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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鲍鹏山教授在参加由孔子研究院主办的孟夏儒学会讲之际接受了孔子学院编辑部黄星的专访整理。 黄星（以下简称黄）： 尊敬的鲍老师，您好！十分感谢您能接受敝刊的专访。您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在传统文化传播推广领域也贡献卓越。 您不仅出版了《寂寞圣哲》《论语导读》《风流去》《先秦诸子八大家》《孔子归来》《中国人的心灵》《孔子传》《孔子如来》《鲍鹏山品水浒》等十余部著作； 您在《百家讲坛》《东方大讲坛》《世纪大讲坛》《新杏坛》等栏目的讲座，也深受观众欢迎；您的《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庄子：永恒的乡愁》这两篇文章甚至已入选高中语文教材。 我和编辑部诸同仁都对您十分钦佩！现在我们有几个问题，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鲍鹏山教授（以下简称鲍）：谢谢。 黄：您如此博学多能、著作等身，不知道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作品，能否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呢？ 鲍：实在不敢称是“博学多能”，更不敢称“著作等身”，为什么呢？ 因为我所见识过的师长、朋友、同事们中的很多人都比我学问独到，我自己只是在传播方面做的更多一些，这是一方面。 另外，就著作来说“著作等身”。古人讲“著作等身”，古人写的本来就少，而我们今天的人都写的比较多。国家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参加项目，像国家项目、省部级项目，这些项目每年都要求必须有文章的，所以今天写文章是写的多。一般的学者，写有十几二十本书，都很普遍。我这个贡献并不突出。谢谢！ 黄：您太谦虚了！那您最为满意的是哪些作品呢？ 鲍：我自己最满意的可能有这么几部。一部是我早期完成的《风流去》，是写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如老子、孔子，一直写到谢灵运。这部还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虽然当时写的时候还比较年轻，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还不是很圆融，但是，那也是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包括你之前提到的两篇选入中学课本的文章，也是从那个集子里选出来的，那也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其他的比如《中国人的心灵》《孔子传》也还满意。很多读者喜欢我的《鲍鹏山品水浒》。 黄：虽然您于先秦诸子都多有涉猎，您其实最满意的还是道家吗？ 鲍：也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我自己最尊敬的还是孔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做传统文化研究的，我觉得一个学者应该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孔子，毫无疑问的居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一个做传统文化的学者，在他的心中，也应该把孔子放在这样一个位置。这不仅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感情、感性自然地就导致我会有这样一个选择。 黄：那您从事传统文化推广事业多年，能请您谈一谈您在这其中的心得体会吗？ 鲍：讲到传统文化推广，首先我想要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个推广和传播。我个人觉得，今天看来，国家总体对学术研究还是比较支持的。学术研究的整体氛围，包括环境，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支持都是挺好的。比如说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项目资助，只要你申请到，就会获得资金的支持。 再比如说，如果你能完成项目、完成文章，在职称评定、在学术地位的提高上，也会有相应的体现。现在做研究的环境总体来说还是受鼓励的。所以呢，我一直觉得，中国照这样下去，只要我们不是太着急，将来在学术研究上是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可能是传播。我们不仅仅要有一批学者在高校、在这样一个象牙塔里面、在小范围里面去做这个高精尖的研究，刚才我讲到学术研究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和国家的支持，学术研究环境整体繁荣，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很多学者的那些卓有成见、卓有成就的研究著作，实际上传播的范围很窄。我们绝大多数发表在这些纯粹的、专业的学术研究杂志上的论文，或者是发表出版的专著，它们所面向的读者群体很狭窄，数量很少。 要知道，文化的产品和科技的产品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 如果我在科学技术上有某一个发明创造，有一个发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年前我们的陈景润先生他证明了1+2，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可以说除了他之外，中国没几个人能看懂，但这没有问题，因为科学技术的东西本身就不需要大多数人懂。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家看电视，你不需要知道电视的接收原理是什么，你也不需要会修，你只需要会使用遥控器就可以了。 但是文化和这个不一样，和科学技术不一样，文化是必须通过文明来化人。传统的中国文化、古圣先贤的这些思想、他们的观念，如果在今天不能对广大的、普通的老百姓进行一种教化，使他们文化、文明化，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就是死的，它就变成象牙塔里面的研究，博物馆里的展览。 世界上有很多死的学问，比如像拉丁文典籍研究，它们在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具体的影响了。但是中国文化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十三亿人都是依赖着这种文化生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十三亿人安身立命的依据，那么，作为十三亿人安身立命依据的文化，绝不可能、也绝不可以仅仅是一批学者们在象牙塔里面做这样一种孤独地研究的，它一定要传播出去，让普通人都能从文化中感受到一种召唤，让普通人都能被文化所感召、所感染、所变化，这点很重要。 所以做传播，我觉得在今天，可能比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更加迫切。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当然我们作为学者总是需要研究，因为我们要保证传播的东西的专业性，但是呢，我还是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传播上，包括我写文章，也更多地希望是一个传播式的文章，而不是特别专业的，这样一个高精尖的、在学术期刊上发一两篇论文这样的文章。 你看到我的著作，很多也是这种类型，如《孔子传》《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以及《论语导读》。我给我的著作命名为《论语导读》，“导读”的意思就是导之大众去读，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做一点传播的工作。 黄：那您觉得在传统文化普及与推广方面，我们应该着力解决哪些问题？而且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才能让大众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传统文化的精髓呢？ 鲍：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今天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文化传播的最有效方式是宗教的传播方式，大家信了教了，那么自然就传播出去了。中国的文化呢，原来就没有教会，没有组织，没有宗教仪轨，但是原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有两种方法的。 一个是意识形态，国家用考试的方式，你只有读了传统的经典、读了圣贤之书，然后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够进入国家的管理阶层，这是国家的意志、政权的意志。 还有一种传播方式就是民间的风俗。比如民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没有读过书，但是他的婚丧嫁娶、他的日常生活，都是有一套礼仪的。那么这个婚丧嫁娶、这套礼仪，实际上都是在给他进行一种价值观念上的暗示和熏陶。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传统文化的这种普及做得非常好。读书人，他有更高的素养，就可以读圣贤书；不读书的人，在一个乡村里面生活，乡村的一切都是有规矩的，比如它有祠堂，祠堂里面要祭祖的，家里面还有中堂，天地君亲师，这实际上都是在文化，让他形成一种敬畏，知道在日常生活之外、在物质生活之外，还有一些抽象的东西、有神灵的东西、有让人敬畏的东西。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今天有问题，首先，读书人不读圣贤书了。在中小学，我们的语文教材大多不是圣贤书，而是一些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文章，孩子不读圣贤书。而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那些传统生活习惯也被破除了。还有唯物主义的教育，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你把所有神灵的东西都破除了以后，他的心中就没有敬畏了。 以前老百姓怕天、怕地、怕鬼、怕神、怕祖宗，今天，天地，有什么可怕的？雷鸣电闪都是自然现象。以前人们说，你做坏事的话，会一个雷劈死你，现在老百姓已经不怕了，他就没有怕的了。 老百姓没有敬畏，学者没有向往，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国家要有一些办法。比如说，除了支持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外，传统文化的传播方面，国家是不是也要有相应的政策来做一些支持。包括在我们的教育里面，能够在我们的中小学教材、以及大学的通识课上，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更多地、有体系地通过教育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是国家做得到的。 因为教育本来就是国家在控制，教材也是国家在统编。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国家能在教材、在教育体系里面、在我们的教育内容里面，包括到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教育目标里面，把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多地、更好地、更专业地呈现出来，我想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 黄：所以说，还是应该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相结合，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 鲍：对的。民间力量现在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国家，现在比如说要成立一个书院，它是不合法的，只能用公司的形式来运作。但是一用公司的形式来运作，就会用公司的形式来管理你，比如说工商、税务，还有很多。 所以说，做的人会觉得非常的艰难。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的这些文化企业几乎没有什么赚钱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的。 陈金海（以下简称陈）：您在以前的讲座中，经常提到这么一句话，要构建现在的公民意识。您说在封建社会有两种民，要不是顺民，就是暴民，这两种人比较多，现在要建构一个公民意识。那么，孔子和儒家思想在这个公民意识的建构里面起什么作用？ 鲍：其实好多人对中国文化都有一种误解，比如说中国文化是培养顺民的、培养臣民的，其实这话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中国文化里面有没有这种不好的东西呢？当然有。因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积累实在是太大了，要从中找一些我们今天看来比较糟粕的东西，那太容易了。比如说法家思想，它就是臣民意识、甚至是奴才意识。 但是，孔子、孟子不是这样。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实际上，就君子这一条来说，君子的人格的这种高度已经超过了公民。公民所有的，比如说他有公共意识、守法、权利意识，君子都有。君子除了有这些之外，君子还有各种严格的、对自己的个人德行的要求。 但是我们今天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对一个国家的公民，它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的。一个公民，他只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履行公民的职责、维护公民的权利、适度地关心公共的福祉，这就可以了。这几条在君子那里都有，除此之外，君子还要求自己有德行、要仁义，而我们对现在的公民是没这个要求的，因为道德的要求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君子的要求是强制性的，如果你是君子，你必须这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概念，包括孟子所讲的“大丈夫”人格，它不但没有一点奴性的东西，反而它具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判断、有独立的精神，它都是独立的。然后，它不受制于任何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对人格的这种理想，相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公民意识来说，它实际上是超越了公民意识的，它比公民意识要求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传统文化有关人格建构、人格培养这方面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公民意识建设，意义重大。而且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路径，来建设我们现代的公民和公民社会，没有任何问题。 陈：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方？ 鲍：我们不要总是讲不同，西方人对人的道德要求标准和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是用宗教的方式来加以实现的，他有他的传统。而中国是用中国的方式来加以实现的。 中国的好人和西方的好人的标准是一样的：中国的好人讲诚信，西方的好人也讲诚信；中国的好人心中要有爱，西方的好人心中也要有爱；中国的好人不能太自私、要适度关心别人，西方的好人也是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的是，他是他的文化表述，你是你的文化表述，表述不一样。他用他的词，就像今天讲的，他用的词是“God”，我们用的词是“上帝”。虽然“God”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直接翻译为“上帝”，但是这两个词汇在功能上、在文化的意义上，它们确实是相近的。所以，我们不能讲跟西方不一样，我们要更多地讲一样。 实际上，没有文明的冲突，只有文明和野蛮的冲突。文明和文明之间只有融合，没有什么冲突。如果有冲突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文明的问题。比如说美国和伊拉克、美国和利比亚的冲突就不是文明的冲突。恐怖分子轰炸美国大楼，在全世界制造爆炸，包括在中国新疆等地制造爆炸，如果它也算文明，那我们还必须加以尊重喽？ 我们不能用“不同”来掩盖“不如”，你本来是不如他，不可以说“我只是和你不同，不是不如”，不能这样讲。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一个苹果和一个梨是不同，但是苹果手机和以前的老式手机大哥大，那就不是不同，而是不如，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到文明、讲到西方、讲到中国文化，不要总是抱残守缺，我们弘扬中国的文化不是为了抵抗西方的文化，我们要更有开放性、更有现代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好的，“和公民意识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就是试图使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君子”“大丈夫”这些人格理想更有现代性，它们“现代性”的表述就是“公民”。 （注：图片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