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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鼎钧的名字，在台湾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后知后觉的我，认真关注王鼎钧先生和他的创作，始于《散文海外版》创办之初，至今将近30年。 初识鼎公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 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读到了王鼎钧先生的散文《那树》，一下子就被紧紧吸引住了。《那树》描绘了街头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辉煌而又苍凉悲壮的一生。因为挡住了人的路，“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的大树被肢解和运走，绿着生，绿着死。深一层品味，会发现大树象征着执着而悲壮的人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新求变、求物质享乐的时代，和人的情感上的恋旧念故，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冲突。作品全是客观的白描，看似平和、冲淡，其内里却翻卷着感情的波澜，是一首传统文化的挽歌。我所主持的杂志转发后，又收入了我编选的散文精品集中。 2009年，我参加了海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著名作家韩少功言称自己早就是王鼎钧的“粉丝”了，“过去见到王先生的作品集或收有他作品的集子都会买到手”，“如果王先生到会，我肯定会把我收藏的王先生的作品集带来请他签字的”。“好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有了他，我们就有了标杆”。这次会议，使我对鼎公的散文创作从理论上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问及他的稿酬邮寄地址，他都指定祖国大陆一个人代收，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此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自与鼎公有了直接联系，鼎公嘱台湾尔雅出版社给我寄赠他的作品集。每每收到鼎公的作品集，我都很感动。很多名家，很少赠书与人，更少有邮寄赠送；台湾的书价较高，加之邮资，鼎公一再寄赠，显出他的豪爽。鼎公为人确实慷慨，刚到台湾那几年，他在广电公司资料室工作时，每月工资台币120元，他写稿挣些稿酬，供弟弟妹妹读书，每月每人50元台币，这兄长，应是很大方、很负责任的了。 鼎公的散文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将我深深感动。他的青少年时期遭遇日寇入侵，民不聊生，这赋予了他敏锐、深刻观察体悟世事人生的特质。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描述这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其中有《红头绳儿》《一方阳光》《哭屋》《失楼台》《种子》等。《红头绳儿》中那黑里透红、能够发出苍然悠远声音的大钟，那正直而严厉的校长，那手指尖尖、扎着红头绳儿、消逝于飞机轰炸声中的小姑娘，作者那美好情愫的破灭，带给人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感伤。 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自传《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鼎公所目睹和亲历的早已成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意识形态、个人恩怨是非的独特历史，“展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1年，我与新到出版社不久的张云峰社长谈及鼎公时，他委托我邀约出版鼎公的自传，张社长是人大博士后，我很佩服他的学术眼光和勇气，当然也很想为崇敬的鼎公当一回“责编”，当日就给鼎公写了约稿信。但三联出版公司邀约在先，鼎公很快就与“三联”签约了。张社长还想出版鼎公的日记和散文选集，因工作调动没有进行。没能为鼎公出一本书，尤其是与鼎公的传记失之交臂，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之憾事。 拜见鼎公 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2018年初夏到洛杉矶参加华文文学论坛，我很想借机去纽约拜见心中一直尊崇的鼎公。据和鼎公交往较多的纽约作家说，94岁高龄的鼎公精力不如以前，已经拒绝了好几位作家、学者拜访的请求。我试着给鼎公发了一封邮件。没想到，竟然很快收到了鼎公的回邮，用了“王鼎钧夫妇敬复”。看来，鼎公和夫人欢迎我到纽约。 能够拜见鼎公是件幸事。我即刻下决心改变行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直飞纽约。其实，对于我这不通英语、第一次到美国的六十多岁的人，独自一人从美西南到美东南，飞行距离3400多公里，飞行四五个小时，确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我拜见心目中的文学大师的决心还是蛮大的。 邮件往来中，当我提出可能有一东北籍作家陪我一起去拜访时，鼎公回复说：“欢迎您和东北的朋友同来。舍下简陋，不堪待客，咱们还是找个小馆聚聚。”（2018年6月10日邮） 待我抵达美国后，又辗转收到鼎公邮件：“敬邀：6月29日，星期五。中午12时30分，与甘以雯女士餐叙，敬请光临。地址见下图：湾仔海鲜城（截图）。”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湾仔海鲜城门脸儿不大，一进门，就看到在门厅里站着的高大魁梧的鼎公，旁边是他的夫人王棣华和顾月华老师。高大挺拔的鼎公真好像“一座山”一般矗立在我的面前。鼎公外着一件米色夹克，里面是米色的格子衬衣，显得很洁净，洁净的长者，常常会增添我对其的敬重感。 因饭店较小食客又多，能吃饭却不能久聊天，只能更换用餐的地方。鼎公听从了顾女士的意见，我们一起步行到不远处的喜来登酒店。拄着拐杖的鼎公走在前面，王阿姨、顾女士紧随其后。走出方几步，王阿姨掏出一张一元美钞，四处寻找着，说是刚才路上遇到的一乞者不见了，鼎公见到乞者总是会赠予的，鼎公也四下张望，终未见，不免有些歉然。鼎公是基督徒，王阿姨是佛教徒，夫妻俩一向乐善好施，形成习惯。对乞讨者施以援手，也折射出鼎公乐善好施的性情。 从后面看着拄着拐杖的鼎公大步前行，我想到他从青年时代就经历过抗战的大迁徙，用这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祖国的山河，抛洒过自己的血和泪，获取了宝贵的“生命体验”，并用艺术之笔将其真实地再现，以一个中国文化人的良知，演绎了一个热血男儿在血与火时代的生死歌哭。 熟悉喜来登酒店的美食家顾女士抢先定了四份中式套餐，鼎公的是红烧鳕鱼，王阿姨的是焖锅牛肉，我随顾女士要的是黑胡椒羊扒，另有西湖牛肉汤，鲜菌玉子豆腐，豌豆黄。饭菜很是精致，很是合乎大家胃口。鼎公的胃口也很好，可能也是多年军旅生活训练有素，一份套餐很快便吃得干干净净。我们四人都做到了“光盘”。 鼎公一边吃一边说，没有什么客套话，似乎都是他很想谈、我也很想听的话题。先是谈了基督教、佛教，鼎公信奉基督教，对佛教也很有研究。 很快谈到写小说，他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属《红楼梦》成就最高，“红楼”是复线结构，交叉着写人物和情节，“三国”与“水浒”就差了很多，“三国”里的故事，一个一个看着不错，就好像看放烟火，一个飞上天了，又来了一个，又飞上天了！互相没有内在的联系。不像“红楼”，一直穿插着进行下去……鼎公认真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他也出版过小说，不知他是否认真考虑过创作长篇小说？ 谈到身体，他说不想太长寿，不能走路了就不要活下去了，味蕾没有知觉了，也不要活下去……小孩子出生拍一拍，老年人去世摔一摔，老年人就怕摔，一摔就不行了，所以现在他很少应酬，很少出来。 我内心有一个问题，即鼎公为什么一直没有回祖国大陆、回家乡？但甫见鼎公，张不开口。其实，鼎公对家乡的感情真挚而浓厚。他在《中国在我墙上》中写道：“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读中国全图。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山东仍然像骆驼头，湖北仍然像青蛙，甘肃仍然像哑铃……”中国在他墙上，他天天看得见；其实，中国一直在他心间。 在《一方阳光》中，他描绘了厚墙高檐四合院的一个场景——“那一方阳光铺在我家门口，像一块发亮的地毯。然后，我看见一只用麦秸编成、四周裹着棉布的坐墩，摆在阳光里。然后，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小脚，走进阳光，停在墩旁，脚边同时出现了她的针线筐。一只生着褐色虎纹的狸猫，咪呜一声，跳上她的膝盖。然后，一个男孩蹲在膝前……那就是我，和我的母亲。”这场景，可以说融注了作者最深切的情感，因为作者“现在，将来，我永远能够清清楚楚看见”这一方阳光…… 缘于理解鼎公对家乡的感情，我给鼎公精心准备了见面礼——两盒他家乡的山东日照毛尖。我带着这两盒春茶，从加州的旧金山、洛杉矶，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再到美国东南部的纽约，这茶经历了一路的山山水水，经历了飞机、大巴的颠颠簸簸，也经历了初夏的热，不知这茶是否还是鼎公心目中家乡茶的味道？但这表达了我的心意和情感。 王阿姨的手似乎不是很灵活，她伸出蜷曲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已经伸不直了。她说，是多年剪花卉落下的毛病。我不明底细地问，是插花弄的吗？“插花？我是一直在花店打工，年纪大了，近两年才不做工了。”原来，鼎公夫妇并不富有，如今已七十好几的王阿姨过去一直在花店打工。说来也巧，2019年末我参加一次笔会，与一位自己开花店的女作家谈起花店，她满肚子苦水，她写作的散文《玫瑰刺》，描述了卖花女的艰难生活，犹如扎在身体里的一根刺，时常隐隐作痛，这种痛楚，可能会伴陪她终身。而王阿姨到美国后的工作，还不如这位女作家，女作家毕竟是自己开店，为自己打工，王阿姨是为人家打工，是花店雇佣的工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整理一捆一捆的鲜花看着简单，甚至还能勾起年轻人浪漫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繁杂的劳作，一些美丽的花朵是有刺有毒的，扎在手上是疼痛难忍的。王阿姨凭靠蜷曲的双手，帮助鼎公供养四个孩子上学读书。凭靠创作实力和勤奋，鼎公会有一定的稿酬，但他从来没有参与、配合市场运作，他没有回过祖国大陆，对华文图书最大的市场，他淡然以对。据我所知，国内的名作家，都早已过上小康生活，除却版税、片酬，还有讲课费、出席费；祖国大陆机构团体和企业家“追星”，引得海外名家也纷至沓来，出书、演讲和光临各种笔会、论坛，收获满满……而鼎公，连祖国大陆几次举办他的作品研讨会，都没有亲临，当然也不会有其他收入。可汶川地震、祖国大陆水灾的捐赠活动，鼎公却积极参与，不肯“缺席”，他捐出自己签字本书籍参加“义卖”，每每引发众人抢购，收入交由主办方捐赠。 近读鼎公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 2020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狠狠地撞击了人们原本平和、舒适的生活，社会被撕裂，人群被撕裂，灵魂也被撕裂。而96岁高龄的鼎公就生活于这场疫情的重灾区纽约，这不能不令我这个“粉丝”不时地念念想想，有时也将国人防疫的经验，尤其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张文宏医生的防疫语录发送给鼎公，除了介绍点防疫知识，相信鼎公也会喜欢张医生直率、形象而幽默的话语，希望在此际带给鼎公些许的安慰。 一日，我看到纽约文友转发的鼎公新作《这恐怖的威胁，不料晚年又经历一次》，我马上阅读，并推荐给相关选刊。“这一仗，人类的终极武器是疫苗，研制疫苗需要时间，这期间要死多少人？以血肉长城争取时间，犹如中国的对日抗战。生死之间，联想美国的乐透大奖，中奖的机会很小，比‘陨石击中的机会还小’，还是有人要去买奖券，他心里想的是‘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文章写于4月纽约疫情最严重之际，鼎公的镇定、智慧和幽默，可见一斑！ 疫情下的纽约，可以说“黑云压城”，而老人是病毒首当其冲袭击的目标。鼎公没有停下手中的笔，甚至更加奋力于华文文学的创作。这以后，我又在《光明日报》读到鼎公的几篇短文。 2021年春，从万能的朋友圈看到鼎公散文集《春秋花果》分享会的信息，我即刻加入进去。3月4日晚，当从手机听到鼎公那浓重的山东话时，我很激动，鼎公仿佛就在眼前侃侃而谈—— “今天如果有人说他要做作家，我不会问他有没有天才，我会问他是不是深深爱上了中国的文字？”“写作可能为名可能为利，也可能为了出口气，都有，都不长久，即使勉强维持下去，也不快乐。只有出于对中国文字的爱，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字形可爱，字音可爱，字义可爱，写作不过是文字的排列组合。”讲到魂牵梦绕的中国汉字时，鼎公的情绪进入了高潮，激情澎湃、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我的心绪也随之沸腾…… 当编辑多年，每每阅读作品、接触作家，我很是注意作品和作家本人显露出的“情怀”。有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的人，其境界自然“高拔”，心胸自然开阔，其流露出的真情，往往能撼人心魂！ 一个小时的“分享”，令聆听的读者激动不已，大家纷纷提问。 有读者问到鼎公对故乡最怀念的是什么？ “看到你提出来的问题，我就想起家乡那一片田地，野外的田地。那时候发生对日抗战，我参加过游击队做娃娃兵……土堆起来很高，长满了野草，那些都是我们天然的阵地，我很想念那些泥土。还记得在电影《乱世佳人》里头，一切随风而去，女主角费雯丽弯腰从地上抓起了一把土，她高高举起那把土，大声宣告，只要有土！” 我想到了鼎公的散文《土》，写的是一位患了“乡愁症”的游子，吃药、打针无济于事，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心一意要寻找丢失的装有故乡黄土的玻璃瓶子。找到了瓶子，终于“药”到病除。这人，尽管有些病态，但从他身上，折射出经历过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执着、坚韧的赤子之心，抒写出作者对故乡、故土的满腔真情。 俗话说：不疯魔不成活，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科学巨人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者，不乏疯魔之辈，唯有此等痴迷投入才能终成大器，成就大业。96岁高龄的鼎公，身居异乡，却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将生命融进使用中国汉语汉字的文学创作中。几十年笔耕，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魂牵梦绕的是中国汉字！ 源于对中国汉字的爱，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爱，对故土中国的爱，王鼎钧先生的作品和人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我坚信，王鼎钧先生作为卓越的文字记录者、创作者留下的作品定当传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融入传统，得以传承。一个葆有本色，葆有知识分子良知和品格的作家，一个大写的“人”，鼎公像一座大山般在我心中“矗立”着。 （作者：甘以雯，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