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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学术界，顾颉刚堪称能够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他曾听人说：“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虽然顾颉刚自认势力远不及前两人，但他周围也有大量追随者。1943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顾颉刚“得票最多”，“频作主席”，可谓众星捧月、风光无限。但随着1949年的政权鼎革，学术界也是改天换地，作为旧时代的大学者，顾颉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顾颉刚未获邀请。一个多月后，顾颉刚赴北平接洽复刊《禹贡》杂志之事，结果又令他无比失望。顾颉刚受到冷落的根源，在于与他此前与国民党的诸多牵连。其实，顾颉刚并不热衷于党务和政治，也不认同国民党，相反对国民党是失望甚至是厌恶的，他接近国民党是为了争取更多资源，实现学术抱负，推展学术事业。很多人不了解顾颉刚的苦衷，这使他一度倍感苦闷、压抑和无所适从。 正当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对顾颉刚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使他感受到党的温暖，一步步向新社会靠拢。1952年，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有关方面开始筹划将顾颉刚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工作。这里有一个细节。1953年12月初，顾颉刚与中国科学院尹达、刘大年会面，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当时，尹、刘询问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告以共有500万元（即500元）。于是有了顾颉刚要求到京后工资为500万元的传言。据说，周恩来总理一次会议上提及此事：“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一定要让他到北京来！”但顾颉刚得知后，坚持要按照规定，决不搞特殊，最终定为当时的最高薪200元。20多年后，顾颉刚忆起这桩往事，仍感慨不已：总理“对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体贴入微，知人善任。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北京的学术环境令顾颉刚向往，他于1954年8月抵京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到京后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不久就接受了中央安排的一项学术任务。1954年11月，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成立，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顾颉刚与翦伯赞、侯外庐、向达、尹达、刘大年、黎澍、金灿然、王崇武等为委员。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顾颉刚任总校对。5月，顾颉刚因工作过劳而病倒，这项工作后来由聂祟岐主持完成。尽管顾颉刚实际承担工作不多，但他已经开始获得党的信任和倚重，加入到新中国史学家的行列之中。 表明顾颉刚获得政治地位的是1954年12月受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为准备大会发言稿，他陆续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人意见，不断修改。12月24日，他在大会发言中对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了剖析：一直追求将宋代学者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清代学者精密的考据功夫合而为一，“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到底是在祖国的长期文化里自生自长的”；以后接受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第一个起来拥护他”，“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适所以能在反动政权的范围内以文化界领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于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最抱疚的事情！”发言完毕，周恩来即告曰“发言甚好，很清楚”。两天后在全体宴会上，“见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彭真市长，亦均谓予发言好，与周炳琳（枚孙）二人为最佳。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可见，顾颉刚由此大受鼓舞。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当时的中央精神引发强烈反响。顾颉刚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发言时称“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由此“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和期待”，并“希望我们知识分子的队伍能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有计划的组织之下，大量发挥潜力，在十一二年之内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 1956年，顾颉刚参加政协组织的两次调研活动，进一步增加了他对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信心。一是考察东北三省工、矿、农、林各方面的建设，足迹遍布十二市九县镇。顾颉刚目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内心无比兴奋，由衷感叹道：“想望了卅多年的东北，这回到了，而且看得这般地满意，这不能不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厚惠！这真是无比的政治待遇！”二是调研广西五市五县的农田水利建设。这次调研催生了顾颉刚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广西的生产潜力和将来开发的途径》，“发言稿约八千言，恐是全体发言中最长之一篇。篇中字斟句酌，费了九天功夫”。顾颉刚以文史学者的身份跨界探讨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可见其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热情之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像一阵和煦的春风，给文艺界和学术界带来了活力和生机。1957年4月17日，病榻上的顾颉刚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他表示热烈拥护“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对如何贯彻这一方针谈了看法。首先，学术问题的讨论，必须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不能“围剿”，“‘围剿’对开展‘百家争鸣’妨碍很大。它会使很多人有话无处说，或有话而不敢说。”其次，必须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最后，要创造客观条件，如保证六分之五的工作日进行科学研究，充分利用图书资料，配备助手等等。 经过几年来思想上的磨炼和锻造，顾颉刚已发生了很大转变，用他自己话说就是“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1959年3月，顾颉刚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做《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的发言，谈到来北京后“一个运动紧接着一个运动，得不着充分时间从事研究”，心中非常苦闷。反右斗争中“称我辈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两个范畴，并作严厉的批评，我又起了反感：觉得政治思想固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别，至于客观性的科学则并不因人的阶级而有不同，何必一起加以否定。”顾颉刚的发言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苦闷心境，“甚得周总理注意”，“谓甚诚恳”。周总理在大会闭幕后的茶话会上对顾颉刚说：“你谈得很好。你并不老嘛！” 这年5月，全国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顾颉刚任副主任委员，周总理亲嘱其撰写经历的往事。在庆祝委员会成立的宴会上，总理让顾颉刚坐在他的旁边，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边谈还边给他夹菜。总理询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拍着他的肩膀亲切地说：“近代史方面的工作，现在有这个委员会来做了。古代史方面，要做的事还很多。郭老事情忙，我希望你能多写多做一点。” 1962年2月，顾颉刚到从化休养，从刚在广州参加了“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医学专家侯宝璋处了解到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内容，他深受触动：“政府如此开诚，知识分子自可安心发挥所长，以裨于建设社会主义。”3月，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时，又听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所作报告之传达，“知我辈已脱‘资产阶级’之帽，而将加‘无产阶级’之冕，数年来所受歧视当可随以解除矣”。 不久之后，顾颉刚后被安排至中华书局工作。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刘起釪、林剑华、李民等学问根底扎实的学者从各地调到京协助顾颉刚整理《尚书》的工作。受此关照的鼓励，顾颉刚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涨，加紧进行《尚书》整理研究。 “文革”开始后，顾颉刚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名遭受批判。由于上级指示，顾颉刚受到一定的保护。1970年国庆，顾颉刚受全国政协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具有政治象征意义。1971年4月，北京召开的出版会议上提出了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当日周恩来即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他并说，此事要与顾先生商量。顾颉刚“听到这一指示，兴奋、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自4月份以后，对顾颉刚逐一落实政策，1972年他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顾颉刚从此得以恢复工作，直到1980年以87岁高龄在他钟爱的学术岗位上走完了辉煌的一生。 从旧社会跨入新社会，学者只有经过学习、改造，才能真正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顾颉刚清醒地认识到：“特我辈自旧社会来，不能无旧社会之习气，非施改革则步伐不齐，是以不惜用严厉之手段以为教育。”他还表示，“解放以来，情移势易，甚欲随先进之后从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端正治学之方向与方法”，“纵然我不能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至少可以跟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足迹而前进”。不过，这种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转变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而是要经历一个艰难羽化的过程，其间既有重获新生的兴奋和喜悦，也伴随着痛苦和彷徨。 多位中央领导对顾颉刚等知识分子的直接关照和保护，极大拉近了党与知识分子的情感距离，有力纠正了具体政策执行中产生的偏差，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以专业成就报效国家和社会。 （作者：陈峰，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