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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发表于《人民政协报》2013年12月2日版。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正本清源，对“中庸之道”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从“礼”“刑”两个方面探讨了达到“中”的方法和途径，进而得出“中庸之道”就是修身之道、君子之道、和谐之道这一结论。现将全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孔子智慧”在于“中道” 前几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价值极高！最初公布的第一篇文章被定名为《保训》，李学勤先生首先认定这是周文王临终时训诫太子的“遗言”，这位太子就是周武王姬发。人们惊奇地发现，周文王临终时谆谆嘱托的竟然就是一个“中”字。他要求了解民情、了解人生，深入社会、认识社会，从而准确把握矛盾，尽量处事以“中”。显然，孔子儒家的“中道”哲学与《保训》里的“中”一脉相承。这引起人们对于孔子“中道”哲学的重新思考。 周文王如此重视“中”，而且这一文献属于战国时期，它一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正是如此，《逸周书·五权解》记载，武王临终时，同样希望儿子尽力做到“中”。于是，他对辅佐成王的周公说：“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要他勤勤恳恳，力求避免政治上出现偏失。武王还强调，希望儿子“克中无苗”。“苗”通“谬”，即谬误、偏失。意思是尽力做到适中无邪，以“保”成王在位。武王接着说：“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既要“保”其在位，又要“长”其于位，使他在王位上尽快成长起来。那么，怎么成长？就是要“维中是以”，“以”的意思是“用”，即维中是用。 文王、武王以后，周人认真遵行了“中”的思想。西周时期，“中道”思想很受重视。西周职官中有“师氏”，具体职掌邦国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或礼制，以之教育后代。《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郑玄注：“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符合礼的为“中”，否则就不是“中”，就是“失”。师氏具体掌握邦国中符合礼和不符合礼的故事，用以教育国中子弟，凡国中的贵游子弟都参加学习。原来，西周时期是以“中”来教育国中子弟。 周人重视“中道”，是因为他们以“中道”为“人道”。《逸周书·武顺解》有一个重要论述，反映了那时人们的观念：“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他们认为，天之道以左为尊，日月都是东升西落：地之道以右为尊，河川都是自东向西入海；人事的规律是以中正为上，所以耳目要顺从于心。人道尚“中”，就像“日月西移”“水道东流”那样，自然而然，理当如此。所谓“耳目役心”，就是“耳目役于心”，这是说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信息，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逸周书·武顺解》还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这里的“礼”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朴素的“人道”主张将“天”“地”“人”合观，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没有孤立看待人的问题。从中还看出，这个“人道”之“中”，其标准就是“礼”。 周代重视“中道”，是接受了尧舜以来的思想成果。在《保训》的叙述中，既说到了尧舜，也说到了商朝的先人以至商汤，这些都可以得到其他相关文献材料的印证。 据整理者介绍，“清华简”的时代在战国中期偏晚。这些珍贵的早期文献记载的早期历史，同样也让我们透过中国学术史上的种种讨论，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民族“先圣”“先王”思考“中”的历史。唐宋时期，思想家们说的“道统”便是“中道”的传承统绪。从尧舜时代到西周时期的文王、武王，这个“道统”传承直接影响了孔子的学说，直到子思作《中庸》，将孔子儒家的中庸思想记录下来。《中庸》所包含的，实际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成果。 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述而不作”，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集上古历史文化之大成，站在历史的高端上系统凝练提升。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集中在孔子的手里”，孔子所继承的前人成果，其精髓恐怕应该就是“中道”思想。 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交流中，曾经有人（如林语堂）向西方介绍“孔子的智慧”。1988年1月，“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75位参会者（包括52名科学家）经过四天讨论得出重要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提出这一结论的是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不论阿尔文博士对孔子儒学了解多少，但孔子儒家的社会主张、政治理想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向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希望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互相关爱，尽力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尽力做到“泛爱众”。孔子相信“道不远人”，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伦理学说，孔子往往从浅近的道理出发。有人认为孔子“只有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其实，正如中国的《周易》不太容易读懂那样，真正读懂孔子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有现代西方学者经过比较后说道：“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又说：“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简单的。也许你不会马上就喜欢它，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比人们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来源于他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历史给了孔子一个制高点，在他的时代，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仁德，也没有人比他更博学、更睿智。他与常人所不同的，就在于他立足更高，所见更远。他思考人性、思考人道，同时也思考天地之道，他整体、系统而动态地观察世界。从他敬仰的“先圣”“先王”那里，他看到了“允执其中”，看到了“中道”。通过继承、凝练与提升，孔子达到了他认识世界的最高境界。不理解“中庸”，就难以真正了解孔子。 孔子思想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孔子思想产生之初，他关注最多的应该是“礼”，即周礼。孔子名声日隆，从学弟子众多，都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时期，孔子谈论最多的也是周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怎样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后来，孔子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到处推行自己“礼”的政治主张，企图改造社会，但处处碰壁，遂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于是，他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关系，孔子“仁”的学说得到了充分拓展和完善。进入“知命”之年以后，孔子的人生境界继续提高，逐渐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而喜《易》，作《易传》，对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阐发，他“中庸”的方法论观点也臻于成熟。 “礼”与“刑”的“中道”哲学 对于“中庸”，历代学者都做出过很多解释。“中庸”十分神奇，也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十分简单，因为“中庸”就是“执中”、就是“用中”。无论从《易经》，还是借助新出土的地下文献（即郭店楚简《五行》），都证明“庸”在先秦时与“用”相通，“中庸”即“用中”。用中就是“用心”，按照《礼记·中庸》的思想，用心之道就是“诚”，所谓“至诚”，所谓“诚外无物”，就是“用中”之道。 宋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庸”的解说越来越复杂，让人如坠云里雾里。近代以来，大家都误认为“中庸”就是调和，就是“和稀泥”，甚至就是“没原则”，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中庸”绝不是简单的“调和”，也不是简单的“折中”。难怪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仔细思考这些话，就能觉察出“中庸”的分量。 我认为，“中庸”这一概念的意思，东汉学者郑玄已经讲清楚了。他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也就是“用”。《中庸》通篇所讲都是如何把握中道，如何在实际中使用“中”。 作为概念，“中庸”特别简单，但真正把握“中”道、做到“用中”却并不容易。不难理解，“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中”实际就是在现实中不断纠偏的过程。因此，孔子所说的“时中”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个“中”因时而变，“与时偕行”“与时偕极”。“中”，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一眼看透，它不是数理意义上的“中间”。人在具体行为中对“中”的把握，就好像掌握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一种稳定、一种和谐。不稳定、不和谐，就谈不上发展。所以《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就是和谐，“万物育”就是发展。 宋朝以前孔子故里曲阜孔庙的大门名曰“中和门”，后更名为“大中门”，可以想象宋代人心目中孔子“中道”思想的极其重要地位。孔子的“中道”思想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是一种行为方式，是指导人们的重要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国家治理，“中道”的应用体现在“以礼制中”。西周时期用“中”来教养国中子弟，其实就是教育引导他们“守礼”。同样，人的行为符合“中道”，也就是明理修身，循道而行。《逸周书》说“人道尚中”，同时说“人道曰礼”。礼，自然就是事物的道理，正如《孔子家语》中说的：“礼也者，理也”，《礼记·礼器》也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把握“人道”，就应该了解事物的本质，了解社会和人生的发展规律。不然，要做到“中”，也只是空想。 人们要守礼、要修身，就是需要把握好行为的尺度和原则。如儒家特别提倡敬、恭、勇，这些都是优良的品质，值得提倡，但也不能简单化。孔子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敬，做过了头，就流于粗野；恭，做过了头，就流于奉承或者谄媚；勇，做过了头，就流于忤逆。所以，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 以礼制中，就是以“礼”（即“理”）为行为准则，做事遵从客观规律。把握好这一方法，就要“不过”，也不要“不及”；要不偏不倚，不保守，不冒进。例如“信”与“恭”，孔子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人生境界高的人，不会像“硁硁然小人”，而应像孟子所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又如“和”，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和”。这也是“中”的要求。 每一个人刚出生时都天真无邪。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认知。在外物的诱导下，“好”与“恶”的情感产生了。人被外物所“化”往往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是这样，“好”与“恶”的情感就应该有所节制，不然就会滑向危险的边缘。这个“节”能够作为人“情欲”与“天理”之间的平衡，以防止“人化于物”，防止“灭天理而穷人欲”，避免产生人间的罪恶。这个“节”就是“礼”，处理得当，就做到了“中”。 孔子儒家思索人性，思索“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其中心的思想应该正是为人处世之“中”的问题，这也是儒学的核心议题。他要求人们关注“人情”与“人义”，研究“人心”和“道心”，思考“人欲”和“天理”。孔子向往社会的和谐与“大同”状态，他深信，只要人们正心修身，放大“善性”，秉顺理性，循道而行，社会就不难达至“至善”之境。 为了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孔子还强调“以刑教中”。所谓“以刑教中”，不是指单纯的强制性的以刑罚强迫人们遵守“中道”的要求。正如政治治理中“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一样，“以刑教中”还具有树立典型、正确引导的意义，而且这应该是“中道”方法教育中重要的方面。 西周时期，“以刑教中”是“大司徒”社会教化手段的“十二教”之一。这时期的“以刑教中”，是通过刑罚判决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但绝不仅如此，因为周代的教化系统比较完备。《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太宰”一职，其具体职掌是“建邦之六典”，用来辅佐王者治理天下邦国。所谓“六典”，其中有“刑典”，其表述为“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太宰怎样“刑百官”？许多注释、翻译都径直理解为“惩罚恶吏”“惩罚不法官吏”等。其实，《周礼》刑典的“刑”应该与“型”相通，有法式、典范、榜样的意义，强调的是对百官的管理，即为政者的表率作用，以此进行社会人心教化。 孔子的认识与之完全一致。在他看来，对百官应“以礼御其心”，“属之以廉耻之节”，树立法式和典范。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如果社会没有正气，礼乐不兴，那么刑罚就很难做到公正，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从谈起。 “中庸之道”是和谐之道 从实质上讲，“中庸之道”就是修身之道，也是君子之道。孔子主张仁政德治，他教育弟子，非常强调个人修养，教以诗书，导以孝悌，用仁义礼乐加以引导和启示，以成就道义、德行。这是人具体的修行方式与途径。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里对外界的正常反应是喜怒哀乐，这是人情之“中”；其表达时有度有节，其结果被称作“和”。人都有喜怒哀乐之类的情绪，这些情绪是对外部事物的正常反应。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反应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便是“率性”之“道”，这正如《尚书·盘庚》中所说：“各设中于乃心”。人心里面的那个“中”，是人正常的情绪与心境，它的正常、适度、有节的表达，才会得到“和”的结果。而人“发而中节”，决定于心里的那个“中”。没有“中”，就没有“和”。 人生的和谐体现在“中庸”或者“时中”的认识境界中。人之执中，首先应当“知中”。《易·乾·爻辞》“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传统上，认为“终日乾乾”是终日戒慎恐惧，自强不息。“夕惕若厉”，到了晚上还是心怀忧惕，不敢有一点的松懈。人们通常认为这里是说人应当有“忧患意识”，这样理解《周易》并不准确。实际上，“夕惕若厉”的“惕”，帛书《易传》作“沂”，“沂”本作“析”。衣、析、惕，意义相同，本义为解除，引申有安闲休息义。《乾》“九三”爻辞强调的是一个“时”字，要求君子要因时行止。所以《淮南子·人间训》认为：“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孔子解释得好，他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析），虽危无咎矣。”人生贵在正确对待升迁进退，因为“上下无常”“进退无恒”，重要的是不断“进德修业”，关键的时候才能“及时”，抓住机遇。 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时候，人的行为未必合宜，未必适当。按照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取向，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用道德教化人心，其次则是以政治引导人民。但政教不是万能的，它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适用，也有的人“化之弗变，导之弗从”，其行为伤义败俗，负面影响很大，对这些人就只能“用刑”，采取强硬措施。这种“伤义败俗”者的惩罚，是对社会扭曲行为的矫正，也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刚性引导。这是从特殊的角度，告诉人们什么是“中”，什么样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范。 中庸之道作为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其基本点在于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君子人格的人，其理论的基础在于人道应当符合天道，将天人合一，尽心知性知天，做到将人的理性与情感统一起来，完善自己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进而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 中庸是人生和谐之道，也是世界和谐之道。人生和谐的追求需要以“义”为准则，国家的、天下的和谐同样如此。“中和”之境的“和谐”不是暂时的，它建立在“礼”的牢固基础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儒家既主张“以和为贵”，同时又强调“以礼节和”。礼贵得“中”，知有所“节”则知所“中”，能得中庸之常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和”都极其重要。 要保持“和”，重要的是守礼、有道，遵循共同的行为准则。人有恒心，坚守德行，才能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能坚持自己的德行，一味追求和别人保持一致，而不讲求原则，就很难与他人保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这同样既是人生和谐之道，也是世界和谐之道。 中国要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这实际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与孔子的“中道”哲学存在着显著的契合。外交是一个道德选择困难的领域，但也是一个道德选择适宜的领域。道义因素是外交的重要维度，而现在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其价值观，还没有摆脱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而探讨符合天道正义的国际宪政规则显得十分必要。在诸多思想资源中，也许儒家的相关资源最为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