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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思想史上仁、孝观念及其关系 孔子之前,仁、孝观念都有了，相应地“孝”观念可能比起“仁”来更早一些。《尚书·金縢》载周公自谓“予仁若考”，这是现存典籍中“仁”字的最早出处。《说文解字》：“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注云：“古老、考、孝本通，金文同。”说明故事“老”即“考”字，也即“孝”字。“予仁若考”意思是说我抱着仁心孝敬祖先，仁就是孝。显然，早期仁的内涵就是孝敬祖先、亲爱父母。从儒家伦理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来看，孝为仁之源。“在宗族共同体的范围内,最重要的德行是‘孝’，……后来的‘仁’德甚至是从‘孝’的观念发展出来的。” 孔子以孝释仁，寄予复兴礼乐的诉求；以仁释孝，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仁”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贯注于诸德之中并统摄诸德、高于诸德的。《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提到孝的地方有19处，而说到仁和孝的关系的地方，把有于和曾子等弟子说到仁和孝的话除外，只有一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里显然是把孝放在为学的第一位，而“仁”是指仁人而言，但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说仁与孝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其“平日所言之仁，则即为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人之令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原泉，在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之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孔子以孝统摄诸行。”按照孔子的意思，仁是最高的德性,贯注于诸德之中并统摄诸德，在人则是完全人格的代名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对于这样至高至大至善的“仁”个人怎么去体认实行，以最终成就圣贤人格，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目标，则是一个功夫论、方法论的问题。孔子的基本思路是从简捷切己的孝悌入手，“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即以百姓日用的途径渐次深入仁的本质，下学上达，成就圣贤人格，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这就是说，孔子一方面以仁统摄诸德，另一方面以孝统摄诸行，构成了仁孝关系的二元和合结构。 在思想史上第一次直接论及仁、孝关系的是有子。《论语·学而》篇载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名若，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因为《论语》有可能是有若等人的弟子编撰，所以称呼其有子。此话虽由有若所讲，但整体上是符合孔子和儒家思想的。 由有子所提及的仁与孝的关系问题，历代都有人以此为话题进行阐释、展开讨论。在先秦，人们把孝悌视为仁之本的思想很普遍。《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二。”指出“仁”有亲密的含义。而人最亲密的莫过于亲人，因此，“仁”施爱的对象就必然从最亲密的家人开始。又《晋语·国语》云:“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郭店楚简以“孝”释“仁”，以“孝”作为“仁”的根本特征和最高表现。《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施，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圣王，他们爱亲尊贤，以仁义行。特别是舜的孝行广为传颂，体现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 《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这里的“本务”就是“务本”，显然来自于有子。又云：“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这些都以为仁本于孝悌，应该是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说的推论。若是再加推论，便可构成“孝先于仁”或“孝重于仁”的命题。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君鬼（怀）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也。”邢昺《疏》引郑玄《论语注》说：“孝为百行之本，言人之为行，莫先于孝。”这是强调孝为伦理道德之本，为人百行之本，也是为政理民之本。 曾子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孝道派，将孔子的孝观念在内涵上加以无限扩充，全面泛化，使之几乎囊括了作为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所有行为。《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云:“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蓓官不敬，非考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考也。”又云：“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本教”是什么？就是指孝道之教。“孝”本来就与“教”有渊源关系，卜辞中就有“教”字，据宋戴侗的《六书故》说，即是“孝”字。“教”字《说文》解释为“上所行，下所效也”。林语堂认为：“‘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攵’，意思是‘使……孝’。”《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之本，教之源，故称为本教。在孔子思想中，仁、义、忠、信、礼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德目，而曾子以孝统摄了这些德目，成为一切高尚品行的内在依据和必要前提，是实现一切善行的源泉和根本。《孝经》一般认为是曾子学派的作品，《开宗明义章》以孝为“先王至德要道”，“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把孝的地位与作用推到极致，成为儒家极其重要的经典。 二、汉唐儒家对仁、孝及其关系的讨论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董仲舒对儒家孝道进行了哲学论证，《春秋繁露?立元神》云：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河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 按照董氏的意思，孝悌源于天，是“天生之”，这就为孝悌找到了天道的依据。虽然他提到的是天地人三才之本，但最根本的“本”还是“天”，而孝悌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明主贤君就要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以奉天本。 汉人“以孝治天下”,孝悌之道成为汉代社会家庭伦理的核心，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尊敬、赡养、安葬、祭祀父母，蔚然成风，两汉成为孝子辈出、孝行兴盛的时代。汉代除了五经以外，逐渐把《论语》《孝经》升格为经典。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在教授“五经”的同时，也教授《论语》、《孝经》。匡衡上成帝疏云:“《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孝经?钩命决》载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当时蜀郡学宫，执行的“七经”教育，《论语》和《孝经》即在其中，与“五经”具有等同的地位。在汉代，《论语》《孝经》是通习儒家经典最基本的读物，也是汉代幼童学习文化知识的启蒙课本。故汉代士人，幼而通习《论语》《孝经》者习以为常。我们知道，《论语》的核心价值观是“仁”，《孝经》的核心价值观是“孝”。经学日成为构建汉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来源，仁、义、礼、智、信等成了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后旨归。在这种情况下，“仁”与“孝”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 《后汉书?延笃传》载延笃讨论仁孝关系的一段话就是针对“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进行论析辩白的，全文如下: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加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已。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在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 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他认为，当时关于仁孝关系的讨论“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弄得人们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延笃在二分化对立的观点基础上,试图提出调和两说的意见,认为仁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不一定非要分个轻重先后。如果非要区分，他指出“孝在事亲，仁施品物”，二者的不同只在于它们是对人不同方面的道德要求，孝道主要是侍奉双亲，“事亲则德归于已”，侍奉双亲属于个人的事情，“于己则事寡”，所作所为仅仅局限于家庭的有限的事务。而“仁施品物”，仁道主要是泽及万物，“施物则功济于时”，泽及万物则经邦济时，功业广大。所以仁道远大。但远大之仁道则必有其根本，此即孝。故说：“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孝为仁之本，仁人要造就广大的功业必须从亲而小的孝行开始。如果非要比较二者的优劣，仁为大而孝为先：仁以枝叶扶疏为大，离不开本根的养育；孝以心体本根为先，离不开枝叶的繁蔚。由此可知,延笃认为仁孝都是德目的一种,也都是儒家之道不同层面的呈现,想建立一个全面且周延的说法,以平息仁孝先后论的争论。 延笃的看法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到了魏晋伴随名教与自然的讨论，仁与孝的关系问题还在不断地被人们讨论。曹植《仁孝论》曰:“且禽兽悉知爱其母,知其孝也。为白虎、麒麟称仁兽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远。”孝子只把爱给予近亲,有仁爱的人则把爱给予众生。显然他以为仁重于孝,这与汉人思想已不尽相同。《晋书》卷三十九《荀顗传》载荀顗“性至孝，总角知名，博学洽闻，理思周密。……与扶风王骏论仁孝孰先，见称于世。”他们直接的讨论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至少说明魏晋时期仁与孝关系问题仍然是大家热衷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针对有子“其为人也孝弟”章，何晏《论语集解》云：“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解“本”为“基”，孝悌既是仁的基础，因此，行孝悌自然能成就“仁道”，可见其倾向于孝悌是仁的根本。皇侃《论语义疏》云：“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为本，则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举仁则余从可知也。……王弼曰：‘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以孝为基，故诸众得悉为广大也。”值得注意的是皇侃引王弼“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此二句的新颖之处在于“自然”二字。所谓“自然亲爱为孝”，意指“孝”为自然情感，而非强制性的伦常规范，显然是针对统治者推行名节礼教，造成虚伪孝道的现实，挖掘孝道背后的自然亲情，在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潮下强调孝爱出于自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所理解的“自然”，指与六经、礼法相对立的、不加人为修饰的人的真实本性，以此来否定现实中违反自然的假名教。他虽然居丧不守礼节，但竟吐血数升，哀脊骨立，故本传也仍然称他“行至孝”。郭象在向秀的学术基础上“述而广之”，作《庄子注》，其核心思想“名教即自然”，对名教与自然之辩做出了总结，使孝道返归于最初的自然之情。玄学家如此看待“孝”，显然与汉代以来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 总之，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对于仁孝关系汉魏时期主流观点是以孝弟为本，仁道在孝弟之后才能成就，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 三、宋明儒家对仁与孝问题的深入论证 宋明理学家便注重仁与孝问题纳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把“仁”向形而上学层次发展，展开了“仁”与“孝悌”关系讨论的新维度。 针对有子的话，程颢首先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按照程颢的解释，“为仁”就应该理解成“实行仁”。这就从伦理道德实践的角度指出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但不是仁的根本。那么，仁的根本是什么？程颐做了回答。据《二程遗书》卷一八载，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程颐首先否定了“由孝弟可以至仁”，而认为行仁是从孝悌开始的，但这只是实行仁道的一件事而已。因此，说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但是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就不行了。程颐是将孝弟作为体用结构上的发用来理解的，但孝弟在发用中也只是部分，不是全部的用。那么，超出了的人伦关系如何去处理呢？那些关系体现出来的仁的发用，跟孝弟是什么关系呢？朱熹《论语集注》注释《学而》有子那段话时引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这就在文本基础上对仁与孝悌的关系进行了仔细分析，有了新的扩展，提出了“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的仁孝关系说，对此朱熹赞叹说：“此言最切，须仔细看,方知得是解经密察处。” 朱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更细致清楚的论述。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注释有子“其为人也孝弟”章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朱熹所谓的“根本”是指仁道，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一种先验的道德理性，是万善之源；所谓“仁道至此而生”，就是说“仁道”要由孝悌开始，并不是以孝悌为“仁性”之根本。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把孔子以来以爱人为基本精神的仁学发展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爱之理，心之德”就是对“仁”的一种形上层次的诠释。 《朱子语类》卷二十载有人问:“孝悌谓仁之本?”朱熹曰:“论仁,则仁是孝悌之本；行仁,则当自孝悌始。”这句话带有纲领性，朱熹对仁与孝关系的论述主要以此展开，将仁孝的道德哲学转变为道德践行，在道德践行的角度对孝、仁关系作阐发。所谓“论仁，则仁为孝弟之本。”是说仁是人的内在本性，孝悌只是人本性的外现。他说：“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如水之流，必过第一池，然后过第二池， 第三池。未有不先过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孝根源是从仁来。仁者，爱也。爱莫大于孝亲，于是乎有孝之名。”朱子认为：“仁”是终极的“本”，在此“仁”本之上“更无本”了。“孝弟”是从“仁”里面发出来的，有“仁”始有“孝弟”，无“仁”则无“孝弟”，也就是说，心性才是根本，孝悌只是枝叶。人具有孝悌之心，则自能行孝悌之道。他还从理事关系的角度说：“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后有是孝弟。”理事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发出来底。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论行仁,则孝弟为仁之本。如亲亲,仁民,爱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须先从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这就是说，仁是理、是性，是形而上之体；而孝悌是事、是形而下之用。这样，朱熹以本末、理事、体用等对应范畴对仁与孝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发。 所谓“行仁,则当自孝悌始”，即行仁来说应当从孝悌开始，也就是说孝悌是行仁的根本。他说：“爱亲爱兄是行仁之本。”“人若不孝弟，便是这个道理中间跌断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来了，所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弟为仁之本”是指孝悌是实行仁道的开端，故为“本”，这实际上与传统孔孟的观点接榫了，孟子就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亲亲”而开始爱天下人，进而爱天下万物。《礼记·祭义》中说：“立爱自亲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说：“善必自内始”，所谓“自亲始”、“自内始”即从亲爱父母、从家庭之爱开始。所以，朱子在这里是发挥了传统儒学的仁孝观。 王阳明作为心学家在思想上与朱熹有诸多歧异，但在这个问题上则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总之，在朱子、阳明看来，“仁理”是“根”。但这个“根”要有一个“发端处”，要有一个“抽芽”处，“孝弟”亦即“父子兄弟之爱”即是此“发端处”，即是此“抽芽”处。人们如果像墨家兼爱所说的把自家父母兄弟看得如同路人一样，“人心生意”就难以生发，就像中间跌断了一样，“仁民”、“爱物”便无法承接下去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只有此“孝悌”之根深，“仁理”才能从里面生发出来，才能有“仁民”、“爱物”的枝叶繁茂。 徐复观肯定宋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他说:“宋儒不满意汉儒仅从人与人的关系上去说仁，乃将仁转到内的实践上去，而极其量于以天地万物一体，比较上是与孔子的精神为相合。”也就是说，宋儒把“仁”看做是超越的形而上本体，一方面把“孝”统属于“仁”本体意蕴之中，另一方面强调孝弟为行仁之本借以彰显仁的道德实践性，是符合孔子的基本精神的。 总之，程朱对仁孝关系有繁复的论证，形成了结构性的理解，带出了理学的理论框架，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创见和发挥，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陈来先生把程朱的仁孝关系概括为：“仁的本性是孝悌实践的根源，而孝悌是实践仁的本性的开端。”我的理解是：从纵向“仁”的生发和推衍来说孝悌是根本，或者说前提与开端；从横向的层次和结构来说“仁”是“孝悌”的根本，或者说精神与实质。 结语 仁作为本体论范畴从孔子开始经过历代大儒的不断发挥已经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涵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概而言之。广义的“仁”几乎包括了儒家伦理的所有德目，可以视为是全德之称，儒家所标榜的一切美德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仁”；狭义的“仁”乃是与义、礼、智、信等并称的具体德目，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而这种道德情感主要体现在亲情方面，就是“孝”。“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与基础，被称为百善之先，诸德之本，百行之始，教化之源，是道德修养的根本，是道德实践的起始。中国思想史上对仁孝问题的辨析、讨论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交错、渗透，主要是讨论人作为本体论范畴与孝作为行为论范畴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横向的思想结构内部的关系，更是纵向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纵横交织，形成了仁孝关系辨证发展的思想脉络。总的来看，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不同时代凸显，主要是因为仁与孝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学术地位，与在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性。仁与孝同根同源，难分难解，如果说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道德核心，孝则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伦理基础；仁在天道性命的形而上层面而又统摄百姓日用的形而下层面，孝则从百姓日用的形而下层面上达天道性命的形而上层面，这样天道性命与百姓日用、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伦理核心与伦理基础，所谓传统中国思想的体用、本末、先后、总分等相互融摄、相互包含，形成了相辅相成、相维相济、互为支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而独特思想结构形态，充分地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知博、体大、思精、蕴深。 在中国历史上，仁孝同修成为儒家道德实践重中之重，仁孝并举成为评价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的最高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仁孝的文化。仁孝文化乃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今天，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和愚孝的批判，剥离了其中的腐朽落后的东西，清理了其中违背人性人情的东西，应该更好地弘扬仁孝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孤立，需要弘扬仁者爱人的精神。但是，这一精神的弘扬，要从最基本的血缘亲情开始。儒家仁孝思想在血缘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形成了同心圆的层递扩展特征，这是符合人类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逻辑次序的，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世界。 今天，一些地方成立仁孝文化促进会，建立仁孝讲堂，向群众讲解仁孝国学经典，开展以读仁孝书籍，写仁孝书法，唱仁孝歌曲为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发掘中国传统的仁孝等生动鲜活的故事，让人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以仁孝为荣、仁孝为美的良好社会风尚。对仁孝文化的提倡，无疑应是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