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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是现代进步思潮的先驱者和语文现代化的倡行者。130年前（1891年），陈望道出生于民族危难之际，自幼立志，为救国救民、振兴民族而奋斗终生。自戊戌变法时代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救国必须启智，启智必须兴教，语言文字是教育的基础。自切音字运动以来，几代知识分子接续努力，为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开辟道路，砥砺前行。 在语文现代化的过程中，陈望道发挥了开创性、引导性作用。他和当时许多青年学子一样，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革命救国”的心路历程，最终确立了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学术志向。他深刻认识到，语言文字与思维表达、语文生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确地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渐进步，趋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确和适当。”同时，他把研究和解决语文问题作为民族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责任和担当。他说：“我们认定语文建设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部门，而且是一个基本部门。这个部门的建设工作做得有成就没有成就会得影响别个部门建设工作的容易不容易，甚而至于可能不可能。” 陈望道从事语文现代化事业，从1918年发表《标点的革新》起，直到辞世，长达六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文化运动到大众语运动之前，致力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民族语言共同化和言文一致作探索；第二阶段，大众语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致力于建设民族共同语、建设新文体、提倡汉字简化、推动拉丁化新文字；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新中国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作出重要贡献。 陈望道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这里从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和注音字母化四个方面阐述。 第一，推动语言的共同化。这是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即民族共同语标准的确立和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陈望道做了许多理论探讨。1921年起，陈望道就研究吸收方言、外语、欧化等问题，长期关注研究现代汉语规范化。在1934年大众语讨论中，他明确指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大众语的目标，是实现三种统一：语言与文字、笔头与口头、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普通话正式确立前，对民族共同语的形式、内容、性质和功能的全面而科学的说明。 他辩证地看待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普通话一定不是“各种方言土语的折中”，而是“流行最广的一种土话方言。它的底子本来就是土话方言，不过是带着普遍性的土话方言”，即提出汉民族共同语存在基础方言的重要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普通话的发展方向，“普通话可以更迅速地形成普通充实活现的公共语，可以赶快获得可以扬弃了一切土话方言的资格。”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确立普通话科学表述和规范作了重要贡献。1955年10月，陈望道在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时提出，将“普通话”的定义表述为“以北京话为标准”，有逻辑错误。按照这个说法，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定义恰恰“取消了”普通话。其意见为中央所重视，紧急召集专家会议，讨论修改。会议最后确定“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汉民族共同语”。随后他参加“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进一步阐述普通话定义的正确性。 第二，推动文体的口语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创新的文学、新的文化。陈望道得风气之先，于1920年8月，成功运用白话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陈译本《共产党宣言》能在华夏大地广为传播，正是得益于翻译用语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白话文兴起的当时，社会迫切需要对白话文的写作加以引导，为此，陈望道从实际出发，撰写了《作文法讲义》（1922），这是中国第一部讲解白话文作文法的专书。后又为助力新文学运动和语文新发展，“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撰成《修辞学发凡》（1932），成为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地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 陈望道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反对“文言复兴”，进一步改革白话文，组织和发起了“大众语运动”。他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大众语论》《文学和大众语》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明确指出“大众语”必须“语文统一”。“这合一或统一的程度还不止所谓文字‘明白如话’就算，必须慢慢做到写的文简直就是说的话一个地步。”“将来大众语文学的基本形式一定就是用语作文，而语又就是大众的语。用语作文便是文和语不相分离，便是‘语文统一’。”这也是对语言文字的社会属性、交际功能的阐发。与此同时，在《太白》杂志上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形成一股新风，为大众语的写作做了探索和尝试。这是“文言”与“白话”争论的最后一仗，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提倡文言的社会潮流，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 第三，推动文字的简便化。陈望道是汉字简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主张文字要改革，但不赞成废除汉字。对于汉字运用要求“简写简印”，主张把“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在各种正式的文章上用起来”，“使得写也便利些，学也便利些。”他提出汉字使用的三原则——“简（笔画简单）、便（书写顺便）、明（明白易认）”，这也是文字简化的科学原则。 1935年，陈望道组织200多位文化人士和15家杂志社联名提倡手头字（简体字），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并在他主编的《太白》刊物上率先使用。在当时广泛的社会反响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然而次年就“夭折”了。“手头字”的历史成果最终为新中国的简化字所吸纳。 在文字形式的改革之外，采用新式标点、实行横式书写，也是陈望道很早就提倡的：1918年撰写《标点之革新》，1919年致信《新青年》，发表《横行与标点》提出汉文横写的新要求。他指出传统书写“文不加点”带来的明显缺陷，并指出标点革新比起文字改革更应先行着手：“文字本身究宜改革与否，关涉綦多，不易猝断。……则革新标点，其事又重且要于革新文字者矣。”而“革新标点，有宜先定者一事，则文字之纵横行是也。”这无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标点和横行现在已习以为常，而当时的倡议则是一项重大而艰难的革新。 第四，推动注音的字母化。卢戆章揭开了汉语拼音和注音识字的帷幕，后来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绠走出了一大步。然而，前者的半汉字符号和后者的过于专业化都不利于人民群众学习掌握。拉丁化新文字在工人扫盲中应运而生。陈望道大力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和使用，是汉语拼音化的倡行者。1935年他同683位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至抗战时期，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日寇侵略，他到难民所开展扫盲、普及教育，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教学积累了历史经验，更是为汉语拼音推广培育了群众基础。同时，陈望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首次考索了明代以来汉语拼音文字的历史和理论，撰写成《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他自己也研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并参与拟定《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他在《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一文中对拉丁化新文字在中国的成因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一是因为文章上复音字的加多，二是要使大众都能很快地知道文章的内容，三是我们对于文字记音的精密化的结果，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汉字进步的结果。同时也纠正了文字改革中废除汉字之类的提法。 1957年末，根据周总理指示，他组织并主持上海文化界人士讨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归纳了同意采用拉丁字母的两个原因：一是历史基础，用作汉语拼音字母历史长、传播广；二是群众基础，是世界最通行的字母。同时明确表示该方案只是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方案，不主张废除汉字。这为后来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了准备。同时以上海语文学会的名义举办了“汉语拼音展览会”，向公众宣传、推广汉语拼音，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陈望道认为语文改革和建设既是广泛的社会运动，也是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展现了“经世致用”的学人品格。为此，他开展了大量社会活动，尤为突出的是，1939年11月，在敌伪横行的“孤岛”时期，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名义举办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最后一课”的爱国主义教育。 语文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工作和先导工作。陈望道是“语文改革的先驱，语文建设的巨匠”。他的业绩和精神将烛照我们继续前行。他曾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新事物、新工作、新思想、新生活层出不穷。语文的表达能力，应该同这个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相适应。一定要充分表达这个时代的一切。”语文现代化就是要使语文适应新时代，表达新时代，推动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潘佳，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复旦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