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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树森（1906-1989），北京城长大的山东人，著名的元曲专家、语文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旧中国在国立编译馆任职。做了大半辈子编辑工作，但其鼎鼎大名却来自他一生的业余爱好——元曲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史无前例地整理和校勘了元曲作品，并校点了所有今存元人编的散曲集，还持续对元曲创作进行了理论研究，代表作为《全元散曲》（1964）、《元人散曲概论》（1982）、《古诗十九首集释》（1936）等。由于隋树森长期搞创作、做编辑，编的又是教材，所以其概括和表达凝练而且通俗。对此，曲学界评价甚高，所谓“卓有成就”“空前成果”“造福学林”“劳苦功高”等，便是其中的关键词。这也再次证明了为他人作嫁衣的默默无闻的编辑，找准方向、坚持努力，也能成就大学问、大事业，就像大学教授边教学、边研究一样，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一点上，他的人教社同事、另一位资深编辑王泗原（1911-1999），可与之媲美：工作之余长期钻研楚辞，先作《离骚语文疏解》，后集成为《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倒古人”（张中行评语）。 隋树森何以成为一方栋梁之材？ 志向远大、目标明确、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笔耕不辍、严谨认真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才所共有的要素、众所周知的道理。走近隋树森的人生历程，观察其治学之道的几个关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新的感悟。 学术路，始足下 万丈高楼起自平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隋树森能够成为优秀编辑、著名学者，与其青少年时期的远大理想、刻苦学习，特别是创作研究分不开的。这是其学术之路的第一步，可谓也是其治学、成才之道的首个要诀。 1920年，隋树森开始在北京师范学校（六年制）读书时，国文教师王浩就发现他的文学天赋，并鼓励他只要努力可以成为小说家。他最爱读的课外书是《西厢记》，很喜欢每折附有的精细的工笔插图，并为其中清新美丽的绝妙好辞所打动，尤其是书中写景的那些曲子，他一看都能了解，也都能感觉到它的美。看完之后，便专读它的曲子，还常常与一位也极喜欢此书的同学交流感想，甚至互相比赛着吟诗背诵，都十分入迷。这也成为其后来一生倾心研究元曲的源头。 隋树森的学业不同凡响：除了成绩好、爱读书、学日语之外，还深受新文化运动和语体文的影响，创作发表了多篇白话小说、诗词和杂文。后来，他从事中小学国文教学和文史编辑的职业，并走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条道，都是在读师范的时候打下的基础。 隋树森在师范边读书、边创作的学习方式，一直延伸到他的大学时代。1928年，在北京师范附小当过两年教员的隋树森，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之余，他便开始翻译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并于1931年出版于世界书局，还撰写了小说《爱的收获》与论文《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分别连载于《国闻周报》上。我们发现，包括隋树森在内的许多优秀学者，都在读大学或青少年时期热衷于研究和创作，几乎成为他们成材的必由之路，对其一生的工作和治学又极大助益，这很值得当下高等教育者深思。 择专业，定方向 成功贵在坚持不懈，但要旨在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亦即做适合自己或自己喜欢的事。隋树森一开始并非倾心于文学史，而是志在当文学家，并经过一番努力，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但最终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当小说家的料，于是便改弦更张、另辟蹊径，选择了更加适合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而又选择了更为明确的元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隋树森1932年从北京师大毕业后，在老家山东做了五年的中学和师范国文教员。任教之余，一如既往地翻译了三部日本汉学家的文学著作：《释迦生活》（世界书局1931）、《毛诗楚辞考》（商务印书馆1936）、《中国文学概说》（开明书店1937），又结合教学工作出版了自己编写的三本书：《文学通论》（元新书局1934）、《国学要提简答》（元新书局1934）、《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36），还在《东方杂志》《读书中学》《青年界》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和论文。其中，《古诗十九首集释》集历代各家注释，颇为详尽，分考释、笺注、汇解、评论四卷，全方位地揭示了古诗十九首的文献与文学价值，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可谓“此类研究集大成之作”。正是因为编纂了这部著作，也促使隋树森开始反思自己多年创作道路和研究方向：是当小说家或散文家，还是做文学史？ 一方是当作家，创作小说，一方是学者，研究古文，都是文学行当，好似从一间房到隔间的另一个屋，但趣味已不相同，身份和思维方式也有差异，其实是一次并不容易的抉择。 “七七事变”后，隋树森辗转多地，最后到了重庆，应聘为国立编译馆馆员（编译），并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其间，一方面，其职业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开启了后半生的编辑生涯；另一方面，其学术方向进一步细化，即从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到明晰为更加具体的元曲研究。 这种学术领域的分化，如同其转型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不断研究，特别是翻译日本汉学家有关著作的过程中逐步发现的。在重庆期间，隋树森也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史类的著作、杂文、评论，如《中国文学概说》（译著，开明书店1938）、《张巡》（商务印书馆1940）、《中国文艺思想》（译著，文通书局1944），以及《注音符号小史》（1940）、《读中国民族文学史》（1944）、《瞿式耜与其民族诗》（1945）、《诗文书画论中的虚实之理（上下）》（1946）等文章。同时，又创作了更多的关于元曲或曲学研究的论文和译作——除了翻译青木正儿的《元人杂剧（序说）》（开明书店1941）、盐谷温的《元曲概说》（商务印书馆1947）及其论文《元人杂剧现存书目》（1940）、《北曲之遗响》（1947）等，又在《东方杂志》《文史杂志》《新中国月刊》《文艺复兴》和《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东墙记”与“西厢记”》《读曲杂谈》《读曲续志》《读曲杂志》《民族文学汉宫秋》《关汉卿及其杂剧》《元曲作家马致远》《关于南戏子母冤家》《关于南戏生死夫妻》《北曲小令与词的分野》《嘉靖本旧编南九宫谱》《秋润文集中的元代曲家史料》等文章。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戏剧和小说的研究，多所创获，而青木正儿和盐谷温正是这方面的杰出学者。可以说，隋树森正是在翻译他们的戏曲论著的过程中，亦逐渐对元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由此开始展开元代散曲和杂剧的收集、整理和编校工作。这又是隋树森治学之路和专业研究方向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也是“一间之隔”且转移的“房间”越来越小，但看到的风景却更加精致，也更显功力和能耐。至此以后，隋树森便笃定目标，专攻元曲，一往无前，再无改变。 编教材，辑元曲 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过，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育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研究型的教师有“两重趣味”。做编辑的也有这样的好处，工作与看书、编辑与研究完全可以打成一片，也同样有“两重趣味”。过去，在大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做编辑的一大批学者、名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先说正业——当编辑。国立编译馆附设于教育部，馆长由部长兼任，是国民政府编审教科书与编译学术著作的国家机构，起初在南京时期就专家云集，搬到重庆后因人才西迁而扩充，更是名人荟萃。即便像隋树森这样的青年才俊，也只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编译。虽然他做了不少工作，如审查当时各书局编出的中小学教科书，审订学术名词的汉译名，编译一些一般用书等，但都是不署名的基础性、日常性的编辑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志向远大、目标明确的隋树森自然是不甘落后，不甘平庸，他博览群书，辛勤耕耘，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编译能力和文字水平，另一方面又勤勤恳恳地进行研究创作，朝着自己选定的学术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隋树森在人教社初期担任过多年的书稿检查科科长。这个机构负责教材的印前审读，主要把内容和编校质量关，具体检查书稿中专名、译名、学术用语、引用数字是否正确和一致，检查插图和正文是否符合，检查语法、标点、文字体形是否正确，并核对引文是否有误等。他对这项工作是相当认真负责和严谨细致的，如1954年人教社内刊《编辑工作》发表其文章《高中课本“中国近代史”稿本的检查》，发现“这部稿本史实的错误很多，科学性相当薄弱”，有的把年代搞错了，有的把条约内容搞错了，还有把史料读错的地方。其中语文方面的问题就有160余处，还有引文错误18处，体例、译名、地图问题80余处。当时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初中中国历史》（汪籛等编）、《高中中国历史》（邱汉生等编）和《高中世界近代史》（李纯武等编）都在“前言说明”中提到：“本社隋树森同志对本书进行了检查。”记得前几年，我代表社里去看望人教社离休老编辑刘国正先生，他说他在中语室编教材时，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怕的”，就是隋树森及其负责的检查科挑毛病、找问题，至今都烙下深深的“印记”。 1957年6月17日，隋树森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当天记载：“八点半始，与中语室诸君讨论文学课本之注释。社中之检查科近已撤销，隋树森君自检查科转入中语室，今日亦来参加。”由《叶圣陶日记》可知，这一段时间，他们主要讨论的是中学文学课本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桃花源记》《捕蛇者说》《核舟记》《公输》等古文的注释稿。为了配合教材使用，隋树森在《语文学习》《语文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信陵君列传〉译文》《王盘的〈朝天子〉二首》《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和〈夜行船〉套数》《纪念元代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墨子〉：〈公输〉》《不要故意写长文章》等文章。1958年，中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改革实验停止，隋树森便投入新的初、高中语文课本及其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后又参与了1960、1963年两套初、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为了配合语文教材使用和改进文言文教学，隋树森负责编写了有名的《古代散文选》（上中册，人教社1962、1963），又与张中行、周振甫、胡念贻等合编了《古文选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还独著了《常用字典、词典和检字法》（北京出版社1964）。这些书对当时的中学教师和青少年读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革”期间，人教社被强令解散，隋树森与许多教材编写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后，已退休的隋树森被人教社返聘为特约编审，帮助中语室（负责人刘国正、黄光硕）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具体负责修订再版上中册《古代散文选》，并完成下册的编写工作。 再说说副业——元曲研究。隋树森长期在人教社做文史编辑，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他业余时间收集、整理、编校和研究元曲提供莫大的助益。从50年代开始，他便广搜博览，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的《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1957）、《朝野新声太平乐府》（1958）、《梨园按试乐府新声》（1958），以及《元曲选》（4册，1958）、《元曲选外编》（3册，1959）、《全元散曲》（2册，1964）。同时，还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增刊》《语文学习》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其中，他从各种元曲版本中选出62种明人臧茂循《元曲选》所未收录者，编成了《元曲选外编》（戏剧），为研究元杂剧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尤其是《全元散曲》网罗元曲作家二百多人，收入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不计残曲），题材各异，内容丰富，收罗详备，校勘精审，可谓迄今最完整的元散曲资料集，对于研究元代散曲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隋树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1年，得知中央作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年近80的隋树森很兴奋，表示愿意为古籍整理工作尽微薄之力。他认为，整理古籍，标点、注释、译文言为今语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没有人做这些工作，古书必然越来越无人能读、能懂。耄耋之年，他仍心系元曲，著有《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类聚名贤乐府群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元人散曲论丛》（齐鲁书社1986）、《张凤翼戏曲集》（合作校点，中华书局1986）等。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