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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人们能够改变生物自然进化的节奏，通过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对生命技术进行操作。现代生物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福祉的同时，也打开了包含灾难和瘟疫在内的“潘多拉的魔盒”——生物安全进入当代国际视野，成为诱发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重大战略问题。既要发展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因噎废食、被动防御，技术能力的非对称状态带来的风险更大），同时又要时刻关注将可能产生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最大困境之一。 尽管国际上对“生物安全”还没有统一定义（泛指防控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人类遗传、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及环境所产生的危害和潜在风险），但象“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生物防御”“生物国防”“生物疆域”等术语已经进入学界乃至国家安全政策。近年来，中国陆续签订《生物安全议定书》等国际条约，全国人大、国务院和部委制定相关生物安全政策，国家《生物安全法》（草案）于2019年10月21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生物安全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所以初步取得阶段性成效，主要依赖于我们举国体制的动员优势，一定程度弥补了短板。 疫情中，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的巨大损伤、沉痛代价，无时不在警醒着我们，我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依然问题突出。风险检测预警遇到巨大挑战，认识方面、政策法规方面、技术能力方面都存在诸多不适应，生物安全防御严重不足。生物安全是国家生命工程，涉及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权力与保障；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对我国发展尤为重要，攸关国民生命健康、民族复兴，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刻不容缓。 从顶层设计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及基本原则。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物安全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宣示和提升，体现了“国家意志”，有利于从顶层整合各方资源，打破条块分割，改变部门交叉可能带来的效率低下甚至相互推诿等现象。在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上要“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的基本原则。 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生物病毒，在还没有完全认识其“面目”之前，其传播、扩散就是无序的，局部甚至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但人们却不能以“无序”应对“无序”，双重的混乱或许造成整个社会大动荡。以“法”的强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处理常规和特殊变通亦大体有章可循，在非常时期、应急情况下从容镇定，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加快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法律制度上筑牢生物安全的“坚实底线”，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显得极为紧迫。 从“系统集成”上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必须着眼于“系统规划”。除了法规、制度体系之外，物质的“硬件”技术十分关键。“检测”不过关，“研究”不出来，被动应战，损失就可能极其惨重。由于涉及生命安康，生物科技要提早布局部署。平时物资、人才乃至经费、装备等方面的“储备”非常必要。此外，生物安全十分复杂，囊括了“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横通自然、人文、社会、心理诸领域，公众知晓权的背后是相关知识教育的普及。引导不当甚或“误导”，会造成谣言四起、民众恐慌的局面。在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专门学习培训，避免由“无知”带来的决策失误，提高自觉应对生物安全的施政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