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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经学是从两汉到明清时期中国学问的大宗。汉代治经，注重章句学；清代治经，注重考据学。清代考据学自诩为汉学，其实是与东汉学近而与西汉学远。章句学在西汉臻于全盛，到东汉由盛转衰，但仍占据官学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①章句学在对经典文本的整体理解与把握上卓有成效，即使在各种传世的经典文本的章句梳理工作早已全部完成的情况下，章句学仍然不宜束之高阁，因为还有一些篇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章句问题，需要重新审视乃至返工解决，《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就是其中的一例。 一 章句学，简单地说，是对经典文本的篇、章、节、句的梳理分析及意义诠释。最初，经典文本大多通篇写在竹简、缣帛或木片上，不分篇章，没有标点，读起来十分吃力。因此，治经的基础性工作，首先是分析篇章，标明句读，然后再做一番意义诠释。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不易。每一部经典，大概都经过了几代人的疏通章句的工作，才使其明白可读。我们今天读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即使如此，经典文本中的章句问题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就存在着明显的章句问题。按照汉代经学家的章句分析，该章计27字，全文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历代学人对于此章的讨论，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分章，一是文字训释。关于分章，清代学者毛奇龄、江永认为，汉代经学家的分析有误，从“主忠信”以下，应另分为一章，汉儒错在将两章合为一章。②现代学者黄怀信先生在《论语新校释》中，将“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单独列为《学而》篇的第七章，而将“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从该章中删去，理由是这些文字重复见于《论语·子罕》篇，在此属于衍文；③而在《论语汇校集释》中，又恢复了汉儒的分章法。④历经两千余年的研讨，至今连《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的分章问题都不能敲定。治经之难，可见一斑。 问题不止如此。在我看来，此章还有一个句读问题。以比较通行的朱熹《论语集注》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例，此章的句读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表示为：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⑤ 句读与分章一样，直接关系到对原文的理解。按照以上标注的句读，此章有四层意思。问题在于，这四层意思有何内在的关联？正因为怀疑这四层意思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毛奇龄、江永、黄怀信等人才觉得这里的分章有问题。 总之，关于此章的理解，第一步是分析章节的问题，第二步是句读的问题，第三步是文字训释的问题。这三个步骤的问题予以解决，才能获得关于此章的正确理解。这三个步骤，可以简化表示为：章—句—字，这正是汉代章句学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两汉经学家对此心领神会，熟练掌握。比较而言，西汉经学家似乎偏重于前两步，善于从寻章摘句中探求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东汉经学家则偏重于后两步，主要从鲁鱼亥豕的文字辨析、草木鱼虫的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比较考释上，弄通经典原文原意。⑥西汉章句学重义理不忘训诂，东汉章句学重训诂不忘义理，都能做到义理与训诂兼顾。 清代学者治经以考据见长，自以为是继承了汉学，且是汉学的发扬光大。⑦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学术路径，是从语言文字开始起步的，把经典文本的语言文字看做登高的阶梯、渡河的舟楫，认为必须从语言的音韵、文字的训诂入手，明其字义，通其词意，才有可能弄明白经文所表达的圣人之道。认为不知文字、音韵、训诂，不能治经；知文字、音韵、训诂而轻视之，不能通经；不通经，即不能明道。而在治经实践中，他们却又往往徘徊在文字、音韵、训诂之间，久而久之形成错觉，以为学问即在于考据，而忘记了发明义理乃是更重要的学问。其实，清代汉学家这种专心致志于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学，与汉代的章句学相去甚远。第一，汉代章句学是章—句—字三步并重，清代考据学却偏重于最后一步，着重在字、词上下工夫。第二，汉代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由大及小，步步深入；清代考据学反其道而行之，诠释的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即从组成文本的最小单位——字开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⑧。问题是，越过了句，越过了章，由字词直接明道，有多大的可靠性？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仅有12字，对于此章的理解，难点不在字词，而在句读。此章的句读，有人搞文字游戏，列出了十几种，这里仅举最常见的两种： (1)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望而知，两种句读，两种读法，含义截然相反：第一种句读有愚民的嫌疑，第二种句读全然没有愚民的嫌疑。句读直接关系对文本的理解，而清代汉学家却忽略了，直到康有为才指出了问题所在。 清代汉学家借以自骄、且以骄人的，是其考据工夫和考据成就，而他们的考据工作大半集中在由文字辨释、语言声韵、名物训诂等所谓“小学”范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的确超越了汉代。可是，“小学”只是经学的支裔流亚，戴震所说的“明道”才是经学的根本宗旨。就治经的目的在于“明道”而言，清代汉学家所标榜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字—词—道的程序与方法，不如汉代经学家的章—句—字的程序与方法更为有效，他们的考据学也不如汉代的章句学更为高明。 二 我们有理由回到汉代的章句学，按照章句学的程序与方法，来审视“君子不重则不威”章。第一步是分析章节的问题。 分章与句读一样，直接关系到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为汉代经学家所重视。分章的学理依据是，一个经典文本构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亦相对完整的意义表达的单元，汉代经学家将此单元称之为章。⑨每一章所表达的意义，往往由几个层次的意思所组成，一层意思用一节来表示。这就是章之下的节。《论语》是语录体，全书似乎没有一个意义表达的逻辑结构，⑩一段语录，或者一个片断的记事，即构成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单元。了解并掌握了每一个单元的意义，融会贯通，就会对《论语》全书的思想宗旨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分章在《论语》文本的理解上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审视“君子不重则不威”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此章是否构成《论语》文本的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单元？这是此章能否成立的基本依据。如果是，则又如何解释此章四节彼此疏离的问题，以及“主忠信”以下三节重见于《论语·子罕》篇的问题。在汉代经学家看来，此章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单元，并无问题。我们不妨认可和接受这一说法，并推测这一说法的根据，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此章是孔子一次言谈的完整的真实的记录，自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另一种情况是，此章是孔子在不同时间、场合言谈的记录，共有四个片断，散见于不同弟子的记录，是《论语》的编纂者将这四个片断归拢、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章。大概由于竹简错乱或者重复抄写的缘故，编纂者又将“主忠信”以下三个片断重复置于《子罕》篇。第一种情况表明，此章在孔子那里就构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第二种情况表明，此章只是在《论语》的编纂者那里，才构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哪种情况更接近于真实。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此章可以作为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来看。况且，即使是第二种情况，《论语》的编纂者去孔子未远，其对于《论语》文本的理解应该最为近真。 既然“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可以独立成章，可以视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那又如何看待此章四节内容不连贯的问题？这牵涉对此章的整体把握与理解的问题。持之有据的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提供一个言之成理的思路，即：此章是孔子针对君子而言的(11)，是孔子关于君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的言说。孔子并没有给出做君子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而是采取了列举法，简单地列举了四条，分别代表了从四个视角或四个方面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具体来说，在此章中，君子是孔子言说的中心，围绕着君子，孔子从不同的视角、方面提出要求： (1)“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是从个人修养和学习的方面提出的教导。君子要自重，自重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能有威严；此外，还要加强学习。学习使人知识广博，不至于闭塞固陋。 (2)“主忠信”，即坚持忠信的原则，这是从道德方面提出的要求。在道德方面，孔子为什么只提“忠信”而不及其他，估计很可能与孔子讲“主忠信”的语境有关。此语境今已不得而知。 (3)“无友不如己者”，这是从交友、择友方面说的。儒家一向重视朋友关系，将其列为“五伦”(12)之一。孔子多次提及朋友，《论语》首篇首章即记载了孔子一句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认为，与朋友交往首先要坚持诚信的原则，其次是有所选择，“无友不如己者”。与贤于自己的人交朋友，一则“见贤思齐”，二则能够得到指导和帮助，有利于提升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无友不如己者”(13)。 (4)“过则勿惮改”，这是从迁善改过的方面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不怕犯错误，怕的是犯了错误，文过饰非，坚持不改。所以，孔子指出：犯了错误就不怕改正，以此作为君子应有的特点和优点。 本来，以君子为中心，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条件和要求，可是，孔子只提出了这四条；也有可能孔子提出了若干条，但被记录下来的只有这四条。总之，这四条是孔子针对君子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如此理解，全章作为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就完全可以成立了。 第二步是句读问题。对全章的意义有一个正确而透彻的理解，这是解决句读问题的前提所在。弄懂了，读通了，句读自然不成其为问题。所以，“先立乎其大”(《孟子·告子上》)，由大及小，是章句学遵循的程序或步骤。此章的句读，按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应该标注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杨伯峻《论语译注》对于此章意义的理解，与笔者相同，但是，在句读上却有差异。杨伯峻的句读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如此句读、标点，对于理解全章意义似有困难，杨伯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注释中特别说明：“君子——这一词一直贯串到末尾。”如果不做交代，恐怕读者很难想象到君子一词贯串全章各节，直至末尾。而且，杨伯峻用了四个句号，将全章分为四节，一节一层意思。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四节彼此独立，相互间没有关联。 三 章、句已明，剩下的就是第三步，有关文字的训释了。第三步的文字训释对于理解全章意义来说，已是无关宏旨，但是，却有关细节。细节不可小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慎。此章的文字训释，历经两千余年的研究，应该解决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只有几例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1)“重”与“威”。已有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人的外在表现，比如，把“重”解释成言行的慎重、容貌的严肃、举止的庄重、衣冠的整齐以及为人的厚重，等等(14)。与“重”相对应的“威”，也被解释为外表外貌上的威严、威仪。这类解释固然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但是，细察之下，又觉得从外在表现的“重”说到外表外貌的“威”，总是感觉在表面上转来转去，未能深入一步。 我认为，“重”应指自重。自重，是在人格上自己看重自己。自重是内在的。有了内在的自重，由内至外表现出来，就是衣冠、容貌、言语、举止的守正持重。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人重之而后有威严。同理，人不自重而后人不重之，人不重之而后无威严。这应当是“不重则不威”的正解。 关于“威”，孔子有一个解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请注意孔子用了“望”这个字眼，意思是说，“威”是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威严。这种威严，不限于外表外貌，而是从内到外综合透露出来的威严气象。孟子看人，不看其外表外貌，而是望其气象，如见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是指其没有人君的气象。人有不同的气象，威严即其一。威严气象是内外的综合表现，仅从外表外貌来看威严气象是不够的。 (2)“学则不固”。首先解决此句与前句“不重则不威”的关系问题。从朱熹、杨伯峻等人的解释看，他们实际上将“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看做一句，认为“不重”一因两果，既导致“不威”，也导致“学则不固”。此说大误。我认为，“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两个并列句，“不重则不威”指为人而言，“学则不固”指为学而言。为人与为学是两回事，二者并没有内在的必然关联。萧纲早已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15)朱熹、杨伯峻等人的解释，千虑一失，应予纠正。 然后再来看文字训释。此句的难点在“固”字，考查以往的训释，“固”有两解：第一，以“固”为固陋，指见识浅薄，闭塞固陋；第二，以“固”为坚固，指为学根柢扎实，基础牢固。 若取第一种解释，“学则不固”，指为学能够增长见识，解除闭塞固陋。这是通顺明白的解释。 若取第二种解释，“学则不固”，直译似乎扞格不通，必须给予迂回曲折的解释才能说得通。比如，朱熹是将“不重则不威”与“学则不固”连接起来解释，说：“重，厚重。威，威严。固，坚固也。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厚重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也。”(《四书章句集注》)，为人不厚重与所学不坚固，有何必然联系？实在让人费解。朱熹将“学”解作“所学”，也不如解作“为学”更为恰当。黄怀信教授亦解“固”为坚固，但他认为“学与重不重无涉，蔽固或学不坚固与威不威无关”(16)，所以他绕开朱熹，另辟蹊径，认为此句前脱“不”字，“学则不固”应为“不学则不固”，于是他将“学则不固”解释为“不学习就不坚固”(17)。这显然属于增字解经，应该特别谨慎。 (3)“主忠信”。看似明白易晓，实则歧见不少。关键在于“忠信”是指忠信之人，还是指忠信之德。如果是指忠信之人，则“主忠信”可以与下面的“无友不如己者”并为一节，意思是说，亲近忠信之人，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焦循、俞樾等人坚持这种看法。如果是指忠信之德，则“主忠信”与“无友不如己者”是两节，一节讲道德，一节讲交友、择友。皇侃、朱熹等人有此主张。两说俱通，哪一说更为合理？我认为是后者，理由是，将“主忠信”解为坚持忠信之德，有《论语》内证的支持。据《论语·颜渊》记载，子张向孔子请教何为“崇德”，孔子指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此“忠信”指道德，彼“忠信”亦应指道德。 四 运用章句学梳理分析《论语》“不重则不威”章，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重新发现章句学的价值；一方面是的确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笔者笨拙，试图解决问题却出乎预期。同一技艺，大匠为之神乎其技，拙工为之滥乎其艺，人们不为拙工而废弃技艺。章句学的学理精髓，在于“先立乎其大”，善于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然后，高屋建瓴，从整体出发，了解并把握整体之下的若干组成部分，如同章句学的章—句—字的程序与方法所展示的那样。这是我们应当记取并加以熟练运用的治学方法。 章句学在经学草创时期特别适用，因为特别适用而很快走上全盛。经学草创时期，是各种经典文本的大发现、大汇合、大整理、大诠释的时代。而各种经典文本的最初整理与诠释，会自然遵循章句学指示的路径，首先了解并把握其篇章布局，然后经由句读，读通读懂经典文本。这完全是不期而然的路径选择。经学草创时期约与西汉同步，到了西汉末年，章句学发展至烂熟，运用章句学梳理分析经典文本的篇章结构及句读工作，一代又一代，该做的和能做的几乎都做了，并且不知做过多少遍了。在第一、二步工作似乎“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经学发生了一次转向，由章句分析转向名物训詀。其实，这是汉代章句学的内部转向，即工作重点由第一、二步转向第三步。了解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我们今天必须清醒地认识章句学实际应用的限度，那些在经典文本中的章句分析已经得到圆满解决的地方，不必再逞其能，画蛇添足。至于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正是章句学的“英雄用武之地”。 章句学三步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了解经典文本所记载的作者的“本言”，即作者在此究竟说了什么。这是经典诠释学的基础性工作。章句学还要进一步发明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即作者隐含于文本之中的言外之意和一些题中应有之义，西汉经学家善于从寻章摘句中发明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即属此类。一般而言，章句学进展至“微言”这一步，不再向前；然而，汉代经学家，特别是治《春秋》公羊学的一派，却能继续探索前进，他们不仅乐于发明经典文本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进一步追问、寻求其题外应有之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题中和题外应有之义的阐发上间附己意，以“参言”的方式参与了经典文本的意义创造。此犹不足，更有甚者，受经典文本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题外应有之义的综合启发，诠释者有所领悟，感觉必欲替作者说出一些什么，于是产生了代圣贤立言的冲动。代圣贤立言，其实是自己立言。“立言”是经典诠释学的最高阶段。立言者以我为主，六经皆为我注脚，其所立之言超出了经典文本的“固有”与“应有”之义，扬之高，凿之深，却又不偏离经典文本的学理逻辑，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创造。 “本言”、“微言”、“参言”、“立言”，在我看来，是经典诠释学循序渐进的四个阶段。“本言”、“微言”属于章句学的范畴，“参言”跨在章句学的边界上，“立言”则超出了章句学的边界。笔者关于“君子不重则不威”章的分析讨论，只属于“本言”阶段的工作。“本言”治之未洽，无暇他顾；由“本言”拾级而上，愿俟诸高明。 (责任编辑：admin) |