中华读书报：您当老师，更注重什么？ 梁晓声：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讲得用心不用心，备课或不备课，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我会花很长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我要求学生首先清楚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能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对迈出校门后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帮助。我会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如果一部分学生是天生的理性思维，那就在大学期间利用一切方式调动他的理性思维；如果了解到学生具有写作潜质，我会告诉学生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我不会因为自己写小说就去鼓励同学创作，相反，我很努力地建议大家创作的事情以后搞。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语文教育？ 梁晓声：现在的语文教育和从前不太一样了。过去凡是报中文专业的学生一定是因为喜欢中文，当年的大学中文系几乎是文化才子们集中的专业，一所大学里没有中文系一定很寂寞。现在有些学生纯粹从高考、就业的便利上选择文科，或者是因为热门专业在招生时诱人的口号。对于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我首先要和学生沟通，了解他们个人的职业意愿和基本能力。中文系学生的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评论的能力，二是研究的能力，三是创作的能力，这个能力比较特殊，需要考核是否具有潜质。我经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支持他们办刊物。 中华读书报：说到“深刻”，您的小说中也对此有些解释。您怎么理解“深刻”？ 梁晓声：好作品如瑞士名表，芯里有钻石，钻石本身即有价值。钻石就是发人深省的情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过目不忘的文字或对话，这几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可以达到深刻的水平。深刻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的揭示方面，也体现在对社会学规律的揭示方面。深刻不等于危言耸听，也不等于哗众取宠之论，更不等于对人性丑恶险邪的一味展览。 中华读书报：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多年，能谈谈您的感受和体会吗？ 梁晓声：我和大多数学生的关系很好，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我最直接的感受是，我真是幸运！ 矛盾哪儿都有，但我总感觉到同志之间的温暖，好人成堆。如果让我写大学校园，我恐怕写不好，我要写的话，恐怕要写另外的问题，思考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大学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学有没有失去这种精神。 中华读书报：所以才有了《中文桃李》？ 梁晓声：实际上，为自己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一个心念，因此《中文桃李》的写作有一种亲近感，甚至写的时候有点沾沾自喜，感觉写年轻人的爱情也还可以做到信手拈来。 中华读书报：《中文桃李》和之前的《我和我的命》都是写年轻人的故事，对您来说有挑战吗？ 梁晓声：是有挑战，首先语言不同。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语言经常出现，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语言中去。但是80后还好一点，就是我儿子的年龄，他跟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80后、90后之间都有代沟，但是不影响交流，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你会发现75后、80后作家们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些“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人，写女孩的话差不多都有刘索拉笔下女孩的样子。生活中我接触的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我倒觉得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是总之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种气质。 中华读书报：最近您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梁晓声半小时亲子美绘本”，是怎么想起来写童话的？ 梁晓声：刚写完长篇会比较疲劳，借机调整一下。写童话一直是我的愿望，我常做读书大使，推荐父母和孩子一起读书，发现儿童文学作品中写实的很少，低龄读物、父母可以读给孩子听的更少。较多是读国外的，比如《窗边的小豆豆》那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想不如自己动手写。儿童时期是给人生刷底色的时候，我主张把善良和爱放在第一位，善良、友爱、助人为乐。 中华读书报：写童话比成人小说容易吗？ 写童话最重要的是什么？ 梁晓声：也不能说容易，写童话要有童心。除了童心，还要有儿童的语言。对我来说，也不是个问题。我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就在看美国大片《复仇者联盟》《雷神》，我会想现在提供给孩子的故事是否太简单了。他们的眼界太宽了，但是某些作品对孩子们心灵的养成有营养的作用吗？需要探讨。 中华读书报：您理解的儿童文学是什么怎样呢？ 梁晓声：我认为的儿童文学是什么逻辑呢？ 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思想成长史，一定和阅读史有重要的关系。一个人若没有阅读史，成为大人时，他的精神、思想都是有缺陷的。儿童怎么读？ 读什么？ 一是和老师、和家长读，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有一个误区：孩子的成长是快乐成长。但这不意味着，孩子的精神成长也一定是快乐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现象：儿童读物有故事，但没有精神营养。大家不知道读了这个故事后，究竟给孩子什么样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思想上的营养。 我很焦虑，我就用我理解的儿童文学来证明。我希望写出既有故事又有营养的作品，我们所谓的精神成长史、心灵成长史才能够与阅读史发生关系。有一种绝好的东西，超过任何一个家族财富，就是书籍，任何个人、家族都无法垄断。相当多普通家庭的儿女，从书籍中获得能量，一代一代都会有人承担起来，作家中这样的人有很多，在17世纪、18世纪启蒙的时候，作家是贵族行业，但是到后来就不是了，到后来就回归到平民，阅读产生了作家、学者、教授，所以书籍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读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有一个方法是要遇到我这样的老师，这样应该受益会多一点。（本报记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